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上書
趙士林 02/03/2020
(1) 關於疫情的緊急呼籲
中共中央並習近平總書記尊鑑：
庚子疫情，兇猛險惡，國難當頭，世界震動。就目前各方渠道披露的可靠信息，已經可以做出如下判斷：由於跨年之際特別是一月上中旬疫情防治最重要的黃金窗口期被人為錯過，導致疫情兇猛擴散。這個失誤代價巨大，教訓無比沉痛，損失無可估量。
習總書記說：“這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
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次大考第一張試卷，只能打零分。
大錯鑄成，找出人為錯過黃金窗口期的原因，汲取疫情擴散的教訓，以為防控疫情的前車之鑑，是當務之急，對於中國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愚以為，之所以人為錯過防控黃金窗口期，鑄成疫情兇猛蔓延的大錯，原因有五。
1 體制極端維穩的慣性
長期以來，穩定壓倒一切的慣性思維扭曲了很多社會問題的處理。在這種極端維穩思維的審視中，凡是負面事件包括天災人禍均威脅穩定，均不利於穩定的形象，以致形成了一種慣性，對各類負面事件能低調處理一定低調處理。而所謂維穩，著眼點是政權的安全，而非民眾的福祉。迄今為止，內外權威渠道都已經和正在不斷地證實，今次疫情，決策者一開始就知情，唯有百姓不知情，但遭殃的只有百姓。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疫情初起，決策者刻意向公眾隱瞞疫情的深層心理是：政權的安全和百姓的安全，把政權的安全放在首位；政權的穩定和社會的穩定，把政權的穩定放在首位；政權的尊榮和公民的權益，把政權的尊榮放在首位。因此各級官吏共同刻意隱瞞疫情，不惜置民眾身家性命於不顧，不惜隱瞞真相導致疫情擴散激起社會的不安和動盪。這就是所謂的“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
疫情初期決策者心存僥倖，未能迅速動員全社會及早採取切實有力的防控措施，一再錯過防控黃金窗口期，從而導致疫情兇猛擴散，和這種以政權為本位或者“把政治安全放在首位”的極端的扭曲的維穩思維有直接聯繫。
2 體制報喜不報憂的習性
由於體制的鼓勵，報喜不報憂，成了由來已久的習性。下面向上面報喜不報憂討領導歡喜撈取政治資本，上面向公眾報喜不報憂塑造一貫正確的政治形象。特別是面臨春節這一中華民族的第一大節，維護歲月靜好、盛世祥和、萬民同樂的景象成為壓倒性的政治任務。因此儘管1月6日國家疾控中心發布了二級應急響應，已引起公眾警覺，但在防控疫情最關鍵的決策時刻，1月7日的頂層會議上，決策者雖要求注意防範，仍指示不能影響節日氣氛。這不能不麻痺公眾對疫情危害的警覺。 1月23日武漢疫情兇猛已經封城，同一天總書記的春節團拜講話竟然對疫情隻字不提。總書記這樣做可能是希望公眾過年輕鬆些，有個好心情，鬧心的事就不提了，但這種報喜不報憂的做法客觀上顯然不利於公眾對疫情的警惕和防控。
3 體制唯上唯權的僵硬機械性
惟上惟權是體制的痼疾，近些年更有變本加厲之勢。惟上惟權必然造成社會治理體系的僵硬機械無能，各級官吏眼睛只盯著上面，一切圍繞著權力意志運作，面對洶洶疫情，缺乏主動性靈活性針對性擔當性，必然貽誤寶貴時機、造成無窮後患。湖北武漢兩級黨政負責人在已經清楚了解疫情凶險的情況下，仍在欺瞞公眾，誤導輿論，打壓專業人士對真相的披露，一味等待和依靠上級指示，絲毫不講變通，未能主動緊急採取必要防控措施，從而導致疫情兇猛擴散，釀成國難。
4 公民社會功能的喪失
由於體制結構的製約，我們的社會是一個只有垂直掌控，沒有橫向聯結的社會，是一個有經無緯的社會。有經無緯的社會，意味著公民社會自治互助功能的喪失。面臨洶洶疫情，只能依靠垂直的黨政官僚系統。低效粗放，事倍功半。今次疫情，處於垂直系統最底端的社區往往是十幾個人管理上萬人，不堪重負、疲於奔命，不但沒有處理好疫情產生的方方面面的問題，反而形成和民眾的緊張關係。因此有社區幹部悲嘆：“前段時間北京發生了殺醫，我們這兒恐怕要發生殺害社區黨委書記”。
