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飯

白飯

1. 香港人吃米飯，從來都像飯來張口般容易。澳洲、泰國、越南、日本、中國內地，各處任君挑選。但說到當中最受歡迎的，仍是扁長的香米。戰後市面賣的米多由內地運來，俗稱大白米，偏硬，無香味。較軟身的澳洲米於1970年代來港，直至1980年代，泰國香米入口，起初銷售有點挫折，大家覺得飯是不應該有香味。但憑着茉莉花香及鬆軟口感，泰國香米不久便成為本地家庭和食肆的寵兒，甚至透過移民港人，在全球開枝散葉。
2. 近年香港人接觸的米種愈來愈多，可是對米飯的熱情卻不如以往。2019年入口米量跌至新低，只有29.9萬噸。1960年人均每年吃110公斤米，去年只吃了40公斤。
3. 然而，抗疫時期，米商又得匆匆添貨，彷彿重新展示米飯在香港人心中的地位，始終吃米飯是重要的廣東文化，在家中吃碗好飯很舒服，是大家聊天分享的時光。食飯時，第一件事是把一筷子飯放進口，試試飯味、軟硬度，撈了汁或豉油就難以食到飯味。那是享受飯、欣賞飯的過程。
4. 南方人愛吃米飯，更認為有米落肚才有氣力。踏入1970年代，正是大眾的勞動年代，對米飯需求大，酒樓、中菜廳的米飯消耗驚人。70年代有一個俗稱將軍的職位，名字源自伙頭大將軍，專門負責員工伙食、煮給員工及客人的白飯。當年的米箱高2米，只需約4日便吃光，可見飯量需求甚大！這班「將軍」要洗的米多到不能用手洗，而是要整個人踏進1米高的米籮內，用腳踩米！一邊用腳踩米，一邊用水喉啤水，一直洗至被米「啜腳」，即代表米內的雜質已被清除，可以放進直徑長約80厘米的巨型飯煲內煮「大煲飯」。
5. 1980年代末至90年代受西方和速食文化影響，加上社會由勞動階層轉型至商業社會，新一代對米飯的需求逐漸減少，有些中餐廳不再設「將軍」一職，改由廚師兼任。至2000年左右，「將軍」亦逐漸在行內消失，這個米飯黃金年代的附屬職位，正式退出歷史舞台。

草蜢

草蜢遇旱突變 集結成「蝗」軍

黑翅竹蝗 Ceracris fasciata

1. 草蜢主要是對昆蟲綱直翅目下昆蟲的統稱，當中包括蚱蜢、蝗蟲、蟋蟀、螻蛄及螽斯等。這個昆蟲大家族有超過2萬種類，一般經過卵、若蟲及成蟲的成長過程，通常都是後腿發達，跳躍力強。
2. 香港人較熟悉的直翅目昆蟲計有「蚱」、「蝗」、「蜢」等幾類。蚱的體積較細，有背板蓋過腹部；蝗的翅膀則長得較為發達，一般都是黃色及綠色；蜢的觸角一般較短，頭呈錐形。
3. 草蜢成員中的蝗蟲，並不一定會造成大規模破壞農作物的蝗災，當中只有少數品種會以千億數目集體覓食帶來嚴重破壞，如早前在東非、中東及南亞肆虐的沙漠蝗蟲群便是其中之一。
4. 包括蝗蟲在內的草蜢本身喜歡散居，沒有任何威脅，但少數蝗蟲品種在特定條件下會改變形態、行為甚至外貌。這種變異通常在較乾旱的地方發生，當中的蝗蟲會聚居於小部分較濕潤的地方，由散居變成聚居，同時身體激素及分泌都會改變。其後牠們在泥土產卵，當環境的濕潤程度及溫度適合時，孵卵的成功率會較高，從而造就高速繁殖，結集成大規模蟲群。這些昆蟲愛吃如麥、大米、粟米及蔗等禾本科植物，牠們吃光一個地方的植物後，便集體飛往別處覓食，造成蝗災。過程中，蝗蟲除了由散居變為群居，翅膀亦會變得更強壯，令牠們飛得更遠，嘴巴亦會變得更大及有力。
5. 要對付這些數目多得驚人的大食昆蟲並不容易，肆虐東非及中東的沙漠蝗蟲兵團，據報道數目便達3600億。
6. 對抗蝗災主要靠人類捕捉滅殺，利用殺蟲水作化學武器，以及利用生物防止，如有人提出派出鴨捕食蝗蟲減低其數量，但這些方法的成效也不大。就算一隻鴨一天吃幾百隻蝗蟲，試想像要幾多隻鴨才足以應付幾千億的蟲？
7. 若遇上蝗災，目前只好盡量阻隔以保護農作物。蝗蟲不斷繁殖的話，何時才會停止？牠們要經過產卵，成長為若蟲，再生長為成蟲。過程中，如有一場大雨便會減低孵卵成功率，又或氣溫下降及食物減少，若蟲在未長出翅膀時便已死亡，成蟲的數目便會減少，到時牠們又會回復原狀，重過獨居的生活。
8. 香港的草蜢按不同品種散居於林地、灌木叢、草地、農地，甚至市區公園等，品種超過60種，包括斑腿蝗科、斑翅蝗科及劍角蝗科等。那香港的草蜢會造成蝗災嗎？
9. 蝗蟲動輒便可吞光幾十平方公里面積的農作物，牠們會瞄準有豐富農作物的地方埋手，香港雖有郊野公園，但沒有大幅植被，禾本科農作物亦不多，吸引蝗蟲的機率不大；而且香港大部分泥土較濕潤，不會驅使牠們突然密集聚居然後變異，所以香港成為爆發點的機率較小。漁農自然護理署亦指出，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的蝗災歷史資料中，並沒有香港地區發生過蝗蟲災害的紀錄。
10. 香港雖沒有蝗災的正式紀錄，但幾年前有報道指出大埔及馬鞍山曾出現逾千隻蝗蟲，牠們並非集體覓食，而是懷疑因宗教活動「放生」。這做法絕對不是「放生」，而是「放死」。這些昆蟲可能原是由人飼養，生命力較弱，牠們被放到草叢後，在短時間內便會被雀鳥叼食。
11. 之前較多人放生龜或魚，後來發現有人把淡水魚放到海裏而受批評；再加上放生草蜢的成本相對較低，因此有人轉而放生草蜢，但這活動同樣有可能破壞自然生態平衡，例如雀鳥本來是捕食附近的害蟲，因為這批草蜢突如其來，令雀鳥轉而視線改吃草蜢，原來的害蟲逃過一劫而數目增加及變得活躍，其他植物因此受害。
12. 若在郊野公園遇到草蜢，大家不用恐慌，因為牠們多數只吃植物，不會無端襲擊人類。部分草蜢的外形其實很可愛，昆蟲愛好者愛觀賞草蜢，欣賞不同品種的形態及顏色。
13. 草蜢本身含豐富蛋白質，蚱蜢更可入藥治療咳喘。
14. 蚱蜢科昆蟲稻蝗，性溫味辛，功效為止咳平喘、祛風解痙，可治療百日咳、小兒驚風、疳積等疾病。但不是每種蚱蜢皆能入藥，根據《綱目拾遺》記載：「蚱蜢，性竄烈，能開關透竅。一種灰色而小者，名土磔，不入藥用，大而青黃色者入藥，有尖頭、方頭二種。」
15. 蚱蜢多為曬乾磨粉冲水或水煎服用，炮製過程十分重要，一般人未必能掌握動物藥（以生物製藥）的方法，為確保衛生安全及消除感染風險，必須經註冊中醫處方及到有信譽的中藥房購買，絕不能「自製」服用。許祥發更補充，現今用藥已愈來愈少應用動物藥，所以蚱蜢入藥在港亦不常見。
16. 現代營養學研究發現，蚱蜢的確含豐富蛋白質，但現在對食用昆蟲類食物的安全隱患還是了解不足，日常生活中亦毋須廣泛食用蚱蜢以吸收其蛋白質。

教育孩子7個重點 張慧敏

辣媽CEO：教育孩子7個重點

張慧敏   31/03/2020

    台灣的洪蘭教授，曾在TED上以「孩子大腦發展密碼與教養的藝術」為主題演講，講及教育孩子的7個重點。我整理以及補充心得如下，懇請各位家長，還有打算生育的準父母，抽出寶貴時間用心細讀。

(1) 人生是一場馬拉松，沒有人會輸在起跑線上。

    每個孩子本來就是獨一無二，俗語有話十隻手指有長短，各有功能，各有其用，根本無從更加毋須比較。偏偏家長最喜歡比較，總是怕自己的孩子輸蝕不如人，不斷催促日日學習，課程排得密密麻麻，結果並沒有令孩子出類拔萃，反而成為了抑鬱症的普遍及年輕化現象的元兇。

