擬索償警 逼交代開槍理據 獨眼教師不懷恨 換傷者身分助人 陳柔雅

周日人物 : 擬索償警 逼交代開槍理據 

獨眼教師不懷恨 換傷者身分助人

陳柔雅 (明報記者)   08/12/2019

    定睛在試卷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兩影重疊，幻光中帶灰濛，29歲的中學教師楊子俊(Raymond)為右眼戴上遮光罩，疊影才消散。6月12日，大批人湧至金鐘要求撤回修訂《逃犯條例》，Raymond疑遭射傷右眼，事隔半年右眼僅餘2.5%視力，抗爭代價遠比想像高，如今回首，他無悔無恨。

    反修例運動由夏至冬，失去眼睛的不止他，有別於最初在意傷勢，他漸漸意會到受傷非個人的事，而是制度問題，需尋求改變。他準備在本月入稟民事索償，冀迫使警方公開開槍決定及武力指引，檢討執法，「我覺得自己在示威多了個身分，除了是參與者，也是傷者，既然已改變不了傷勢，我就思考如何用我的情况幫助更多人」。

「無後悔，做了最正確的事」

    6月12日涉暴動罪被捕的Raymond，10月「踢保」，至今沒被檢控。自受傷後，其右眼黃斑水腫惡化至黃斑裂孔，7月施手術後未能癒合，只餘2.5%視力，已屬失明。「無後悔，當下做了最正確的事，只不過受傷的是我，沒想過如此大代價。」半年前一幕，他說得淡然。

    當日一枚枚催淚彈墜落金鐘，黑壓壓的人潮恐慌四散，多人不適嘔吐。Raymond與他人到前線查看警方行動，自己沒衝擊，防暴警與速龍小隊突然舉槍，黑色物體快速從槍管朝其方向直飛，眼鏡框遭撞擊至扭曲，右眼劇痛流血，胸口亦遭擊中。有市民問他能否拍片，當刻他思緒混雜，既恐懼失明，且擔憂片段成為在場證據，卻覺得要警告市民警方已出動槍械。片段在網上瘋傳，成為標誌一幕。

    4日後，Raymond再踏街頭，置身200萬白衣人海，港人夾道吶喊「沒有暴動，只有暴政」。響徹街頭的叫聲，令他驀然意識到受傷只是運動的一小部分，「不是要集中我的仇恨或什麼，而是怎樣贏這場運動」。

曾因怕被控不索償 見爆眼女感內疚

    他諮詢法律意見後遲遲不敢索償，恐警方加快控告他。直至8月11日，一名女子在尖沙嘴警署外亦疑遭射爆右眼，使他內疚不已，「是否因為我無盡快站出來，令警方繼續肆無忌憚用這些槍械對付示威者與市民？」他決定「豁出去」採取法律行動，同月下旬寄索償信予警方，料本月入稟民事索償。

    他不諱言可能永遠不知誰人開槍，但對涉事警員不懷恨，唯盼訴諸法庭，迫使警方公開開槍決定理據、使用武力及槍械指引，冀可助往後市民檢視警方武力是否合理。他不信任投訴警察課及監警會，故無投訴，「會用自己方式尋求公義，不想浪費時間」。

    其思想有轉化，不着眼個人傷勢，反而將目光放諸整場運動，冀以傷者身分令警方檢討執法，避免再有人受傷。眼見警方武力不斷升級，印尼女記者、爆眼女子等先後疑遭射眼失去部分視力，他曾苦苦詰問自己能否帶來改變，「唯有做得幾多得幾多」。

難長時間專注工作 前路卻清晰

    就算心境再坦然，他仍難迴避受傷對生活的影響。教師工作離不開改簿與用電腦，如今難長時間專注，吃力不已。眼前朦糊，前路卻變清晰，「經過今次，發覺很多事是不長久，你隨時參與社會運動，可以失去隻眼，甚至會死。發覺所有事好無常，要盡力活好每一天」。生活如是，抗爭亦然。

民主派區選大勝 覺可制度內爭取

    抗爭運動歷盡高低跌宕，Raymond曾灰心失意，直至民主派在區議會選舉大勝，他發現原來仍可在制度爭取少許改變，亦深信抗爭不止街頭，要發展各戰線。未來需否流血抗爭，他倒覺得是由政府主宰，因為一切源於政府拒回應訴求，市民看不到希望，「希望當權者明白多少人上街或參與流血衝突，是由他們(政府) 決定」。他深信即使此役告一段落，社會已公民覺醒，隨時再掀起另一場運動。

授課時中立 扮藍絲講相反觀點

    任教中學的Raymond於反修例運動與年輕人同喜同悲。受傷過後，人人知道他「好黃」，學生與舊生放心向他吐真言。有舊生聲援理大示威者時，更與他開設通訊小組報平安。一場抗爭連結師生，但他不無唏噓，「以往是叫他們乖乖讀書，認真學習，如今卻要討論哪些地方安全、哪些裝備較好，其實很心痛」。他總盼年輕人開心成長，奈何政府拒正視問題根源，迫使他們押上前途與青春，流血抗爭。

嘆政府「孤立年輕人令其更激進」

    在大學修讀社會科學的Raymond對教育感興趣，有感能夠助人，畢業後成為教師，如今在中學教通識科。雖然有參與抗爭，但回到課室，他會保持中立持平，更會扮演「藍絲」向學生講述相反觀點，例如解釋為何警隊要在示威中執法。

    前線不乏稚氣未除的抗爭者視死如歸，他形容是「不正常的狀態」，慨嘆政府只用不同方法試圖阻止年輕人上街，卻拒回應民間訴求。與其譴責年輕人掟汽油彈，他認為更應找出問題根源，「只說他們不對，或許只會孤立他們，令他們更激進」。

    半年抗爭未撼動政府，不少年輕人為前路頹喪。他說建設民主社會的路遙，寄語年輕人放遠目光，國際、議會與經濟戰線亦是一途，「街頭抗爭一時可能會輸，不緊要，但保留力量抗爭，不要太着眼一時的失敗」。有人說要放棄年輕人，他說有些人從未擁有，何來放棄，「我永遠都不會放棄年輕人，我的職責就是令年輕一代成為好的一代」。