垂直系統大權獨攬、資源獨占，是官本位腐敗的溫床。今次疫情，作為垂直權力系統之一翼的中國紅十字會是社會捐助救援物質的唯一合法分配單位，在如此凶險疫情中，居然仍在救災物質分配上失職瀆職，是可忍孰不可忍？紅十字會之所以敢於冒天下之大不韙，就在於它是垂直權力之一環，擁有不可代替的獨占性和壟斷性，其他效率更高、信譽更好的民間慈善組織則受到百般刁難。由於公民社會未能形成，一方面，種種民間自治互助機構無合法地位，不能順暢發揮作用，民間自治自救的空間被擠壓殆盡，社會失去彈性互動的功能。另方面，政府高層官僚作風依舊，基層只能疲於奔命、捉襟見肘、左支右絀、窮於應付，臨時組織的“紅袖箍”則無法無天，動則大打出手，肆無忌憚地侵犯人權。如此焉能不導致疫情蔓延，人間慘劇外加人道災難？
5 信息不透明不通暢輿論功能缺位
我們處於信息時代，信息的暢通和透明是維繫社會正常運作的基本條件。公共衛生安全危機的及時解決，尤其需要信息的暢通和透明。正如有關專家指出，在公共衛生問題上，快速反應至關重要。有關疫情的信息應該在第一時間向公眾公佈，每一天，每個小時都是遏制病毒的寶貴時間。
利用空前發達的網絡渠道第一時間披露真相、迅速及時全方位地溝通信息，實現信息的有效共享，及時把握疫情，從而切實有效地防控疫情，是信息時代的巨大優勢。但是由於體制性的原因，由於意識形態的剛性要求，我們往往不能發揮信息時代的優勢，反而中招信息社會的弊端。因為體制更重視信息作為政治掌控的技術手段，而百般防範信息作為交往溝通的資訊工具。前者遠遠強於後者，後者必須服從前者。正如有識之士指出：中國現行的治理機制是自上而下的決策執行機制，而不是自下而上的信息匯集和傳遞機制。
由於對信息嚴厲的不合情理的管控，一些專業人士第一時間披露的有關疫情的寶貴信息居然遭到封鎖，披露者被以“造謠傳謠信謠者”遭到公安訓誡，並在央視這樣的媒體上公開曝光。以李文亮為代表的八位醫生的遭遇是突出的案例。
信息不透明不通暢，披露真相的輿論功能遭到打壓，深層原因是對言論自由的忌諱。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長期以來，憲法賦予公民的言論自由形存實亡，體制對公眾言論處處設防，輕輒封網銷號，重則專政手段，導致信息溝通和輿論監督功能的窒息。信息封鎖輿論箝制言論自由的剝奪一方面是對基本人權的踐踏，另方面則麻痺和誤導了公眾對疫情的及時客觀認知，對公眾交流信息防控疫情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這種做法遇到今次重大疫情，必然貽誤寶貴時機，導致疫情兇猛擴散。
不能不遺憾地指出，由於上述五個體制性原因，我們人為地錯過了防控疫情的黃金窗口期，從而導致疫情兇猛擴散。不能不冒昧地指出，發生這樣一種全局性的體制性的危機，湖北省武漢市領導都有責任，但主要責任在中央，首要責任在習近平總書記。
人為決策失誤和體制根本弊端導致本來可以遏制於萌芽中的疫情兇猛擴散，釀成國難，禍及世界。可以說，疫情蔓延的危害有多大，決策失誤的錯誤就有多大，體制弊端的危害就有多大。人為因素加體制弊端導致疫情兇猛擴散造成如此巨大的危害，可說是一分天災，九分人禍，我們不能再文過飾非，不能再輕言勝利，不能再喪事當成喜事辦，不能再把災難變臉為政績。多少生離死別？多少人間慘劇？屍首叢中抒豪情，白骨堆上唱讚歌，於心何忍？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千方百計地止損再止損。
習總書記總結防控疫情的教訓時指出要“補短板，堵漏洞”，那麼什麼是我們的短板？什麼是我們的漏洞？上述導致疫情兇猛擴散的五個體制性原因在在表明，最短的短板就是製度的短板，最大的漏洞就是體制的漏洞。
“曲突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
如果能夠“曲突徙薪”，就不會有“焦頭爛額”。在舉國上下亡羊補牢，為防控疫情蔓延“焦頭爛額”時，不應忘記那些建議“曲突徙薪”者，就是那些體制內外呼籲政治體制改革的人士，特別是那些敢於指出體制弊端的批評人士。如果執政者真正做到“虛心公聽，言無逆遜。唯是之從”，很多災難就不會發生，發生了也能及時消除，不致釀成大禍；很多天災就不會釀成人禍，釀成了也能及早遏止。