(2) 發展孩子大腦最好的3個方法：運動、遊戲和閱讀。

    運動除了強健體魄，還會刺激多巴胺、血清素、正腎上腺素等，都是孩子發育時期促進神經連接的關鍵。只是當星期六日都要上補習興趣班的時候，運動已經成為很多孩子夢寐以求的奢侈品；遊戲除了可以釋放孩子多餘的體力，更可以從中學習如何和其他人分享相處，增強社交能力又可以磨練EQ。不過在電子奶嘴盛行的今日，單打獨鬥的電子遊戲，反而窒礙了孩子的軟技能，溝通語言交際能力的發展；至於閱讀，雖說開卷有益，但當卷卷都和考試有關，或者是學校教師指定讀本的時候，閱讀的興趣和意義何在？閱讀只是為寫閱讀報告交差的時候，又有何生趣樂趣可言？

(3) 孩子看着父母背影長大。

父母是子女的榜樣，什麼樣的父母教出什麼樣的孩子，是不變事實。有什麼比講一套做一套更令孩子反感？父母們，「action speaks louder than words」，聲嘶力竭責罵子女，不如努力用行動帶動，成為孩子仰望尊重的榜樣吧！

(4) 家長的規矩和限制，讓孩子有安全感。

洪蘭教授說得好，「我們都是透過被人管理才學會管理自己。一開始沒有外在的控制，內在的控制也不會產生」。所以溺愛不是愛，縱容不是包容。黑白是非要分明，確立孩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有原則有底線，賞罰分明的教育之下成長的孩子，才會有安全感，不會有無所適從的徬徨恐懼。

(5) 刻意練習，勤能補拙。

學習是「學+習」。首先要「學」，然後就要配合行動「習」，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最偉大的發明家愛迪生有名言「天才=1%靈感+99%汗水」，之所以成功與IQ無關，與毅力韌力勤力有關。

(6) 童年需要的不是玩具，而是玩伴。

    孩子成長最需要的是父母的陪伴。尤其是今時今日很多獨生子女，在沒有兄弟姊妹的陪伴下成長，更加需要和外界接觸，而不是只懂得和電子產品接觸。

(7) 智慧家長為孩子的犯錯而歡呼。

    愛因斯坦曾說：「從來沒有犯過錯的人，是從來沒有嘗試過新東西的人。」我們誰不是在錯誤中學習成長的？錯並不可怕，沒有勇氣嘗試才可怕。錯在當下，錯得其所，學得更多，經一事長一智，經驗就是這樣累積起來的。

篤魚蛋

輕視篤魚蛋 小心一世無力揸筷子

1. 運動受傷——「篤魚蛋」是指手指撞擊硬物導致損傷；籃球、足球和滑雪都屬高風險運動。
2. 「篤魚蛋」是常見的手指意外，即手指篤在硬物上導致受傷，很多人誤以為是「小事」，只要待紅、腫、痛消退便痊癒。
3. 事實上，傷勢可涉及筋膜、韌帶或骨裂；同一程度的傷患若出現在不同手指，治療亦不一樣。得不到適當治療，隨時損害手指功能，嚴重者連拳頭也無法握緊，甚至連拿筷子吃飯、開門等也無力，影響日常生活！
4. 門診遇到跟手指有關的意外，較常見有被利器或玻璃𠝹傷，傷口可以在皮膚淺層，或是割傷神經線、韌帶等。其次是小朋友被家具、玩具、門夾傷手指，可能令指甲爆裂，嚴重的可致骨頭斷裂。受傷後若指甲與指頭之間的中層積血沒有即時處理，有可能引發疼痛，可痛至無法入睡。
5. 另外，俗稱「篤魚蛋」的手指受傷，可導致手指伸指肌腱撕裂（extensor digitorum tendon）或側副韌帶（collateral ligament）撕裂，嚴重會斷骨，若處理不善，手指長遠或會變形，甚至功能受損，所以一定要檢查清楚。
6. 「篤魚蛋」是形容受傷過程，即手指意外篤在硬物上，出現不同程度損傷，例如伸指肌腱撕裂而無法拉直指頭，出現槌指（指頭下垂無法伸直）；或手指關節兩旁的側副韌帶撕裂或手指骨裂，都有可能導致關節移位、手指變形。如受傷輕微，有可能靠自己扶正關節，但如韌帶已撕裂，並且在自然癒合過程中不斷被拉扯，除了會減慢復元進度，韌帶亦會變長變鬆，手指有可能變形，甚至無法完全伸直，所以最好還是交由醫生診斷。
7. 如果不小心「篤魚蛋」，手指有可能變形，出現紅、腫、痛。醫生要詳細檢查病人手指，問清楚意外發生經過，例如撞擊力度及位置，然後檢查病人的手指或韌帶，用手推一推受傷手指關節，看看有沒有撕裂及判斷嚴重程度。如韌帶只是部分斷開，關節活動幅度便較正常多一點；如已完全斷開，便會感覺到關節很鬆。另外，亦要為病人安排X光檢查，以確認有否骨折。如發現只是簡單的筋膜、韌帶撕裂，可在門診處理，以不同材料的支架或雙指套固定受傷手指，連續戴8星期或以上便可復元。但如發現嚴重或複雜的骨折，便要轉介至骨科醫生跟進。
8. 以支架固定受傷手指的保守療法，對簡單的筋膜、韌帶撕裂有良好效果。但如果涉及骨折，導致關節無法穩定，就可能要以手術處理。手術目的是要讓斷裂的指骨復位，如情况嚴重，更需要以鋼針固定斷骨，否則可能影響手部功能，連握緊拳頭也未必可以做到。
9. 由於韌帶及筋膜沒有血管，難以將養分帶到受傷位置，所以自然修復進度較慢，一般至少要8至12星期才能完全復元。固定支架或指套必須24小時佩戴，無論洗澡或睡覺時都要戴着，所以醫生會建議病人購買兩套支架或指套，洗澡後可替換，而在換支架時亦要先固定好手指。
10. 另外，病人不要因為擔心被固定太長時間，令手指筋膜或韌帶變硬，而自行做伸展動作，因為輕微的郁動都有可能拉長筋膜或韌帶，癒合後便會感覺手指關節不穩，甚至令功能受損。
11. 除了傷患嚴重程度會影響治療選項，受傷位置也要考慮，即使同樣是食指、中指的側幅韌帶撕裂，如撕裂韌帶靠近拇指一側，醫生在選取治療方案時會更進取。因為日常生活上的動作，如拿餐具、開門、握汽車方向盤，都需要用手握力去完成；如受傷的筋膜、韌帶是靠向拇指一側，修復不當便會令病人無法握起拳頭，對生活造成諸多不便。

知多啲：拇指側副韌帶斷裂 或需開刀復位

    「篤魚蛋」致手指受傷，一般只需佩戴固定支架治療。不過，如涉及拇指的側副韌帶斷裂，在診斷或治療上可能變得複雜。

    拇指指骨旁的側副韌帶，結構較特別，上面覆蓋一塊筋膜；當側副韌帶斷裂後，便有可能離開原位，無法回到連接指骨的地方，不能自然癒合，這時便需要手術復位，同時以線或螺絲將斷裂的韌帶固定在原位。由於拇指功能非常重要，如側副韌帶無法復位，又或在癒合過程中被拉長，令病人難以握拳發力，將嚴重影響日常生活。

    手術後韌帶會被固定，同樣需要8星期或以上才能痊癒，不過手術後韌帶相對穩定，醫生會容許病人提早做復康運動，減少因受傷引致的功能損失。

 守龍門、滑雪高風險

    拇指的側副韌帶受傷，又被稱為Gamekeeper’s thumb，因為不少足球守門員都曾受此傷患，而滑雪也是高風險運動之一。

    另外，由於X光無法看到側副韌帶位置，所以或需要安排病人接受磁力共振影像檢查，不過高兆祺說，如果只是一般的「篤魚蛋」，靠X光及醫生臨牀診斷便已足夠。

檢測工具被指不準 中國：使用不當 分析：「抗疫外交」挽形象 北京須防劣貨外銷

檢測工具被指不準 中國：使用不當 

分析：「抗疫外交」挽形象 北京須防劣貨外銷30/03/2020

    中國近日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中加緊出口防護用品與檢測工具，協助其他國家抗疫。不過，近日卻出現質素爭議，西班牙、菲律賓等國近日質疑中國出口的檢測工具不夠準繩，荷蘭更回收60萬個有問題的中國口罩。中方則回應強調檢測工具合乎標準，反指準確度低是使用不當所致。有傳媒分析稱，中國政府盼藉「抗疫外交」改善因疫情損害的形象，但要為可能大量湧現的劣質產品把關是中國重大挑戰。