監警「審視報告」最快1月公開 傾向陳述不判斷

    反修例風波持續半年，監警會負責審視連月來的警民衝突。監警會主席梁定邦稱，撰寫調查報告已進入最後階段，有望本月底提交特首林鄭月娥。據了解，監警會最快明年1月底公開中期報告，對於公眾關注的7．21及8．31事件等，報告暫時傾向只鋪陳事實，監警會不會對警方做法作判斷，交由公眾論斷。

有望月底先交特首

    監警會早前邀請5名國際專家協助審視反修例運動引起的警民衝突。有國際專家小組上月在Twitter上載一份小組聲明，稱監警會「權力及獨立調查能力不足」，認為有必要加強取證能力才可完成臨時報告，又建議下一步需由獨立機構作更全面調查。

梁定邦指國際專家不明局勢

    梁定邦接受《深圳衛視》專訪，對於外界質疑監警會權力不夠、工作效果欠佳，並建議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他表示不認同監警會權力不夠。他說，國際專家小組對當前局勢的了解並不全面，不太明白目前情况，「他們在國際上怎樣做是他們的想法，但對於我們的法律功能來說，我們必須按法律辦事」。他說已告訴專家們，監警會將按照法律辦事，「你的意見多謝了」。

    報道引述梁定邦稱，監警會目前正積極處理約1000宗投訴個案。他指出，首階段研究範圍報告的撰寫已進入最後階段，有望本月底前遞交特首。他認為目前社會停滯不前，盼社會看過監警會報告後，會知道如何彌補不足、社會該如何走。

獸醫研究所爆「布病」 96師生呈陽性反應

獸醫研究所爆「布病」 96師生呈陽性反應

08/12/2019

    中國農業科學院蘭州獸醫研究所近百名師生，近日被曝感染布病 (布魯氏菌病，又名馬耳他熱、波浪熱)，引起關注。甘肅省蘭州市疾控中心昨日 (7日) 通報，截至中午12時，該研究所317名師生有96人呈現血清陽性反應，目前均為隱性感染，無明顯徵狀。6日的通報指，有人感身體不適。專家表示，布病目前無人傳人案例；但有資料顯示治癒後仍可能復發。

    澎湃新聞、《新京報》報道，11月下旬，蘭州獸醫研究所口蹄疫防控技術團隊先後有4名學生呈現布病血清檢驗陽性，隨後陽性報告數量逐漸增加。6日下午，該所組織了部分學生進行布病檢測，有學生透露，「大巴車50多個座位，基本上都坐滿了」。蘭州獸醫研究所診斷中心稱，陽性「跟 (確診) 感染是兩回事」。所方表示，已封閉相關實驗室、實驗動物、動物舍，並在動物實驗室取樣，對疑似感染者用餐餐廳、研究所周邊飯館調查，查找疫源。目前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國家疾控中心等已介入調查。

    該校獸醫專業研究生表示，「對於動物來說，布病最明顯的徵狀就是不懷孕或流產」。此前有傳言稱，學校一個實驗室的實驗小鼠一直不懷孕，隨後，有學生被查出疑似感染，他直言很擔心被傳染，「我們課題組就做布病研究」。而另一名布病抗體呈陽性的學生表示，上周身體出現不適，去醫院檢查。「我平時接觸牛、養、老鼠、兔子等動物比較多，加上目前所裏很多人都感染了這個病，空氣都不乾淨了。」

   國家衛健委官網顯示，布病是《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由布魯氏菌感染引起的一種人畜共患疾病。香港衛生署稱，人感染布魯氏菌主要是直接接觸感染動物的身體組織、血液、胎盤等，或飲用及進食受污染的產品 (未經消毒的奶類、生肉和內臟等)，以及吸入受污染的空氣粒子 (病菌污染環境後能形成氣溶膠)。急性期病例以發熱、乏力、多汗、肌肉、關節疼痛和肝、脾、淋巴結腫大為主要表現。慢性期病例多表現為關節損害等。

    中國疾控中心官網信息稱，布病的臨床表現是多種多樣的，病情輕重差異也較大，男性病例可伴有睾丸炎，女性病例可見卵巢炎。資料顯示，布病治療痊癒後仍可能復發。

金馬獎2019觀影記（二）：一切得來不易 家明

家明雜感：金馬獎2019觀影記（二）：

一切得來不易家明   01/12/2019

    常說，限制逼出創意，挫折逼人長大。

    用這兩句話形容今年金馬獎頒獎典禮，並不為過。

    金馬獎今年有不少變革。首先是典禮不設主持人，碰巧「秉承」了年初奧斯卡獎的做法。金馬獎不請／請不到主持，是礙於時局太敏感。獎項被大陸封殺，主持往往又是娛樂圈最吃得開的人，沒人敢接下擔子是意料中事。反而意料之外的，是當晚典禮因此出奇地好！一來進程順暢，整體相當利落。二來減少了主持人無謂的插科打諢，感覺更體面。

    其次是頒獎的方式。今年即使台灣本土明星，恐怕也有不少婉拒登台。相對去年，頒獎的陣容不算「星光熠熠」（不過到頭來亦不重要）。大會似乎有見及此，特別在「入圍介紹」上更花心思。當晚初看未知，再看才慢慢意會：原來每段「入圍介紹影片」都是專程創造。段段風格不一，背後出自不同人的手筆。影片共二十二段，由設計公司統籌，找二十二名年輕導演構思及拍攝。最有意思的，是另外找二十二位資深電影人配旁白。於是，二十二段，每段不過十五秒的「極短片」創作，就包含兩代影人，深具傳承的意味。

    二十二段片，可在設計公司的網上專頁重溫（在Vimeo搜索「JL Design」即可）。重看發現，資深影人的配音編排周到，比如由李屏賓負責配「最佳攝影」，吳念真配「最佳原著劇本」，杜篤之配「最佳音效」等。拍攝入圍介紹片的年輕導演，有《返校》導演徐漢強（當晚贏得「最佳新導演」獎），今年另一台灣佳片《大餓》的導演謝沛如，電視劇《我們與惡的距離》導演林君陽等。「香港代表」則有陳志發、李駿碩及黃千殷，除此以外還有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他們全部屬於八十到九十後，有些曾參加金馬電影學院，是當今影視圈活躍的新秀。後生可畏，他們當中有人已拍過劇情長片了。