針對今次大規模的公共衛生安全危機，習總書記提出了十四個體系建設（我看了之後未免驚呼。按理說，這十四個體系至少在2003年非典後就應該開始建設啊！怎麼直到今天又一次國難當頭才來建設呢）。十四個體系建設需要一個前提性的政治體系建設，那就是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訴求，建設權利受到有效監督和製約的責任政府，建設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保障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等公民各項政治權利。
這應該是今次疫情給我們的最大警策。因此不才緊急呼籲，以今次防控疫情為契機，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訴求，建設受到有效監督和製約的責任政府，建設正常的健康的公民社會，保障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等公民各項政治權利。
以上妥否？望示！
此致
敬禮
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前中央委員、文化藝術專委會副主任）
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
趙士林
2020年2月23日
(2) 關於防控疫情宣傳問題的建言
中共中央並習近平總書記尊鑑：
我們的宣傳是“大宣傳”，管控著國家全部輿論傳媒和各類信息渠道，因此宣傳系統對今次疫情的防控，是非常重要的一翼。不能不遺憾地指出，導致今次疫情兇猛蔓延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宣傳系統在疫情初期對疫情信息的嚴密封鎖，麻痺了公眾對疫情的警覺和防控。目下，伴隨著防控疫情工作的深入，宣傳工作又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現象，故就有關問題提出建言。
請允許我從李文亮事件談起。
李文亮事件有兩個層面的沉痛教訓 。
其一，倒行逆施封鎖真相導致疫情兇猛蔓延。李文亮於12月30日披露疫情真相後，有關部門依據宣傳系統信息管控的要求，不是面對疫情真相，認真處理李文亮醫生在第一線第一時間提供的無比寶貴的信息，緊急採取措施，而是否認真相，整肅披露真相的人（即坊間流傳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李文亮先是被武漢市衛健委詢問，接著被醫院監察科約談，後又被公安以“傳播謠言”訓誡，最後被央視作為“造謠傳謠信謠”的典型曝光。這種倒行逆施令廣大醫護人員噤若寒蟬，嚴重地阻礙了一線專業人士對疫情真相的及時披露和防控，從而導致疫情兇猛蔓延。適如鐘南山先生所指出：如果在十二月或一月及時採取防控措施，疫情會小得多。有人依此做過推算，如果在1月初採取防控措施，染病者不會超過千人，死亡者不會超過40人。李文亮事件突出地暴露了打壓輿論、封鎖信息的巨大危害。
打壓輿論、封鎖信息造成巨大危害，我們本來就有多次沉痛的歷史教訓。遠的就不用說了，就拿本世紀的艾滋病蔓延、非典肆虐來說，我們就因瞞報吃過大虧，艾滋病傳播真相的吹哨人高耀潔教授和非典真相的吹哨人蔣彥永醫生反遭刁難和打壓，至今仍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以至於今次疫情又釀成了李文亮事件。高耀潔事件、蔣彥永事件和李文亮事件，顯然都和宣傳系統的錯誤政策具有密切關係。
其二，剝奪言論自由已經極端的不可理喻。李文亮的遭遇使他成為講真話曝真相被迫害的象徵，但他在生活中其實是一位老老實實的“模範市民”，是“歲月靜好”的追求者、是體制的擁護者，諸如坊間所傳的“護旗撐警”等。他絕不是一個異見者、批評者、公知，更不是敵對勢力。但就是這麼一位循規蹈矩的“套中人”出於職業敏感和專業知識講了幾句真話，也立刻被無情打壓，足見言論箝制已經多麼極端，多麼不可理喻。如此蔑視公民基本人權、毫無道理地剝奪言論自由的社會，難道是一個正常的社會嗎？
李文亮事件告誡我們，落實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人權，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已經是當務之急。同時應該認識到，言論自由不僅是基本人權，也是信息時代保障社會公共生活正常運行的基本條件，剝奪了李文亮等八位醫生的言論自由，令他們對疫情的預警未能及時傳達給社會，未能引起各方面的警覺和防範，導致疫情不可收拾。這個教訓要多深刻有多深刻。