    疫情日趨嚴峻下，不少國家希望提高檢測率，中國大量出口試劑填補檢測工具缺口，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上周便緊急批准23間公司出售病毒試劑，惟近日多國接連投訴中國出口的檢測工具有欠準確。捷克早前向中國訂購15萬套病毒快速測試劑，可在最快20分鐘內有結果，惟新聞網站iRozhlas上周一（23日）引述衛生專家表示，試劑錯誤率達80%。

準確率三成 西班牙表明退貨

    西班牙政府早前斥資近4.7億美元（約37億港元），向中國購入大量醫療物資，包括最少64萬套檢測工具，配合世界衛生組織（WHO）的大規模檢疫政策。惟首批運抵5.8萬支試劑部分檢測準確率僅30%，遠低於預期的80%，當局稱，試劑是透過第三方向中國生產商購入，表明將退貨。衛生部長伊拉（Salvador Illa）於國會答辯時，則強調試劑獲歐洲經濟區的安全認證（CE），但西班牙反對派人民黨領袖卡薩多（Pablo Casado）斥有關採購失誤不負責任，相關人士「必須承擔後果」，斥責「每次延誤、說謊或錯誤都導致人命損失」。

    菲律賓衛生部上周六（28日）則透露已棄置部分來自中國病毒測試劑，指其只有40%準確度。馬來西亞衛生部官員上周五（27日）亦向當地傳媒稱，中國的的檢測工具「準確度不太好」，考慮從新加坡及韓國進口代替。

中國使館指媒體炒作道聽塗說

    中國官方分別駁斥有關指控。中國駐捷克大使館引述捷克副衛生部長普里穆拉（Roman Prymula）發言，稱80%錯誤率是由於捷方人員使用方式不當，形容相關報道是「媒體炒作」。普里穆拉向當地傳媒稱，試劑為抗體測試，錯誤率實為20%至30%，且只供參考，並非用於精確診斷。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昨回應稱，經菲國衛生部確認，中國援菲的約10萬份試劑「質量非常好」，完全符合世衛相關國際標準，不存在任何準確度問題，已正式投入使用，中方堅決反對在未經科學測試下基於道聽塗說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和報道，干擾中菲合作抗疫。

    《紐約時報》指出，中國疫情放緩之際，中國政府大力催谷口罩等醫療物資生產，並期望藉由出售或捐贈有關物資予如今成疫情重災區的歐美，圖改善因被指瞞報疫情而受損的國際形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周四（26日）在G20峰會上，便表示中國非常樂意與各國合作研發新型冠狀病毒藥物與疫苗，攜手戰勝疫情。不過在大量廠商趁機加入生產圖利時，如何確保產品質素卻成挑戰。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早前公布，在疫情中已檢控數千計造假抗疫物資與抬價者。

荷蘭叫停派發問題中國口罩

    另外，荷蘭衛生部上周六（28日）發表聲明稱本月21日收到一批130萬個中國製口罩，但品質不達標，無法完整遮蓋臉部或過濾有問題，已叫停分配醫護使用。

1月察危機 韓企急研試劑建功

    當全球新冠病毒疫情四起，韓國單日可檢測近兩萬人的能力贏得列國注目，迄今已有近120國爭取韓國製的測試病毒裝備。而當好些國家表示不敷應用時，部分韓企卻能輸出95％而應付內需猶有餘裕，這可居功於該國生物科技業洞察危機，早在1月起便埋首研製。

    韓國所用的來自該國5家企業。當中Seegene所產試劑雖未得美國FDA許可，但已外銷美國等40國，在獲美國臨牀實驗室改進法案修正案CLIA認證的研究所等使用。另一SD Biosensor於1月開發，產量由1月每日2萬份增至35萬份，且擬4月起24小時不停運作，增產至逾100萬份。有份生產測試裝備的韓企Soljenteu負責人在電視節目上表示，韓國在應對新冠病毒上成了模範，所產測試裝備不僅臨牀現場測試多，而且可信度高，展示了先進的生物科技水平。

疫情初着手研發 準確度逾九成

    Seegene負責人千鍾潤受訪表示，當中國以武漢為中心的新冠病毒患者正迅速增加，該公司判斷認為病毒早晚會擴散到韓國，遂在該國錄得首宗感染新冠病毒個案前4天，開始研製測試病毒用品。他說：「1月12日，美國國家生物技術資訊中心（NCBI）得出了新冠病毒基因排序。世界衛生組織1月15日也公開了在德國柏林沙里泰大學醫院開發出的新冠病毒檢測試劑情報。Seegene1月16日遂在公司會議上提出開發計劃，21日開始着手。1月27日從疾控本部……了解到緊急承認要求事項，便完成了緊急開發。」

    測試病毒裝備是控疫一大關鍵。韓國自2月19日疫情大爆發，高峰時單日檢測量可達兩萬；從1月20日出現首宗確診，檢測總數迄周日零時，近37萬人。韓國使用的檢測法跟世衛、美國疾控中心、歐盟疾控中心等地一致。該國經歷過2015年釀韓國38人喪命的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認識到快速測檢的重要，政府頒布緊急法，加快了平常需時一年的臨牀驗證過程，在兩星期就批准了那些測試裝備。結果在使用中印證出準確度達95％至98％。

    另外，韓國科學技術情報通訊部上周五（27日）表示，該國開發出通過免疫血清測試診斷新冠病毒的裝備，並在作臨牀實驗；一旦證明其檢定4種高敏感度新冠病毒抗原的效能，就申請緊急認證。

剝光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任志强 (署名)

剝光衣服堅持當皇帝的小丑

任志强 (署名)    30/03/2020

     2月18日落筆了“記憶與反思”，本想就此罷手了，尤其是不願再碰觸2月19日的傷疤。

     四年前的2月19日，我在轉發“央視姓黨”的微博照片時，加上了“當所有媒體都有了姓，並且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時，人民就被拋棄到被遺忘的角落了。”的一段評論，於是引發了“十日文革“式的全網大批判和留黨察看一年的黨的組織紀律的處分！因此，每年的2月19日我都堅決的放下手中的筆，以守護曾經的這一天。

    但此次中國武漢肺炎疫情的暴發，恰恰驗證了“當媒體都姓黨”時，“人民就被拋棄”了的現實。沒有了媒體代表人民利益去公告事實的真相，剩下的就是人民的生命被病毒和體制的重病共同傷害的結果。

     幾天之後媒體上、網絡上瘋傳著2月23日中央召開全國上下約17萬人參加的大會，被稱為中國歷史上參加人數最多的中央大會。且遠勝於當年七千人的廬山會議的規模，有著比七千人大會更重要的現實意義，也被稱為是一次偉大的會議。

    網上許多人在用各種方式吹噓和吹捧這次大會的偉大意義，並且格外的強調這次會議中最重要的黨的主席的長篇講話，是一個鼓舞人心、英明正確的戰略部署，為世界指明了防治疫情的方向，號召用舉國體制的力量，應對大考，戰勝疫情，並取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偉大勝利。 “體現了”黨中央對疫情形勢的判斷是正確的，“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

     一時之間，舉國上下都在為偉大領袖的講話而歡呼雀躍，似乎中國又進入了那個曾經偉大的大躍進時代，又進入了四處紅旗飄舞，高舉紅寶書，三呼領袖“萬歲、萬歲、萬萬歲”的時代。更有許多人在從各個角度解釋自己從2月23日講話中發現的精華，以為中國又進入了一個新時代。

    我也好奇並認真的學習了這篇講話，但我從中看到的卻與各種新聞媒體和網絡上報導的“偉大”完全相反。那里站著的不是一位皇帝在展示自己的“新衣”，而是一位剝光了衣服也要堅持當皇帝的小丑。儘管高舉一塊又一塊的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穿衣服的現實，但絲毫也不掩飾自己要堅決當皇帝的野心，和誰不讓我當皇帝，就讓你滅亡的決心！ 講話分為一、二、三、四和最後，我也來個一、二、三、四和最後吧！ 

一、 第一部分是“關於前一段疫情防治工作”

    這裡講的是表彰自己的偉大成績，包括1月7日的批示。 “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要有正確的戰略策略，要靠統一領導、統一指揮、統一行動，舉國體制的醫療物資和生活用品的保供和維護社會穩定、防止社會失序，以及加強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總之都是一尊親自靠“巨大政治勇氣”做出的決策和親自指揮而取得的重大成績。