    二十二段片的創作自由一定很高，現在出來洋洋大觀。該十五秒，成為入圍影片最美的點綴。大部分意念極好，譬如「最佳劇情短片」（梁秀紅拍攝，蔡明修配音）以河水湧入大海，寓意創作是積累，短片是長片的鋪墊。「最佳新導演」（呂柏勳拍攝，廖慶松配音）的氣魄雄偉，攝影壯麗。「最佳劇情長片」（林君陽拍攝，李安配音）也極精美，而且道出影片幕前成就，是幕後眾志成城的結果。「最佳導演」（李駿碩拍攝，侯孝賢配音）則強調「景框」。某人（導演）在看框，我們看他，框外有框──是電影的「虛」、「實」辨證；「背影」亦暗暗向楊德昌（《一一》）致意。

自嘲的氣度 幽默的可貴

    最可愛是「最佳改編劇本」入圍片（陳和榆拍攝，小野配音）的十五秒。電腦屏幕上，本來是正在編寫的《臥虎藏龍》劇本，寫到最關鍵的戲劇高潮。玉嬌龍問李慕白：「你要劍還是要我？」李慕白答：「我要……」（《臥虎》本來沒這句）。離奇的是，屏幕突然不停輸入怪碼。畫面拉開，原來有隻花貓睡死在鍵盤上。說不定主人離座、抽煙去了，花貓擅作主張為他「續寫」。貓的懶懶閒睡姿，把頒獎禮現場觀眾逗得會心微笑。

    對了，今年金馬獎典禮最難忘的，體面以外，還有充沛的幽默感。

    我真是對「年度台灣傑出電影工作者」頒獎的安排五體投地。今年得獎的是湯湘竹，台灣著名的電影錄音師、紀錄片導演。金馬獎為湯拍了段紀錄短片，在頒獎給他前播放。湯在片中，自嘲說每次得金馬獎，家人比他還高興。他央求鏡頭背後的導演（聽聲音應是楊力州），送他一個印有金馬徽號的電飯煲（上周提到金馬的副產品極多樣）。導演說沒法子，他自己是替金馬工作很久弄來一台。導演問湯想去哪裏拍，湯說蘭嶼，要從水上冒出來，然後他們真的飛去拍外景。此紀錄短片放到中段，我已聽不清對白，因為全場已經笑聲震院。

    何以有如此自嘲的氣度？很簡單，一切源於自信。真正有信心的人（及民族），才明白幽默可貴。當然，到正式頒獎，湯湘竹上台後，氣氛又回復應有的莊重。湯穿上出道時的戰衣，誠懇地向電影界及家人一一道謝。話說回來，今年的得獎者，不少像湯一樣，在台上致辭，感恩前輩提攜、自己與電影的緣分，好幾次聽得在座的我觸動。大費周章的金馬獎，最後、最重要的，始終是回到「電影」。

導演王童 臨危受命

    念舊，也包括獲得終身成就獎的導演王童。他說自己二十二歲入行電影，做了五十五年。七十多歲的他，仍不忘感謝當年教導的老師。王童是令人敬佩的，他今年臨危受命，在短時間內應允出任評審團主席，同時也是金馬創投的評審。我在台十天，基本上只管看戲，以及出席最後一天的會議、投票及出席頒獎禮。王童卻是看片、創投兩邊走，工作量異常巨大。最後一天，他還得主持評審會議、準備上台領終身成就獎。評獎完後，十七個評審不得離開會議現場，手機已被沒收（大會怕賽果泄漏的多年做法）。在簡單梳妝換衫後，餘下被「軟禁」的時間，王童給我們講拍電影的趣聞軼事。

    今年參與評審滿愉快的，遇到不少好戲。有時連看幾部下來，一下子相當沉重。大熱門《陽光普照》算是眾望所歸，在「最佳電影」及「最佳導演」的討論及投票，幾乎毫無懸念。什麼是好電影呢？固然言人人殊。但一齣戲，看後你對劇中平凡的人物念念不忘，很想知道他們的下落與去向，也許算是某種衡量的標準吧？《陽光普照》宣傳海報上一家四口，以至戲裏的小玉、兇巴巴的蔡頭，都是讓人思念的有血有肉角色。

    聽着《陽光》的原聲唱片，腦裏會浮起人物的身影。我真夠笨，年前看《大佛普拉斯》竟未為意，配樂的林生祥與他的班底這樣棒！《陽光》的主題曲《遠行》曲風、歌詞皆別樹一格：「幸好，我不憂傷，我把憂傷給了風，讓它帶去，黑色的大地……」那晚聽現場版本尤為難忘（林生祥與樂隊將在本周三來港演出，希望到時再聽到《遠行》）。《陽光》是部十分可貴、窩心、值得細味的華語片。它的議題豐富，其中一項，是直指華人社會光怪陸離的教育現象。它有答案麼？當然沒有。我相信編導鍾孟宏也一直在問。感謝在台時影評人詹正德提醒，原來《陽光》一些重要的線索，在鍾2006年的首部長片（紀錄片）《醫生》已見端倪。

    一切留待往後有機會再細談。然而，《陽光普照》這部精彩作品，真的不會在香港正式公映麼？香港有幾十家影院，可以同一時間把數以百計銀幕分給「復仇者」等大片，卻沒半點空間讓給像《陽光普照》般，語重心長的好戲？

    回說上周末的頒獎禮。開場的入圍影片蒙太奇、歌舞劇當時錯過了。原因是要排隊走紅地氈（評審其實真沒必要）。順利進到國父紀念館就座，時間已被耽誤。後來在網上補回，才發現蒙太奇段落及台語歌舞劇，有「時局寄意」，要為獎項打打氣──借用入圍電影片段的對白，重申「記得這一切，有多得來不易」，「但是有一群人並沒有放棄」，「你怎麼做，你怎麼活，就決定了你是誰」。

    而歌舞劇古今對照，則嘗試從歷史回溯自我主體，起用「台語」對白絕非偶然。舞劇初段摘引李行導演的老片《兩相好》（1962）片段，意念承襲入圍大片《返校》。說起來，《兩相好》正好反映出台、港幾十年來電影的緣分。1961年，香港電懋公司拍出賣座的《南北和》，王天林導演。翌年，台灣仿效拍出《兩相好》。無論《南北》或《兩相》，同樣在說不同文化（南北、省籍）的碰撞與融和，家庭中兩代的矛盾。兩片不單幽默雋永，今看仍覺娛樂性豐富，而且又充滿包容器量。