剝奪言論自由釀成社會惡果的事件所在多有，本應引起宣傳系統的深刻反思，但匪夷所思的是，有關方面非但未能汲取這些事件的教訓，反而在疫情洶洶，防控形勢依然非常嚴峻之時，變本加厲地封鎖網絡輿論對疫情的各類報導，打壓在防控疫情第一線披露真相的民間人士，這不能不令人心寒齒冷。
特別不可取的是，與倒行逆施繼續打壓輿論、封鎖真相的同時，宣傳系統又開足馬力，在國難當頭，疫情仍不斷奪去一個個同胞生命的嚴峻時刻，以《大國戰疫》為標誌，迫不及待地掀起了歌頌領袖英明，讚揚制度優越的宣傳攻勢。
例如國家廣電智庫的文件要求：“把習近平總書記視察的畫面和領袖風範呈現出來，把總書記最新重要講話和重要指示精神原原本本宣傳報出來。……堅決做到廣電總局黨組反復強調的'宣傳核心，維護核心'”
請問宣傳部門，疫情嚴峻時刻，維護領袖形象重要，還是搶救百姓生命重要？不顧萬民號泣、心中只有領袖，合適嗎？
再如2月29日，人民日報報導習總書記視察黑龍江，頭版大標題赫然入目：《總書記來過我們家：日子過得像蜜一樣甜》。
請問面對這樣的標題，疫區民眾作何感想？總書記視察的地方“日子比蜜甜”，但總書記沒視察的武漢疫區呢？疫情洶洶之際，是報導疫區民眾的所思所想合適呢，還是報導非疫區民眾曬幸福合適？這樣的報導就不能緩一緩，等待疫情平息嗎？
疫情猶在肆虐，封城仍未解封，親人安危係於一線，生離死別悲痛欲絕。國難當頭全民抗疫之際，宣傳部門念茲在茲的仍主要是宣傳領袖，突出領袖，讚揚領袖，這真的有利於領袖？而所謂“輿論導向”、“正能量”，“正面宣傳聲勢和實效”云云，很多情況下又是一如既往地文過飾非，諱疾忌醫，拒絕批評，歌功頌德，用“一貫正確”淹沒當局天大責任，用“愛國主義”淹沒公眾權益訴求，用“樂觀主義”淹沒萬千人間慘劇，用“心靈雞湯”淹沒種種人道問題。
這種宣傳模式當然也是由來已久。從反右到大饑荒到文革，從艾滋到非典到今次瘟疫，不管多少災難和錯誤，一句“艱難探索”就打發了。不管多少災難和錯誤，“偉大光榮正確”是不變的。製造災難，消費災難，讚美災難，每一次災難都變臉為政績，每一次喪事都辦成了喜事，是貴黨有關災難宣傳工作的慣用套路。不能不遺憾地指出，這種宣傳無異於傷口上撒鹽，非但不利於執政者的形象，反而嚴重損害了執政者在公眾中的威望。非但不利於製度形象，反而嚴重損害了公眾對製度的信心。
如貴黨一直要求的，宣傳工作是黨的喉舌，那麼貴黨的喉舌天天宣傳貴黨領袖如何英明偉大、貴黨制度如何優越完美，說的溫和一點，是自我表揚，說的尖銳一點，就是自吹自擂吧？
國難當頭之際，多少人間慘劇？多少人道災難？屍首叢中自吹自擂，白骨堆上歌功頌德，於心何忍？
愚意以為，罹難同胞屍骨未寒之際，不宜迫不及待地自我肯定，自我表揚，不能讓讚歌淹沒教訓，不能讓豪情掩蓋問題，不能讓勝利沖淡責任，不能讓慶功遮蔽真相。
亡羊補牢，焦頭爛額之際，與其讚揚制度優勢，不如尋找制度漏洞。與其宣傳體制強大，不如補足體制短板。認真深刻地總結教訓，明確責任，完善和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能力，培育官員職業道德和行政水平，應該是當務之急。
宣傳部門應認識到，最應歌頌的是一線出生入死的醫護人員，最應讚揚的，是慷慨解囊多方援助的愛心人士，最應同情的，是掙扎於疫情中的病患，最應哀悼的，是疫情中的罹難者，最應撫慰的，是罹難者的親友。
有人可能要問，執政者上至領袖決策部署，下至基層幹部貫徹落實，也辦了很多實事啊！為什麼不可以歌頌？我的回答是，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商人做買賣，執政者乾嘛？就是要拿著公民給的權力為公民辦事嘛！特別是化解公共安全危機，更是執政者的分內之事。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商人做買賣都無需歌頌，為什麼執政者辦事就要歌頌？執政者享受著多少特權？怎麼辦點份內之事就要“偉大光榮正確”不絕於耳？
適如加繆在《鼠疫》中所說:“這一切裡面並不存在英雄主義，這只是誠實的問題。與鼠疫鬥爭的唯一方式，只能是誠實。”
貴黨的宣傳工作，最需要的是誠實。
以上妥否？望示!
此致
敬禮
中國民主促進會會員
(前中央委員、文化藝術專委會副主任）
中央民族大學退休教授
趙士林
2020年3月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