    網上有位名為李錦的專家，出版過國企政策的書籍多本，被媒體譽為“我國國企政策與新聞第一解讀人”。專門寫了篇《“17萬人大會”的抗疫歷史傳奇》的長文，將歷史上的“七千人大會”與“17萬人大會”並列稱為黨史上空前的事情，必將載入史冊。對此次會議大肆吹捧，已到了無恥之極了！

    中國歷史上的“七千人大會”可謂是黨內執政的一次危機，並提出了“不怕批評，敢於接受批評，敢於自我批評”的信息。對“反右傾”和“大躍進”及瞞產、瞞報等問題進行了批判和對真相的追查，最終劉少奇用“三七”開承認了七分人禍的錯誤。毛則在大會上終於作了檢討：“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同時也做了自我批評，事後還做了一些平反的工作，這才讓危機渡過了。

    這次的大會，也許同樣面臨的是黨內執政的危機，但人們沒有看到大會上有批評的意見，沒有對事實真相的追究與批露，沒有查清疫情暴發的原因，更沒有人檢討責任和承擔責任。卻在試圖用各種偉大的成績掩蓋事實的真相，好像這個疫情是從1月7日的批示才開始。那麼去年12月發生了什麼？為什麼沒有及時公佈信息？為什麼會發生1月1日中央電視台追究8名謠言者的新聞？為什麼會有1月3日的訓誡？為什麼會有1月3日對美國通報的疫情信息？為什麼不提1月7日之前已發生的各種危機？為什麼1月7日的批示未向社會公佈？至今也未公佈！為什麼1月7日之後還會召開了各種聚集性的全國大會？為什麼還出境訪問？為什麼在雲南敲鼓慶春節？ ……

    這所有隻用1月7日和1月20日來試圖終止與斬斷國民與社會對疫情發生原因和擴散原因的追究。不再提為何沒有及時公佈疫情等等的原由，正是掌握權力者不想承擔任何責任，也拒絕社會追究這些責任。只想用偉大成績來為自己遮羞，同時動用各種黨所控制的媒體，用所謂的宣傳教育和輿論引導，規範和完善信息發布機制，宣傳黨中央的決策部署，迷人感人的事蹟，引導輿論的正能量等方式堅決堵住各種追查事實真相的言論。堅決堵住追究造成這次疫情責任的言論，堅決不承認吹哨人的作用，不承認體制與決策無能的事實！

    但這種遮羞式的宣傳，大約只能欺騙那些願意被你欺騙的人，卻無法欺騙那些只相信事實與真相的人。

    無論目前的防控取得了多大的成績，都無法挽回那些失去了的生命和失去了歡樂的節日，失去了親人的破碎家庭。也無法挽回因疫情而造成的重大經濟損失和家庭對幸福生活的追求！
    滿篇的講話中根本不提造成疫情的原因，不提疫情擴大化的失控原因，全社會沒有看到“早發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的情況。同時不提黨的領導的統一體制之下的弊病；不提誰應對疫情的擴大化承擔責任；更不會檢查和檢討自去年12月以來出現各種問題的原因和責任。歷史上的皇帝尚有“罪己詔”，七千人大會尚有檢討、自我批評和認錯，但這偉大的“十七萬人”的大會，卻只有表揚和功勞，並無原因、真相與責任。

    這哪裡是“七千人大會”啊，這只能是天安門上招手接見紅衛兵啊！

    不提原因、真相與責任的自我表彰，都是些傻瓜也知道的“馬後砲”。偉大與英明正確的戰略策略，本應都是防禦疫情發生和擴大的工作，但卻都發生在鐘教授的嚴重警告之後，而非發生在鐘教授的吶喊之前。這也敢稱是英明？也敢自吹為成績？也敢自吹是“及時制定和打響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明明是在事後不得不進行的各種挽救，是在補漏洞、堵窟窿，卻被吹成了“該出手時，必須出手”，真是不知天下還有“無恥”二字了！

    皇帝可以騙自己是穿了衣服了，但連孩子們都知道皇帝是光著屁股的，那些不敢說皇帝沒有穿衣服的人，都知道什麼是穿著新衣，什麼是沒穿衣服。齊奧塞斯庫以為人民仍然會相信他的謊言欺騙時，卻不知道船已調頭了！

二、 關於當前加強疫情防控重點

    這段講話的核心大約在“對藉機惡意攻擊的輿論堅決依法制止”上！

    疫情防控的部署是在告訴社會，目前的情況全黨、全國都納入了一體，是在同一條船上。將疫情發生的原因和責任下放到各級政府的頭上，告訴全黨和社會，必須團結一致，共同努力去取得勝利。取得的所有成績都是我領導的，沒我你們都不行。如果不能取得全面勝利，則我死就會中國共產黨死，中國共產黨死，中國也就死了！

    因此必須保住湖北、保住武漢、保住北京，用舉國體制支援重疫災區，並切實維護社會穩定。尤其是防控的重點要提高新聞輿論工作的有效性。讓全國人民都知道，做好防控工作，沒有我不行，沒有黨不行，沒有統一指揮不行，沒有所有人共同為維護核心的努力不行。

    皇權意識的傳統是國為君天下，臣為君命，故同船同命。沒有了君，就沒有了國，也就不會有臣的地位與權力了。因此只能是同船同命運，要先共同保住這條船，保住這個君，才能保住臣與民。

    當一個現代的國家中，民為天下之主時，則並非是同船同命的概念，也並非都與執政黨和執政黨的領袖同命運。如果是個民主制的國家，民主制度可以選擇誰當船長，也可罷免和撤換船長。同樣不但可以撤換船長，還可以撤換整個管理體系中的大副和水手們。

    即使是現代的中國也同樣，可以沒有一尊，也可以沒有執政黨，但絕不能沒有人民的權利和利益的保障。

    這次疫情中可以看到的現實是，黨在維護黨的利益，官在維護官的利益，君則只是在維護一尊的核心地位與利益。正是這種體製造成了，只聽君命而不顧民情的情況。當疫情已經發生時，卻不敢在沒有君令的情況下，向民眾公佈疫情。不敢公佈事實與真相，反而用抓批“謠言”的方式，限制和阻止真相的傳播，才造成了不可控制的傳播。

    此時所有人並非站在一條船上，各自嚴守著各自的利益，卻將一國之民拋棄於後。但當疫情發展到失控時，皇帝卻變成了英明的指揮與部署者，讓全黨全國都被捆綁於這個指揮和部署的船上，成為了必須和只能為皇帝承擔責任的人。皇帝可以隨意的撤換任何不為維護皇權而獻身的臣子，也可以用同船同命的方式要求所有人為了黨的利益去打好這場保衛戰，迎接此次大考。

    如果沒有上命之錯，又何來危機與大考？既然黨中央已對疫情形勢有了準確的判斷，既然親自指揮已採取了有力有效的舉措，既然各項工作部署都是及時的，那麼為什麼會有疫情全國性、全球性的傳播呢？這些並非事前、事中的舉措與預防，而是造成了事後的補救。當疫情失控的大量傳播時，也才出現了危機。如果是事前的預防，又何來的大考？

     當前的所有舉措都是在失了先機的情況之下的補救，是在掩蓋與糾正錯誤的不得已和不得不採取的措施。全世界都知道如能提前預告與預防就不會有武漢500萬人的流動，不會有武漢各種的聚會，不會有幾十萬人的密切接觸，不會有幾萬人的確診，也不會有幾千人的死亡和全國不得不居家隔離的春節，更不會有不能營業與開工的各種經濟損失了！

    防控的重點不是在那些具體的工作上，而在於不改變這種體制上的弊病，則無論用什麼樣的舉國體制，能解決了此次的疫情問題，也還會再出現下一次的災難。十七年前的教訓，並沒有讓這個體制發生徹底的改變，也才有了今天的疫情再次暴發。此次不解決根子上的問題，下次也一定會再出現更大的災難。

    疫情發生的原因也許尚未查清，但疫情出現之後，未能及時讓國民知情，則在於“上無令則下不行”。同時也在於“媒體姓黨”，沒有了新聞和言論的自由，如今又加了個“對藉機惡毒攻擊”要嚴懲的罪名！

    真相並不會造成社會秩序的不穩定，反到是沒有真相才會造成社會的混亂。

    當問題已經出現，社會要求查明真相時，執政黨卻將所有人的命運試圖用捆在一條船上的方式，讓所有人都共同努力來救這條船。並試圖用同為一條船而堵住要查明真相、追究罪首責任的那股力量的嘴，試用用以法制止藉機惡毒攻擊來扼殺可能對聖君不利的言行。

    即使是同在一條船上，各級的責任也各有不同。船長本就應承擔船長的責任，這是大副及水手們無法替代的。想用同船一體的概念掩蓋船長應承擔的責任則是幕後的真實目的。 “同舟共濟”是當今必須共同努力解決疫情的必要，但卻不能用此來掩蓋船長的責任。