張艾嘉頒獎 全場掌聲

    整晚頒獎禮最驚喜是什麼？張艾嘉出台頒發「最佳男主角」。全場掌聲雷動，觀眾非常意外。連鄰座好些當評審的台灣影圈中人，都說想不到她會現身。金馬獎事前沒公布（有別於其他頒獎嘉賓）；在頒獎後，張故意保持低調，好像沒接受訪問，也沒出席惜別酒會。

    張艾嘉的第一座電影獎項就是金馬獎，多少年來，她提名多不勝數，據說今年她憑《夕霧花園》亦幾乎入圍。她當過金馬獎主持，幾年前更出任金馬執行委員會主席。金馬對她，像家一樣親切。她雖然人在江湖，與中港台影壇千絲萬縷。同一個晚上，她沒有選擇委身去廈門，而是留在台北，為金馬出一臂之力。她的出現，不張揚又得體，分寸拿揑得恰到好處。這位揚眉女子，顯示出電影人應有的風範。

    試問，沒有合適土壤，如何造就金馬台上一個個風雲人物？他們自信滿滿，念舊、承傳，深明什麼才是正道，所以才拍出一部部足以傳世的人文經典。「一切得來不易」，我們做觀眾的，要好好銘記於心。

（金馬獎2019觀影記二之二）

Escaping Hong Kong's Catch 22 Martin Purbrick

Escaping Hong Kong's Catch 22

Martin Purbrick   01/12/2019

    The violence in Hong Kong has become sickening. A 70-year-old man killed by a brick thrown by protesters. A man set on fire after chasing protesters. People in the street beaten up for disagreeing with protester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has been badly damaged, and the Polytechnic University resembled a battleground. How to end the crisis that has led to this violence is the only important question.

    Hong Kong is caught in a "Catch 22" that involves the repetition of violence by protesters and Police. "Catch 22" is a phrase coined by Joseph Heller in his 1961 novel of the same name and refers to a dilemma or difficult situation from which there is no escape because of mutually conflicting or dependant circumstance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have left our city in this Catch 22 because there is no political action to break the cycle of violence between protesters and the Police.

    There are no efforts to de-escalate the violence and no attempt at meaningful dialogue or concessions by the Government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majority of the community. The approach taken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olice is to oppose all political protest, correlate large peaceful protests with the smaller violent protests, and to respond to violence by using Police force. This has not worked, the protests have continued, and the violence has escalated. The Police have used force and the Government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freedoms to respond to (often violent) protesters, which has led to less legitimacy for the Police and the Government. The diminishing legitimacy leads to more protest, more violence, and more use of force by the Police. This cycle of violence has become extreme and led to a massive loss of public confidence in the Police, but also infuriation against violent radical protesters whose actions have undermined the peaceful protests of Hong Kong people.

inRead invented by Teads

    How did we come to this situation? On 12 June, at 7:00am on my way to work, I walked aroun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e and 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 to see how many people would protest. By 7:30am the government complex was surrounded by protesters. The Police were deployed around the complex in large numbers with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looked ready to fight, not talk. The vast majority of the protesters were peaceful and included people singing Cantonese songs as well as Christian hymns. However, there were also a smaller number of young people whose aims were not peaceful. I talked to some young boys and asked what they would do, and they told me that they would "Fight the Police". This shocked me as they were polite, educated, spoke English, but were determined to fight the Police. That day ended in violence as a few hundred protesters attacked the Police, who responded with force against the entire peaceful crowd. From that day events have illustrated the escalating cycle of violence.

    On 14 July, the Police fought running battles with protesters inside the busy New Town Plaza shopping mall, causing fear amongst shoppers and families. The Police have since then repeatedly entered busy shopping malls to chase protesters and in doing so alienated ordinary people. It is contrary to the duty of the Police to protect the public when riot officers enter a busy shopping mall to chase protesters, putting the safety of innocent people at risk.

    On 21 July, white clad villagers and triads attacked people in the Yuen Long MTR station. Although hundreds of emergency calls were made to the Police, no officers arrived until 39 minutes after the attacks started. Two uniform officers left the MTR station during the attacks and did not intervene. Intelligence provided to me is that the attacks were planned over a week before, a large WhatsApp group was used to organise participants, and five separate triad society factions were involved. How did this happen with no Police intervention to prevent the incident? This is a failure of policing, not because of the simple failure to respond but because a planned large triad gathering and attack was not detected and prevented. The failure is in the approach to policing in the New Territories that has allowed triad factions to entrench themselves with influence over village representatives and rural property.

    On 31 August, following large protests, Police officers from the Special Tactical Squad deployed to Prince Edward MTR Station to respond to reports of a man attacking people with a hammer. The Police were filmed beating multiple passengers on a train at the platform, including many people who were not dressed in protest gear. The indiscriminate beatings by fully armed Police officers were of unarmed people who were not resisting. The Police then delayed entry of ambulance officers to the MTR Station platforms and injured people did not reach hospital for several hours. The video recordings of the Police action, and the incompetence in not allowing rapid medical aid, led to conspiracy theories amongst Hong Kong people that the Police had killed protesters and hidden the bodies. Such was the complete loss of public trust in the Police.

    This arbitrary use of tear gas by the Police has failed to break protests but has further alienated large parts of the innocent population. By the end of November, the Police have fired over 9,000 rounds of tear gas during protests. This has been bizarre to watch as almost all of the protesters confronting the Police have been wearing gas masks, and hence the people most affected by tear gas are innocent local residents and bystanders. On 11 November, the Police fired tear gas at protesters in Pedder Street, Central, around midday when thousands of office workers were out for lunch. Tear gas has been fired into an MTR station entrance, into housing estates, and on to pedestrian bridges. The Lancet medical journal published a paper in October stating that:

    "The ongoing situation in Hong Kong calls for a reflection of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ear gas utilisation for crowd and riot control in densely populated urban areas when minimum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provide decontamination guidelines and health protection to bystanders, affected communities, and stakeholders."

    The offence of Unlawful Assembly has been used by the Police to arrest large numbers of protesters who have not engaged in violence. By mid-November, the Police had arrested over 4,400 people for various offences. It is evident from videos of Police arrests that they have had limited success arresting violent protesters (many of whom look strong and fit), but far more success arresting less fit protest participants who cannot run fast when chased! Arresting anyone in the area of a protest for Unlawful Assembly has not solved the key problem of a relatively smaller group of violent radicals who have not been arrested.