三、 關於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新中國執政黨的文化是習慣於將兩種完全對立的情況統一於一個命題之下。如憲法中的“人民民主專政”，“民主”與“專政”本是完全對立的兩種體制，卻能合併為一個特殊的無法合理解釋的詞。在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它擔負民主革命的任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它實質是無產階級專政，此時已經沒有了民主而只剩下專政了！

    中央的文件中經常可以看到的是“既◊◊◊◊，又◊◊◊◊”的用語，每當“既”和“又”連在一起時的兩個定義通常是相對的，這大約就是一種兩面開刀的藝術。

    講話的前者是強調防控的重點，後者則是強調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工作，於是就有了既要重點防控疫情，又要抓好經濟發展工作的部署與安排。

    如果一個民主制的國家，信息是完全開放與公開的，經濟是由市場化的方式自我調節的，那麼任何時候與任何情況之下，這個小政府都無法用非市場化的手段去調控經濟與人們自由選擇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疫情有危險的情況下，政府可以提出對疫情防控的要求，卻無需為人民選擇的市場行為提出限制。   

    但在一個專政的國家，一個非市場化的國家中，極權的宏觀政策調控則成為市場經濟的障礙。這個統一指揮的調控中，既包括了要服從於疫情防控的一切嚴格的要求，同時又要精準復工，卻又難以獲取疫情防控的真實信息，還要由企業承擔重點防控的疫情控制，要保證不發生病情的出現，這就更難上加難了。疫情並不能將企業家們變成神仙！

     疫情是一種關係人情、生命和難以防控的風險。企業經營同樣是有各種風險的，也涉及員工、股東和上下游等。在完全市場化的情況下，企業家會在這兩種不同的風險中做合理的評估和防預的對策，並做出適當的選擇。

     但非市場的情況下，則難以進行合理的安排。也許上下游並不能因疫情和各種規定給以配合，也許你的生產復工也因各種規定而無法滿足上下游的要求。尤其是當政治排在第一位時，任何人都不再以市場的需求和信息做出判斷而只能服從於政治的責任。又有誰敢跨越雷池呢？在這種連完全復工正常生產都難以兌現時，又何談擴大與維護就業呢？

    兩面開刀則必然會出現左右為難的局面，但這已成為執政黨文化的特徵。因此才有了沖在第一線的醫務人員，本是為挽救生命的主力軍，卻大量的被感染而變成了被救治的病人。失去了許多的生命，失去了優秀的醫學界人才。

    為什麼浙江也出現了全國病人第二多的地區，但卻沒有一例醫務人員染病呢？原因與差別正在於一種是按完全行政管理的方式，下級絕對服從於上級，政治第一且信息無法公開。另一種則是市場化的方式，將信息公開並各有靈活性，首先尊重人民的利益與權利！

    經濟社會發展確實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停工與延長假期本就給社會帶來許多的問題，但試圖用舉國體制的計劃經濟的方式並不能有效解決這些問題。這也正是為什麼會前武漢發出了17號令，會後則撤消了17號令的原因。前者也許是想增加複工的可能，後者則重在疫情的防控，導致了朝令夕改的再次沖突。

    靠中央或國家統籌，還是靠市場自我調節，仍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個別省市敢政府付費用專車、專列、專機去迎接農民工入境，支持企業復工，這也許是市場化的需要，政府給以支持和補充，但絕不是統籌防疫和發展的安排。   

    原本，防疫的事是政府應盡的責任，而企業的事是市場的自我調節，但雙面開刀的統籌則將兩種責任關係混為一談了！企業也成為了防疫的責任主體了，承擔了本應由政府承擔的責任，也被政治第一捆住了手腳！

    新加坡、日本、韓國等周邊國家都出現了疫情，但各國卻採取了適合於本國國情的措施。政府承擔政府的責任，社會承擔社會的義務，企業負責企業的經營，各司其職讓國家在沒有統籌之中，也並未影響國家的發展和國民的正常生活。

    雖然疫情尚未結束，無法認定疫情后續的變化，但分工與職責的承擔，則十分清楚。這些國家並不會追求領導者的偉大勝利，只追求人民的生活幸福，也絕不會讓人民用鮮血與生命為代價去換取勝利，並承擔本應由決策者承擔的錯誤責任。

    國家為複工出台了一系列的減稅、減息、減費等政策，以支持中小企業自救與發展，許多人將此認為是一種上天的恩惠。但卻不知如果疫情被有效的在初期被公佈於眾，並相應防治，又豈會有如今的各種損失與困境，又何需靠各種政策支持才能活下去？與其說這是政府對企業的恩惠，不如說這是政府不作為造成的惡果，是理應承擔的賠償。

   在武漢的疫情防治中，更多的看到的並非是黨與政府走在了前面，而是各種民間組織與私人企業走在了前面，並無私的奉獻了許多。為了人的生命在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如果沒有這些民間的支持和支援，則政府早已走不到今天了！

    雖然中央下達了上千億的資金以支持疫情防治，但如沒有此前不負責任的隱瞞疫情的錯誤，又豈會有後續的發展與不得已的投入？政府的投入是在補救自己決策的失誤，而民間的投入則是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免受政府失誤的侵害。這是兩種完全不同的內涵，不能並列與同解，更不能將政府的責任與民間的奉獻混為一談。

    但在一尊的眼中則所有的一切都來自於偉大的親自指揮與親自部署！

    這種認識上的差別，更重要的體現出的是人格上的素質差別！

四、 加強黨的領導

    這才是所有講話中最重要的部分，引用唐太宗“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之言，一語道破了聖​​心之意。重不在我為上，重在各級組織要落實聖諭，讓黨旗高高飄揚，尤其是用此疫辨誠臣。

    你若沖在前，必被我所用，你若退於後，必被我所殺之“決不容忍”！關鍵時刻要衝上去，並用關鍵時刻來考察幹部，委以重任。

    此疫的責任在於重大疫情防控機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短板，而非黨的領導的失責失職，以此來推卸黨的領導的相關責任。正是一邊高喊加強黨的領導，高喊此次“兩個親自”的功勞，一邊卻在加強黨的領導的同時，將責任推給了黨的領導之下的短板，似乎這樣就能迴避社會對疫情未能及時發布與公告真相的責任追究了。但這恰恰揭穿了這個體制的病根。所有在講話中存在的這些黨的組織中的問題，其根源都來自於一個不受人民監督，一個不受法律約束的執政黨，只忠於皇權與維護核心的體制，來自只講對黨負責在前，而將人民於後的責任關係的必然結果。

    中國的改革最成功的是“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承包製首先要打破的正是黨的領導，黨決定一切。承包製就是要讓人民自己說了算，自己對自己負責，同時對人民負責。先交國家的，再交集體的，剩下的是自己的。如果堅持黨的領導，又如何承包呢？這裡最簡單的道理正在於如果你要領導，你就必須承擔責任。就像這次疫情的暴發正是在“東西南北中，一切服從於黨的領導”之下發生的，那麼這裡所有的責任就不是哪一塊短板的問題，而是黨的領導的責任。而承包切割了黨的領導，卻明確了承擔責任的人，也因此才有了改革的成功。

    當這個國家再次回到了黨領導一切，但黨絕不對出現的問題承擔責任管理體制中時，那麼不但會出現本不應出現的疫情暴發，也會讓疫情擴大到影響經濟發展和人民安康幸福的地步，也許還會在黨的領導中出現更嚴重的其他問題。

    從徹底否定鄧的一系列講話精神到修改憲法都證明了，這個執政黨在試圖重新建立一黨專政的黨國體系。這個一黨專政也違背了憲法的精神，將人民踢出去，由黨代替了人民民主。此後看到的正是紀委領導著監察委、黨的網信辦領導著國家的體系B，並可任意的製定超越國家法律的相關規定。因此這個國家早已不是黨的領導的問題，而是只有黨的國家，而無人民的利益與權利了！

    這段話還告訴所有的黨員，你們今天都同在一條船上，但如果你不去努力的救這條黨國的船，那麼我就將你扔到船下去，讓你死無葬身之地！另想當“逃兵”，沒門！加大問責的刀已經架在了你們的脖子上了！