    The policing failures of 12 June in Admiralty, of 21 July in Yuen Long, of indiscriminate use of tear gas, and of mass arrests of any participants at political protests, have not stopped protest violence. The use of the Police force to combat people protesting about political issues will result in strategic failure as more people will lose confidence and trust in the Police and the Government.

    The loss of public confidence and trust has been highlighted by the "We Hongkongers" survey of the Hong Kong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Institute (PORI). The survey asked, "There are views in the society saying the Police Force have engaged in unprofessional behaviour such as conducting indiscriminate arrests and going out of control in these few months. How much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is view?" The response was 67 percent of Hong Kong people agreed with this view.

    The Police are in a Catch 22. The Police use force when provoked by violence from protesters because their orders and manuals state that this is what they must do. But use of Police weapons (tear gas, rubber bullets, sponge grenades, water canon) against entire crowds causes political protesters to be incensed by what they see as excessive force and in turn increase their use of violence. The Police are subject to their own rules and orders and cannot change because those rules require that they obey commands. There are two key problems for the Police causing their Catch 22.

    Firstly, the rules of use of force for the Police can only be changed by senior management. The Police are a disciplined organisation and orders come from the top down. For change to come in an organisation, ideas must come from the bottom up, from the creative thinkers in middle management. The US military is an example of a disciplined organisation that went through change in doctrine. Before the invasion of Iraq in 2003, US military strategy was based on the "Powell Doctrine" of use of overwhelming force, but changed to the "Petraeus Doctrine" based on less emphasis of use of force and more on protracted managed conflict. Petraeus left Iraq, where he famously asked journalists "Tell me how this ends", and next oversaw the publication of Field Manual 3-24, "Counterinsurgency", stressing how the US military expected leaders to think as well as fight. The manual included counter-intuitive guidance such as "Sometimes doing nothing is the best reaction." Hong Kong and Iraq are very different situations, but the Hong Kong Police should learn how to encourage creativity in middle management so that strategy and tactics adjust quickly to changing circumstances.

    Secondly, front line Police officers have engaged in violence against anyone in protest areas, and not been subject to effective management control. There is far too much video evidence showing front line Police anti-riot officers using excessive force against anyone they catch. This should have been stopped early in the conflict, but Police management either failed or were unwilling to control their officers. The indiscriminate use of force, often as punishment rather than to arrest, has directly caused the public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Police.

    The state has a monopoly on violence, which means that any other violence is unlawful. However, violence by the agencies of the state, mainly the Police, must also be within the boundaries of the law. This is why the concept of the rule of law is so important. It is obvious that violence from protesters must lead to their arrest as everyone is subject to the law. The rule of law concept means that the ruler also is not above the law, and hence the Police are also subject to prosecution if officers break the law. This accountability is currently missing.

    The only way for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to have trust that both violent protesters as well as the Police are subject to the law is for a Commission of Enquiry to look into all violence during the 2019 protests. It is evident that some protesters have used violence, and this should be investigated and reported by a Commission of Enquiry. It is also evident that the Police have used levels of force that are far beyond the expectations of society, and this must be reviewed. Members of a Commission of Enquiry must be independent from the Government, ideally drawn from the Judiciary.

    Hong Kong people need to know the truth of why there has been such violence, including why the Police have used such force. Only with a Commission of Enquiry can Hong Kong escape from the Catch 22 that now traps us all.


By Martin Purbrick, a former Royal Hong Kong Police officer who served in counter terrorism in Special Branch and triad society research in the Criminal Intelligence Bureau

逃出香港的「軍規22條」窘局 Martin Purbrick

周日話題：Escaping Hong Kong's Catch 22 逃出香港的「軍規22條」窘局

文 : Martin Purbrick (前香港皇家警察，曾任職政治部，負責反恐及刑事情報科的三合會研究等工作)   

譯 : 葉杏麗

01/12/2019

   香港的暴力情况已到了令人惡心的地步。70歲老伯被示威者擲下磚頭致死；男子在追趕示威者後被放火焚身；路人因不同意示威者做法而被毆。中文大學遭嚴重破壞，理工大學更是如同戰場。如何結束導致這些暴力的整場危機，是如今唯一最重要的問題。

    香港已陷入一種示威者和警方都重複行使暴力的「軍規22條」式窘局。「軍規22條」（Catch 22）是約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在其1961年同名小說《第22條軍規》中新創的詞語，意指一個進退維谷或非常棘手的處境，因涉及自相矛盾或互相依存的情况而沒有出路。香港政府不採取政治舉措打破示威者與警察之間的暴力循環 ，也就把我城置於「軍規22條」般的境地。

    政府未有為贏取大多數民心而謀求使暴力降溫，又或致力於有意義的溝通或讓步。政府和警方的取態是一應反對所有政治示威，把大型的和平示威與較小規模的暴力示威扯上關係，並以警隊的武力回應暴力。這做法並沒奏效，只見示威持續、暴力升級。為應對（往往表現暴力的）示威者，警方的做法是使用武力，而政府則實行限制自由，結果削弱了警方和政府的認受性；萎縮的認受性導致更多示威、更多暴力，警隊也就用武更多。這個暴力循環已變得極端，令警方大大喪失公眾信任，而冲蝕了港人和平示威的暴力激進示威者，也受到人們的極度憤怒。

統統武力鎮壓 暴力循環變極端

    我們是如何走到這個局面的呢？6月12日早上7時，我在上班途中走到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大樓一帶，看看有多少示威者。到7時半，示威者已團團包圍着政府大樓。大樓外部署了大批佩有保護裝備的警員，一副準備開打而不是對話的樣子。絕大部分示威者都是和平的，有人在唱廣東話歌和聖詩。然而，也有一班較少數的年輕人志不在和平。我跟一些後生仔談，問他們想做什麼，他們告訴我會「對抗警察」。我很震驚，因為他們很有禮，受過教育，也會說英語，但卻決心要對抗警察。那一天以暴力告終，幾百名示威者攻擊警察，而警察的反應是對所有和平群眾使用武力。由那天開始的事件，其後都成為暴力循環加劇的解說圖。