    講話的最後提出了三點要求，並引用了著名的古詩來鼓勵全黨下定決心沖向第一線，落實再落實這些黨領導一切的指示。
    我只好奇的是皇上重提了2018年1月就提到“像非典那樣的重大傳染姓疾病，也要時刻保持警惕，嚴密防範”，要“時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謹慎，見葉知秋的敏銳……第一時間提出意見和建議”。但這次為什麼這句話沒有用在自己身上？皇上自稱今年的1月7日就做出了批示，說明早已知道了疫情的特殊性和危險性，否則又何需批示？但為什麼這個見葉知秋的敏銳卻未能讓這個批示公示於眾，甚至沒向社會透露絲毫疫情的公開消息？中國已於1月3日向美國通報了疫情情況，為什麼如履薄冰的謹慎，卻未能將在1月3日向美國通報的信息也同時向中國人民公告呢？

     從全文的開始到最後，我所能看到的都是在用各種謊言來當遮羞布，試圖掩蓋自己根本就沒穿衣服的事實。在試圖證明自己的英明偉大時，卻已將自己置於無法自圓其說的困境之中。越是吹則讓遮羞布飛的越高，越是露出了其內心的恐懼和赤裸裸的維護皇權地位的野心。也許這些口號與古詩會讓許多人倍受鼓舞，但聰明的人都能看到這些美麗裝飾的背後，是其絕不為此次疫情暴發和領導失誤準備承擔任何的責任，反倒準備用全國人民的努力與生命的代價換來的疫情防治的“勝利”為自己慶功，準備迎接全國人民歡呼“萬歲”的戰果。

    中國執政黨用隱瞞前期疫情暴發的原因，靠後續封城的舉國之力，騙取了世衛組織的信任，並贏得了國際的稱讚。但身歷其中的中國人卻難以再次欺騙。生活在言論自由的民主國家的人，也許並不知道沒有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痛苦，但中國人知道這次疫情的暴發和所引發的一切本不應出現的痛苦，都來自於這個嚴禁新聞自由與言論自由的體制。

     不管中國的管理體系上有多少的短板，但如果有了言論自由，那麼國民在提前知道事實真相時，就會主動的採取各種自我保護，也不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失控和傳播。比如被當成謠言者的李文亮的微信，不正是在告誡​​朋友和親屬們要嚴防疫情的傳播嗎！如果這不當成謠言，而變成政府對社會警告，那麼又何需1月7日的批示和後來發生的一切呢？或許僅靠民間的言論自由的傳播就早已取得了防治疫情的偉大勝利了，也根本就不會有後來的巨大代價的付出！

    無論如何去吹噓黨的領導和“兩個親自”，都無法向中國人民解釋1月1日的中央電視台的抓批“謠言”的廣播，都無法改變整個社會對疫情暴發現任的追究。也許不是今天，但遲早這些政黨對人民欠下的債，都是要還的！

    我無法為2月23日的講話歡呼，反倒從中看到了更大的危機，這種危機會在那些為講話而歡呼的聲音中更快的發酵。當無恥和無知的人們試圖甘心於偉大領袖的愚蠢中生存時，這個社會就會在烏合之眾中難以發展與維持了。也許不遠的將來，執政黨也會在這種愚昧中清醒，再來一次“打倒四人幫”的運動，再來一次鄧小平式的改革，重新挽救這個民族和國家！ 

    24日公安系統學習2月23日講話的大會上，給出的信號是政治第一。全國的公安系統要為了“政治第一”而行動起來。拿起刀，扛起槍，堅決消滅一切藉機惡毒攻擊的勢力，為維護社會穩定而不惜一切代價！

    你願意成為這個代價嗎？代價能讓你從夢中清醒嗎？ 

楓香二三事 畢培曦

在大學教植物學：楓香二三事

畢培曦   29/03/2020

    小時候，愛看章回小說和武俠小說，見到書中的俠客武功高強、行事光明磊落，而且每每以真我示人、肝膽相照，令我油然好生景仰；但最令我欣賞，甚至覺得容易角色代入的，是與新交會面時，響亮地說「在下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畢某某是也。」魯迅似乎亦有相同的感受，他談到〈豪語的折扣〉時，說見到人家稱「坐不改名，行不改姓」，便會「驀地發生一種好像見了《七俠五義》中人物一般的敬意」。

    這種見面時的豪語，早見於元末明初著作，《水滸傳》就出現「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西遊記》孫行者亦說「常言道：『君子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便是悟空，豈有假託之理？」這種場面在武俠小說中，更是常見，裘千尺在《射雕英雄傳》中臉色稍緩，說道：「好，老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江湖上人稱『鐵掌蓮花裘千尺』的便是。」連殺死郭靖父親郭嘯天的軍官，亦囂張道：「老爺行不改姓，坐不改名，姓段名天德，上天好生之德的天德，記住了麼？」不過這麼誇口誓神劈願的，不見得都是誠誠實實，《天龍八部》的慕容復，初登場時假扮西夏武士，便睜眼訛稱「有甚麼不敢？本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西夏李延宗便是。」而《笑傲江湖》的主角令狐沖亦弄虛作假：「他奶奶的甚麼任我行、任你行、任他行，本將軍坐不改姓、行不改名，姓吳，官諱天德的便是。」看來魯迅確實觀察入微，豪語須打折扣，或許信它三分。

    名字就相等於品牌，也是歷史印記，弄得好可以流芳百世，搞糟了難免遺臭萬年。不少人相信「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甚至以為改名換姓，便可轉運，但關鍵的實在是自身的修為，以及面對際遇時如何處理。當個老大，關顧兄弟，義薄雲天，自然萬眾歸心；但若過橋抽板、攬功推過，難免失道寡助，縱使改換名字亦無法瞞天過海。

    植物分類學命名更須認真，行文須規範工整，用拉丁學名和作者名字時還得斜正字體區分，屬名首字要用大寫，名字權利資格按發表優先次序作依據，任何改動均需遵植物學家共同訂定的命名法規International Code of Botanical Nomenclature；這法規從2011年起改稱International Code of Nomenclature for algae, fungi, and plants，現時執行的是2018年修訂的深圳版（Shenzhen Code）。

植物分類學命名極規範

    雖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但一旦誤陷政治地雷，拉扯之禍便沒完沒了。就拿楓香科（Altingiaceae）的楓香作為例子，其樹葉具長柄，葉片多為三裂，基部圓形或心臟形，裂片頂端銳尖或尾尖，邊緣具細鋸齒，秋冬落葉前轉紅，把元朗大棠和沙田崇基學院變成賞紅葉的景點。但紅葉的背後，還有一段政治染紅的故事。

    話說16世紀西方大國崛起，葡萄牙船隊航海時發現台灣，驚艷稱之為「Ilha formosa」（美麗之島）。Formosa在葡語的意思是「美麗的」，音譯為「福爾摩沙」，西方亦沿用來稱呼台灣，直到日佔後才逐漸改稱「台灣」。到1861年，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Kew Gardens）派遣奧啖（奧德漢Richard Oldham），前往中國和日本採集標本，但因船運交通阻滯、生活費和健康等問題，奧啖的工作似乎並不順利，從而受到當時的園長虎克（胡克William Jackson Hooker）責難，甚至終止合約。猶幸得到喜愛研究雀鳥的英國駐高雄領事郇和（Robert Swinhoe）盛情邀請，奧啖便於1864年由日本前赴台灣，並於當地採集了楓香等700多份植物標本；同年因身體不適而離開台灣，於廈門病逝，享年只有27歲。後人整理他寄返英國的標本，數量其實不低，計有1萬3000多份，而且當中有多個新品種；光為紀念他而命名的包括綠竹（Bambusa oldhamii）、台灣及己（Chloranthus oldhamii）、俄氏柿（紅柿Diospyros oldhamii）、長蕊石頭花（Gypsophila oldhamiana）、金毛杜鵑（磚紅杜鵑Rhododendron oldhamii）、水冬哥（Sauraia oldhamii，現稱Sauraia tristyla）、台灣箣柊（Scolopia oldhamii）、俄氏草（台閩苣苔Titanotrichum oldhamii）等。

    到1866年，在廣州黃埔英國領事館任職的漢斯（Henry Fletcher Hance），根據奧啖採自台灣淡水的第881號標本，鑑定楓香為新品種，並按採集地台灣而命名為 Liquidambar formosana Hance （斜體為學名，正體為作者名）。

    楓香是常見做林樹木，樹幹可供建材，樹脂可用來治療風濕痹痛、跌打損傷、瘰癧、癰疽腫痛，也許民間亦有用來生產中藥蘇合香，其葉可養天蠶蛾，果序為中藥材路路通。

被指帶殖民色彩 文革易名

    在文革期間，激進意識形態影響下，福爾摩沙一詞被指帶有西方殖民主義色彩，所以在政治壓力下，連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在編寫《中國高等植物圖鑒》時，也被迫顧不了命名法規，把楓香的學名自行改動為 Liquidambar taiwaniana Hance，學名後還加上epith. mut.，以示名字經更改。這種做法沒得到植物學界認可。直到二十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楓香在大陸才回復正名。但那次鹵莽的操作，已記錄為經典。每年到北風吹起，楓香總漲紅了臉，也許是對這段往事耿耿於懷。