    7月14日，警方在繁忙的新城市廣場內追擊示威者，在場購物的人、帶着家人的市民都驚恐不已。自此警方屢次進入繁忙商場追捕示威者，因而失去普羅市民的支持。防暴警察進入繁忙商場追捕，令無辜者安全受到威脅，這做法實在與警察保護公眾安全的職責相悖。

白衣打人 事關長期縱容鄉黑

    7月21日，身穿白衣的鄉民和黑社會在元朗西鐵站襲擊市民，數以百計的人急電報警，但直到襲擊開始39分鐘後，才有警員到場；襲擊其間曾有兩名軍裝警員離開西鐵站，對事件不聞不問。我收到的情報消息稱，襲擊早在一周前已策劃，有人設立了一個龐大的WhatsApp群組以組織參與者，當中涉及5個不同的黑社會幫派。警方怎麼可能袖手旁觀，任由事情發生？這是維持治安的失誤，失誤不在於警方沒有即時反應這麼簡單，而是在於未能事先發現將有襲擊並阻止其發生，也在於警方向來維持新界治安的手法，容許了黑幫在鄉間盤踞坐大，成為影響村代表以至鄉村物業的勢力。

    8月31日多區有大型示威，警方接報一名男子在太子站揮舞斧頭，襲擊他人，於是派速龍小隊到場。人們拍到的視頻可見，警員在停靠月台的列車上毆打乘客，包括許多身上並無示威裝備的人。這些全副武裝的警察，無差別地毆打手無寸鐵而毫無反抗的人，事後又阻擋急救人員進入月台，傷者延至幾小時後才送到醫院。警察用武的多段視頻，及其拒讓傷者迅速得到醫療救治的不當做法，令陰謀論浮現民間，稱警察殺了示威者並隱藏屍首。就是這樣，警隊完全失去了公眾信任。

    而警方恣意使用催淚氣體，並未令示威止息，更令其進一步冒犯大部分的無辜百姓。直至11月底，警方在連月示威中施放的催淚彈超過9000發。這看起來是匪夷所思的，因為與警察對峙的示威者幾乎全戴有防毒面具，最受催淚氣體影響的其實是無辜的街坊和旁觀者。11月11日，警方在數以千計中環白領外出午膳的時候，於畢打街向示威者施放催淚彈。催淚氣體還曾被射進地鐵站入口、屋苑、行人天橋。10月醫學期刊《刺血針》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在人口稠密的市區使用催淚彈來控制人群和暴亂，但政府為公眾提供清除殘留污染指引，以及保障旁權者、受影響社區與持份者健康的措施，卻乏善可陳；隨着香港事態持續，人們必須檢討如此做法是否洽當。」

隨意抓弱者 暴力分子卻跑掉

    警方以非法集結罪的名義，拘捕大批沒涉及暴力的示威者。截至11月中，警方引用各式罪名拘捕的總人數超過4400。從一些紀錄拘捕過程的視頻明顯可見，警方拘捕暴力示威者（他們很多看來較強健）的成功率有限，但拘捕那些體格較弱、被追時不能快跑的示威者，卻遠遠較易成功！然而，以非法集結為由在示威區內隨意抓人，並未能解決問題的癥結。關鍵是一班相對小撮而未被捕的暴力激進分子。

    警方6月12日在金鐘和7月21日在元朗維持治安的失誤，警察無差別施放催淚彈、在政治示威中大舉拘捕任何參與者的做法，都無助遏止示威暴力。利用警隊去打擊就着政治議題抗議的民眾，只會帶來策略上的失敗，令更多人失去對警方和政府的信心和信任。

    香港民意研究所倡導的「我們香港人」民意調查，正正突顯了大眾信心信任的凋零。調查問道：「有意見認為警隊幾個月嚟出現咗濫捕、失控等唔專業嘅行為。你有幾贊成或者反對呢個講法？」67%的受訪港人同意這個說法。

    警方現正處於「軍規22條」式的窘况。警員對暴力挑釁的示威者用武，是因為上級命令和警隊手冊都要他們必須這麼做。然而，對着一整群示威者使用警方的武器（催淚彈、橡膠子彈、海綿彈、水炮），卻會觸怒政治示威者；他們看到的是警方過分使用武力，於是也就提升暴力回應。警察受制於自己的守則和指令，是不會改變的，因為那些守則要求他們服從指示。而主要有兩個關鍵問題，導致警方自己掉入「軍規22條」的窘境。

長遠管理衝突不靠鮑威爾主義

    第一個問題是，警員使用武力的守則只能由警方高層修改。警隊是紀律機關，指令由上至下；但要令一個機關迎來轉變，相關構思必須由下而上，由具創意想法的中層管理者提出。美國軍方就是一個紀律機關經歷信條變革的例子。美軍在2003年攻打伊拉克之前的策略建基於「鮑威爾主義」（Powell Doctrine），即用排山倒海的武力打勝仗；但後來美軍改採「彼得雷烏斯主義」（Petraeus Doctrine），放輕武力的使用，而是更側重於長遠管理一場衝突。彼得雷烏斯在伊拉克有一句很出名的話，他問記者：「告訴我，怎麼讓這裏收場？」離開伊拉克之後，他督印了《反叛亂戰地手冊》，強調美軍期望領袖既會思考也會作戰。手冊中有些一反常理的指引，例如「有時毫不作為就是最好的反應」。香港和伊拉克的情况非常不同，但香港警方也應該學習如何鼓勵中層管理者運用創意，好能針對轉變中的情勢，迅速調整策略和戰術。

高層無力或無意阻警員濫暴

    第二個關鍵問題是，前線警員暴力對待示威區內任何人的行為，並未受到管理層的有效控制。實在太多的視頻證據顯示，前線防暴警員使用過分暴力拘捕任何人。這情况應該在衝突的早期就被阻止，但警方高層一是阻止失敗，一是無意控制前線警員。這種往往旨在懲罰而非拘捕的無差別使用武力做法，在在令公眾失卻對警察的信任。

    政權是暴力的專利者，意思是但凡其他人的暴力都是非法的。然而，即使是政權機關（主要是警隊）行使的暴力，也應該在法律範圍之內。這正正是法治觀念那麼重要的原因。顯而易見，示威者使用暴力必須被捕，因為人人都受制於法律。法治觀念的意思是，統治者不會凌駕於法律，因此如果警員犯法，也應該被檢控。但當下的情况卻是失去了這方面的問責。