看守司法獨立——先行者的忠言 吳靄儀

周日話題：看守司法獨立——先行者的忠言

吳靄儀   29/03/2020

    主權轉易之初，舉世關注香港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獨立，在中共主權下能否平安而完整地保存。當時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李國能廣邀各普通法地區的資深司法界人士來港訪問，分享心得。1999年2月5日，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Anthony Kennedy來港，以「司法獨立」為主題，講述他的看法，特別談到法律執業者應發揮的角色，以為勉勵。當時正值終院處於極大壓力之下，我深深感到遠道而來的大法官的誠懇和智慧，就把他的發言原稿保存下來。

    今日，法治存亡與司法獨立又成重大關注，下任終院首席法官任命有待立法會通過，重溫這位司法界前輩提出關於為何需要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有什麼先決條件和責任，以及法律界有什麼角色，應可為量度司法獨立作一個參考尺度，也可視為公眾對司法及法律界在此多難之秋應有的期望。

為何需要司法獨立

    需要司法獨立，因為法律必須中立，否則便不值得尊重，而司法獨立的存在，是為了保證法律中立，因為法律由法庭解釋及實施，司法獨立的意思，是法官作出裁決時不得受任何不當的干預，特別是政府的干預。法庭只受法律的約束，只對法律忠誠。我注意到大法官是這樣說的：

The law is promise. It is a promise of neutrality. If the promise is broken, if neutrality does not prevail, then the law, as we know it, the law as we respect it, ceases to exist.

    他的說法別有深義。一般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是從上而下的，恆久生效，直到修改或廢除。但大法官說，法律是一個承諾——即是雙邊的，當一方毁諾，即是法律不再中立，或在其實施之際失去中立，那麼法律便不值得另一方尊重，其實「法律」已名存實亡。所以司法獨立與法律是共存亡的，當司法不再獨立，我們便無法律可言。

三大先決條件

    怎樣才能做到司法獨立？大法官突出三大先決條件，其一是法庭須有充分的司法管轄權及能力，保障每個人的自由。先述原文：

Turning to the requisites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 there are, of course, many. It is my respectful submission that one requisite for judicial independence is that judges have the jurisdiction, the right, and the official capacity to decide all matters, susceptible to judicial resolution, that are necessary to ensure liberty and human freedom.

    這段文字說來自然，卻不好譯，因為涉及多重概念——例如什麼是「司法管轄權（jurisdiction）」，什麼是「matters...susceptible to judicial resolution」——但非常重要，因為很少人提及。簡單地說，就是司法獨立不是形式上的東西，不是沒有人明目張膽干預，不是「依足程序」就能滿足，而是法庭有真真正正的實權，在法庭的權限之內，保障一個人的自由。

    舉個例子：特區政府去年提出的《逃犯條例》修正案，官員不停說擬被移交者的人權和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因為要經法庭程序，而香港有司法獨立。但這個「司法獨立」，以大法官的看法衡量，是徒具虛名的，因為這項法例根本沒有賦予法庭足夠的權力和能力去審訊和裁決這個人的人權，在擬移交的地區，會不會有被侵犯的危險，藉此批准或駁回針對他的移交令。

    的確，如果法庭沒有能力保護庶民的自由，「司法獨立」有什麼意義？

    面對這種情况，大法官認為法律界及社會必須致力要求擴大法庭的權力；如果我們不這樣做而甘於接受太有限的法庭角色，我們終會招致法庭實質上或觀感上成為剝奪庶民自由的幫兇：

If a judiciary does not have jurisdiction to this extent, then the members of the bar and the members of the larger society must continue to press to expand the jurisdiction. This is vital, because if the bar and the society seem indifferent to a too-narrow judicial charter, there is a risk that the judiciary will in fact or perception aid and abet a larger scheme to deprive persons of their liberty.

    這正是香港人今日面對的處境。

    司法獨立的第二項先決條件是對法律語言的忠誠。大法官指出，法律有法律的語言，有別於社會大眾的語言和政治機構的語言。法律有自己的詞彙、語法、邏輯、紀律、結構、時序、體裁。法官要忠於這套語言，而同等重要的是，這套語言要得到獨立的法律專業人士保存和豐富。

    聽上去好像非常保守，但只要列舉實例就能清楚了解其中的道理。「公民廣場」三子案，加刑的裁決固然引起公眾不滿，但最惹人非議的是楊振權法官判案書中斥責「一股歪風」的一段判詞，令人感到法庭已受到某些政治勢力的影響，而終院後來也指出了這段判詞的不當。其實「言為心聲」，法律以外的不必要的文字，往往暴露了法官的個人傾向及素養。法庭不會永遠不錯，錯了有上級法庭糾正，但不當的言辭和態度，能影響司法獨立的公眾觀感。若傲慢輕蔑肆意為之，那麼這個先決條件便永遠失去。

    在這方面，法律界是要共同承擔的。大法官認為法庭的裁決及對法律的釋義，不是由法官單獨作出，而是「bench and bar」——法官連同大律師共同達至。法庭考慮不周，大律師有責：

The bar, of course, is necessary to assist the bench in finding, in determining, in elaborating the meaning of the law. The bar is there to insist that it is not just the judges who make the law, but the courts as a whole. It is a collegial process; it is a further check, a further restraint, and a further discipline. And the bar is there, of course, to protest judgments believed to be in error, and, in the rare case, to expose the judge who is unfit for office.

    法庭受到的約制，包括如果相信法庭的裁決錯誤，大律師有責即時發聲，甚至，在罕有地法官已不稱職的時候，大律師有責任挺身揭露。

    我一直認為，法律界維護法治，不等於要為法庭隱瞞過失；剛相反，法律界，特別是大律師，有責任是其是，非其非，是司法獨立的先決條件。

    第三項先決條件是對自古存在的中立原則的信念堅定不移。有法律學派認為法律就是由現存的規例條文所構成，背後並無超然而立的原則。大法官則堅信有這樣的超然而中立的原則存在，這些原則容納二元對辯而代代變化的可能。每一代都有權塑造自己的未來，但須貫徹始終，不離棄保護基本自由的原則，因為這些原則是任何體面、自由、進步的社會的立足點。司法獨立的理念，只能存活在尊重理性的社會之中。

知法之外的責任是知己

    大法官認為司法獨立加諸每一位法官的責任與承擔如下：

Let me single out just two. The judge must commit himself, commit herself, upon first taking judicial office, to become learned in the law. When you assume the bench, that is a sign that your commitment to learning has just begun, not that it has ended. This, of course, is necessary if you are to know all the niceties and myriad details of the laws of the realm, so that it is a check on your great and significant and substantial power. This is necessary if the law is to instruct your judgment.

    法官若要精通法區之內一切法律的微言大義，當然要皓首窮經，唯有法律學識淵博，才能對自己手握的重大權力知所限制，才能令法律指導你的裁決。

    知法之外的另一個責任是知己。大法官以自己為例，擔任了法官二十多年，他驚訝地發現他仍經常要回到初上任時，躬身自問：「我是否有某種心態、愛惡、偏見、盲點，驅使我趨向某個裁決？」他認為不斷的自我檢討並不是優柔寡斷，而是對司法誓言的忠誠。

結語：如何避免濫權？

    謙虛是智者的標誌。無知是自大者的致命傷。法官的判決，能予奪一個人的自由、財產和權力。司法權是極大的權力，如何能避免司法獨立成為濫權？就在這點上，大法官的結語已令我深深感動：

My dear colleagues in the judiciary, if members of the public or the bar, perhaps even an occasional judge, thinks that judicial power is simply a charade for the exercise of naked authority; if they think that the judicial office is just a power grab in a black robe; if they think it is just a subtle disguise for the exercise of a political function; then they do not believe in judicial independence. If you, however, believe there are neutral principles in the law; if you believe there are transcendent principles illuminating the idea of freedom and human spirituality, if you believe the doctrine and the principles of the law, in the hands of a sensitive, dedicated, and independent judiciary, can contribute to making our society more decent, more compassionate, more tolerant; then you believe in judicial independence. Of course I accept the latter proposition.

I say this not to lecture you, but to indicate my admiration for your unyielding efforts to preserve the Rule of Law here in Hong Kong. You must speak reason to your litigants. You must speak justice to society. You must speak truth to power. If you do, when the history of this time is written, then it will likely say to future generations that, because of what you have done here, freedom prevails in Hong Kong. Freedom, which must survive here and flourish here, is freedom to which all human kind must always aspire.