問責暴力 唯有獨立調查委員會

    要令香港人相信暴力示威者和警察一樣受制於法律，唯一方法就是成立調查委員會，問責在2019年連場示威中的所有暴力事件。很明顯，有部分示威者曾使用暴力，這該由委員會作出調查和提交報告。同樣明顯的是，警方使用的武力程度遠超社會預期，這是必須檢討的。調查委員會的成員必須獨立於政府，最理想的做法是由司法機構人員擔任。

    香港市民需要知道暴力因何發生的真相，包括為什麼警方要使用這些武力。唯有成立調查委員會，方能令香港走出困住我們所有人的「軍規22條」窘局。

刀與歌 楊秀卓

藝術初體驗 : 刀與歌   
文：楊秀卓      圖：天翔

01/12/2019

    美心集團權貴伍婆婆話：「… 我們已經失去了整整兩代年輕人。我會放棄 (這些年輕人了) ，不會再浪費時間去跟他們講甚麼。他們的腦子已不清楚自己應該做甚麼事情」。她歸咎香港沒有搞好國民教育，導致大多數青年人被網上言論洗了腦，種下一股反政府、反體制、反中國的情緒。其實，真心多謝伍婆婆放棄這兩代年輕人，我甚至期望伍婆婆永遠放棄香港青年人就最好。我恐怕一旦伍婆婆認真看待這批後生仔的話，她必定以政協身份加大力度 (大陸語)，向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施壓，強推國民教育。那麼，我預見後果會非常恐佈。記得兩星期前中大的畢業禮中，一名大陸來港青年在畢業生前激動地大聲高唱國歌，手上高舉一把刀仔。一位愛國學生口唱國歌，手揮著刀，同一個身體同時做著兩樣風馬牛不相及的動作，唱國歌是莊嚴肅穆的，亂舞刀是瘋狂危險的，怎可能同時出現在一個人身上？我百思不得其解，唯一的解釋這可能是一種思覺失調的現象。在大陸長期接受「聽黨話、跟黨走」愛國教育的大好青年，竟變得如此失常，可惜嗎？

愛國青年 亂舞刀仔

    近半年，由澳洲、英國、加拿大、美國、西班牙…. 等國家傳來的片段，一群又一群年輕小粉紅，用各種方式反對香港留學生組織的撐香港集會，行為充滿暴力、挑釁和騷擾，務求破壞香港留學生的活動為目的，他們以為這就是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影像傳遍世界各地，初看有點反感，再看就為這班小粉紅惋惜、慨歎、覺得他們是好可憐的一群。真想知道，他們是自願的還是奉命行事的？身不由己地活著，快樂嗎？ 1990年，在倫敦SOAS大學跟幾名來自非洲的青年人聊天，他們全部都打算學有所成後，返回貧困的家鄉搞建設。踏實，謙虛，很有理想的一群。

    近半年，多少青年人前仆後繼上街抗爭，被打至頭破血流、肢體眼晴傷殘、被槍傷、付出了生命和入獄等待價，為的是香港未來。他們都贏得了國際敬重、亦感動了香港上上下下幾代人。一位八十多歲的婆婆不忍中大和理大的學生被圍攻，終於投出人生的第一票。伍婆婆，你管大灣區好了，香港的青年人，不用你操心，他們自會創造奇蹟，不信嗎？看看區議會選舉結果，估計八成以上都是青年人！

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真的Stand with Hong Kong? 麥瑪麗

國際視野：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真的Stand with Hong Kong?

文 : 麥瑪麗 (西班牙西維爾大學新聞和東方研究系副教授，亦是西班牙最大網報EI Confidencial的記者。「佔領運動」期間及以後多次來港研究香港的民主運動，並經常在西班牙媒體撰文討論香港政治形勢）
譯 : 鄭宇碩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退休教授)
01/12/2019

    各位香港朋友，自「雨傘運動」以來我多次訪問香港，支持你們的訴求，關心你們的困難，參與你們的遊行，感覺上有如你們的一分子。當我聽到「送中條例」的修訂，我感到憤怒；你的苦難和理想，我一直分享。

    過去數年，我盡力在我的祖國西班牙提高當地市民對香港問題的認識。我邀請多位香港民主運動的負責人來西班牙出席學術和政治論壇，為媒體寫文章，游說政府和社會人士，組織研討會、會議等。這些努力讓我感到生活更有意義。雖然我目前工作過勞身體不適，影響到我的工作和活動。

    最近當我看到一些香港示威者揮動我家鄉加泰隆尼亞的旗幟而誤解當地的實際情况，我不禁熱淚盈眶。這是我寫此文的基本原因。希望香港民主運動的朋友明白，捍衛加泰隆尼亞獨立旗幟（the Catalan Estelada flag）的人士，特別是那些從事暴力活動的少數，並不愛護香港，以及其市民的訴求。

    他們只是利用香港的危機來支持他們的議程，利用香港人的抗爭和犧牲為他們的利益服務。如果你們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你們會發現西方國家的政府對你們的支持會下降，因為你們與一個破壞民主基礎的運動掛鈎，而你們正在爭取民主。一些爭取加泰隆尼亞獨立的人士其實是隱蔽的法西斯分子，香港人應該對他們有深刻的認識。

    在國際媒體傳播的加泰隆尼亞人抗議的形象很容易引發香港示威者的共鳴，後者因而同情及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自然毫不意外。多個加泰隆尼亞的激進人士嘗試模仿香港的抗議活動，甚至與香港的示威者接觸「取經」。兩地有不少的共同點﹕它們的市民要求以公投的方式表達他們改革的訴求；兩地的示威者同意爭取自決、採取公民抗命的方式、宣傳主權在民。

    但是像我這樣有幸在加泰隆尼亞出生而曾多次訪問香港的人就會明白兩地相同之處止於上述，相異之處在細心觀察下是嚴峻而重要的。

西班牙民主指數居全球19位

    首先，就基本政治制度而言，西班牙是完全民主的國家，充分奉行法治。根據英國《經濟學人》雜誌2018年的民主指數，西班牙高據全球第19位；中國則排第130位，屬於「威權國家」的類別。就多元化和選舉過程的質素而言，差距就更大：西班牙10分中得分9.17，香港3.08，中國0分。這正是香港人爭取「五大訴求」中全民參與而無外力干預的民主選舉是其最重要的訴求。而加泰隆尼亞人則自1977年西班牙民主化開始已享有民主選舉的權利。

民選政府議會 加泰早享高度自治

    在西班牙的憲政架構中，加泰隆尼亞人享有高度自治，其地方政府亦享有高度的自治權力，其人民可以選出地區的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目前由民族主義的政黨執政。在西班牙的議會，這些少數族裔的群體在選舉制度中佔有一點優勢，因為他們選票的權重比一般選民稍高。正因為這樣，過去42年，加泰隆尼亞的國會議員在全國的政府中，不管左翼或是右翼執政，均能享有一定的角色。

    簡單地說，加泰隆尼亞人已擁有香港人正在爭取的權利。從這個角度，就很容易看到兩地的分別。雖然是一個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香港仍然沒有民主選舉，它的政府缺乏代表性和認受性。在香港示威者的對立面，是一個愈來愈受中國威權主義影響的政治、經濟體制，後者愈來愈漠視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原則以及諸如《中英聯合聲明》等國際承諾。再者，香港人的基本言論、示威、集會結社和政治參與等權利正受到來自北京干預的侵蝕，正如國際特赦組織譴責「佔中九子」被起訴。

    在法律的框架下，加泰隆尼亞人和香港人的訴求也有明顯分別。大部分香港人認為要遵守基本法；而加泰隆尼亞的分離主義分子拒絕承認為他們的自治奠基的憲法。正因為如此，主權在民的民主訴求在兩地有相反的意義。在香港，就憲制架構下對主權的限制為市民廣泛地接受，一些示威者引述民意調查，指有不少人認為自決有其憲法基礎，並認為政府有責任保證自決的權利。

    不過在加泰隆尼亞，人民一定程度上已經享有憲法上自決的權利，因為過去40年以上，他們有權選出他們的政府和議會。事實上，過去公投結果反映，今天所謂爭取加泰隆尼亞人主權正是不民主地把分離主義強加於整體的加泰隆尼亞人口，包括選擇留在西班牙的超過一半的市民。

「兩地危機可比擬」 說法存3謬誤

    根據上述的解釋，有關把加泰隆尼亞現時的衝突與香港目前的危機比擬，有必要指出三項廣泛的謬誤。

    首先，從沒有加泰隆尼亞人因投票的行為入獄。一些錯誤的國際媒體報道最近一些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領袖被判坐牢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投票行為。投票當然不是罪行。但是利用西班牙民主憲法賦予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權力進行「誘使、持續並執行一項公開的、不守秩序的起義」針對現行的憲法就是犯罪，而這正是加泰隆尼亞領導人的行為。

    2017年參與自決公投的眾多選民沒有被起訴。被判囚的只有12名獨派領袖，其中9人被判煽動叛亂罪成，其中亦有觸犯虧空公款罪。這些不是普通市民，而是公職人員，他們是加泰隆尼亞政府的官員，行使地方政府的公權力違抗上級政府，阻撓公義的落實。因此，他們並不能被視為政治犯。

    強行推動公投，這些政治領袖不但違反西班牙憲法，亦違反加泰隆尼亞的自治法和有關地方政府權力的法律。再者，他們無視當地議會反對派的聲音，以及並不支持獨立的過半加泰隆尼亞市民。他們為了自己的訴求濫用公帑，浪費納稅人的金錢。他們亦違背了西班牙和加泰隆尼亞司法部門的裁決；並欺騙了加泰隆尼亞社會，讓它以為公投的結果有法律效力。結果他們宣稱加泰隆尼亞是一個新的獨立國家，只是一場鬧劇或假裝的政變。

爭取獨立 加泰有法定程序可循

    其次是支持獨立力量號稱民主，但事實上並不民主。西班牙沒有譴責分離主義。加泰隆尼亞的當權者倡導分離主義，但並未因此被迫下台。西班牙作為一個自由民主國家的法律容許分離主義的倡議，只要倡議者在爭取他們的訴求時遵循法治下的有關法律和程序。如果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的人士能取得加泰隆尼亞議會三分之二多數的支持，他們可就憲法的第一條第二節和第二條向西班牙的參眾兩院動議修憲，從而為西班牙所有自治區取得自決的法定權力。

    上述的修憲動議尚要取得全民公投的同意，因為根據主權在民的原則，全體西班牙國民是民主政體的政治主體，而現行西班牙憲法是經由90.5％的加泰隆尼亞選民通過的。不過分離主義的力量沒法取得足夠的支持和同意去循憲法的渠道實現他們的訴求。

    他們因此採取不民主、沒有認受性的方式，把他們的意願強加於和他們持不同意見的人，即是不支持獨立的最少51.6％的加泰隆尼亞人。正因為這種不民主的做法，加泰隆尼亞的多元共存和民主自由受到嚴重侵蝕，面對媒體的控制和針對親西班牙市民的排外情緒的騷擾不斷增加。不幸這些分離主義分子是國際宣傳和自我迫害的專家；他們散播西班牙不是民主國家的扭曲形象，而事實上他們正在攻擊西班牙的民主體制。

    最後，進行暴亂的不是保安部隊，而是激進的暴力示威者。自從十月十四日法院對加泰隆尼亞的領袖判刑後，地區上出現支持獨立運動者鼓動的街頭暴力活動；支持獨立的地區政府主席沒有強烈譴責，這當然並不意外。這些侵犯加泰隆尼亞人的暴力示威者並非警察，而是少數的蒙面人和隱蔽的陰謀家，他們不顯露身分而無差別的暴力影響普遍市民，包括支持分離主義者。

    這些暴力經常涉及沒有政治意圖、來自加泰以外之人的搶掠和破壞，顯然在道德上毫無認受性可言。市民的自由和安全受威脅，警方自然要介入保護市民，包括支持憲政與分離主義兩大陣營。西班牙維持治安的部隊自然要接受國家民主制度的監察和審核，獨立媒體和公民社會組織也承擔同樣的責任。警方如有不守法的行為，自有有效的機制制裁。不過就現有資料而言，加泰隆尼亞警方的表現並未有像香港警察般失去市民的信心。剛好相反，警員相當高的受傷數字大概可以反映他們處理示威時的克制。

    總體而言，加泰隆尼亞與香港的形勢有顯著分別。把兩地的示威活動視為相同性質缺乏事實基礎，並會破壞兩地的民主訴求。西班牙不是中國，加泰隆尼亞不是香港。香港人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會削弱香港人爭取民主的認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