   「如果有人——公眾、法律界，甚至個別法官，以為司法權只是戲服裝扮下的赤裸裸權力；如果以為司法職位只是披上黑袍的權力爭奪，只是經含蓄掩飾的政治功能——那麼他們並不相信司法獨立。但如果你相信法律裏有中立的原則，相信有超然的原則照亮自由的理念和人類的靈性，相信法律原則，在敏銳、無私奉獻、獨立的司法機構的手中，會為建立更體面、有同情心和包容的社會作出貢獻，那麼你就相信司法獨立。

    我來此不是要向你們演說，而是表達對你們致力維護香港法治的欽佩。你們要對訴訟人說理，對社會說公義、對權力說真相。若然如此，將來人們寫這段歷史時，他們會記下，因為你們所做的，自由得以在香港維持……」

首席法官任命的通過

    立法會根據《基本法》第73（7）條通過終審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命，是一項實質而非只是形式上的程序，但在立法會過去建立的原則上，司法人員的任命應由獨立的司法人員推薦機制決定。除非有明顯而重大的失誤，否則立法會應該如議通過。這個原則的另一面是：不認同某一位任命人選的表現既不構成不通過的理由，通過任命同樣不等於對這位人選的推許或認同。法律任命的辯論，一如其他立法會辯論，議員在會議規則之下享有絕對言論自由。

落單的人 塵翎

落單的人

塵翎   29/03/2020

    疫情如浪掩至，最早滅頂的一批，必然是本來已經載浮載沉的。連鎖快餐店晚上不開放，有些夜宿浪人連可以抓緊的最後一根浮木也被冲走，只能倉促尋找棲身的地方。

    連鎖快餐店也没有錯，它不是慈善機構，明買明賣，通宵營業明亮乾净的店成了無家可歸者臨時的宿舍、始終是一場誤會，美麗說不上、畢竟是四分五裂狼狽不堪的生活 。

    這時看到法國的封城措施，儘管批評的聲音停不了，但當局盡力避免遺漏落單的人，安排街上的流浪客住進酒店，由慈善組織協凋及管理，光這一點，就算將功抵過。

     看一個人的作爲，有時候不是看他在頂峰的表現、而是看他落難時怎樣做 。 《上流寄生族》有一句深刻的台詞，女人説，如果我有錢我也會是好人，甚至更好人。這裏説的是，做人的餘裕。 有錢人行善、對人好，彷彿輕而易舉，只看有没有心。匱乏者擁有不多，要很辛苦才能得點溫飽，如果還能與人分享、幫助其他匱乏者，是因爲他們懂得，再往下墜是怎樣的險地。換着一個政府，也可如此行待。

    回看從前那些驚濤駭浪的考驗、時代颶風吹颳，最後站得住的是文明的指標。近期有些得體的演說、像英國印裔財政大臣那番話一一困境過去後人會想起彼此之間的善行一一也會留在歷史的迴廊，刻於智慧之柱吧。

2006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2006   The Wind That Shakes The Barley

奪康城金棕櫚獎爐火純青之作。

追溯20年代愛爾蘭反抗英國統治的獨立之戰，無懼得罪國人，直斥當年英國政府玩弄權術，令大地割裂，人心撕裂，也將一對兄弟由並肩作戰到各行各路的情誼，提升至史詩境界，過程中看到英軍的殘暴、人民激烈抗爭及內戰相殘。

這年代，還可以信任影像？ 陳Damon

沙發薯：這年代，還可以信任影像？

陳Damon（chandamon.com）  

27/03/2020

    7．21元朗事件8個月，群眾為求公義在元朗聚集，與警方再度發生衝突，令人記起因修訂引渡條例引發的反政府運動還未因疫情而停止。這一役後，大家的目光都放在8．31太子事件，正好高院剛下令港鐵須交出太子與荔枝角站閉路電視的片段，再度燃起大家要將事件查個水落石出的決心。

    然而，不少人認為事發已這麼多月，已給有關方面充足時間重拍片段，最終的片段很大機會是造假。情况有如陳彥霖的閉路電視片段一樣，公眾廣泛質疑片段的真確性一樣。這類質疑很容易被持不同政見的人否定，視為是毫無理據的「陰謀論」。不過，他們無法否認的是現代科技發達，要做出一段用肉眼難以辨析的影像基本上可謂毫無難度。去年年尾BBC One劇集The Capture便是探討現代科技中閉路電視影像的真確度，提醒我們這些影像未必能反映現實，更很有可能已成為扭曲現實的政治工具。

    The Capture講述軍人Shaun Emery在阿富汗戰場上因誤殺一名平民而被判謀殺，但最後因為專家判斷影像證據不可靠，他才被判無罪。怎知Shaun被釋放當晚即時捲入另一風波。他送朋友上巴士，但保安即時看到的CCTV片段卻是他在巴士站襲擊朋友。最終朋友失蹤，Shaun則被警方拘捕。

    Shaun事實是無辜，真正的幕後兇手原來是政府。他發現原來國家安全局一直使用被稱為correction的手段，即透過修改影像（包括搵臨記在案發現場重拍以及用deepfake技術來為臨記「換臉」）而用來拘捕指控無辜者。不過，他不止被政府陷害，更捲入政府與民間義士activists的鬥爭中。

滿街CCTV 步步留痕

    這類投射對政府不信任的電視劇有不少，其中最經典算是Paul Abbott主理的2003年作品State of Play。The Capture雖不及State of Play優秀，但勝在主題夠貼近時代精神zeitgeist。在滿街CCTV、我們在網絡每一步都留下無數痕迹的時代，其實我們又怎能對大規模監視不帶批判精神，沒有半點疑惑？

    同樣橋段，亦在FX Networks的新劇Devs出現。Devs是編劇Alex Garland（28 Days Later、Ex Machina）最新自己編導的科幻作品，一貫其詭異神秘的風格，充滿前瞻性。故事講述一間量子電腦科技（quantum computing）公司秘密地發展預測未來及重組過去的科技，觸及自由意志與決定論等複雜主題。其中一角色遇害，但CCTV片段中他卻變成自殺。何解？這影像當然又是被做手腳了，而幕後黑手自然又是政府及該科技公司了。

    提起科幻、監察及決定論等主題，很容易會想起史提芬史匹堡改編自Philip K. Dick同名作品的Minority Report，故事都是建基於對科技及政權的疑慮。Devs確是有點Philip K. Dick的影子，但其別具一格的影像和氣氛以及緩慢的節奏卻更像Blade Runner或是Alex Garland自己的前作Annihilation。

    看電視不忘香港事，更有助我們反思現世。除了CCTV影像不可隨意信，任何新聞報道甚至現場影片亦要透過不同來源綜合分析才可看清全面。這個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不做蠢豬是要付出很多腦力的。

武漢死者家屬排隊領骨灰 微博刪帖

武漢死者家屬排隊領骨灰 微博刪帖

27/03/2020

    武漢前日開始局部解封，大批死者家屬昨日到武漢漢口殯儀館外排隊領取骨灰。有網民發出的現場相片顯示，親屬排成長長人龍，網民稱現場靜得讓人揪心，但隨後照片被微博刪除。據官方數據，在此次疫情中，湖北武漢死亡人數超過2500人，是內地爆疫以來死亡人數最多的城市。

    湖北武漢爆疫後，國家衛健委2月初就發出通知，要求患者死亡後遺體應就近火化，不得移運和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亦不得利用遺體進行其他形式的喪葬活動。而隨着武漢疫情的受控解封，漢口殯儀館也向民眾開放，通知死者家屬到殯儀館領取親人骨灰和火化證明。

    昨日凌晨，有網民上載在武漢漢口殯儀館現場的圖片和文字，圖片顯示在一處「靜園樓」的建築物前，大批戴着口罩的人群安靜地排隊，隊伍長得看不到龍尾。

    據一位前往殯儀館的網友稱，他約上午10時到達漢口殯儀館，大門口沿路停了長長的私家車和志願者車隊，「進門安保很嚴……基本一抬手機（拍照）就有人過來制止」。

殯儀館保安嚴密 禁手機拍照

     該網友稱在殯儀館內待了兩小時，有的家屬抱着遺照呆坐，有的抱着骨灰盒從身邊走過。他說：「人很多，很安靜，沒有哭聲，也沒有哀樂，他們就這樣默默地抱着骨灰盒離開。只到最後我要離開才看到一位阿姨放聲大哭，她的哭聲引來所有人回頭，大家呆呆地看着她，甚至有一絲尷尬。」

沒哭聲沒哀樂 默默抱骨灰離開

    有網民留言稱，「太心痛了。這不是每天更新的疫情死亡名單上新增的冰冷的數字，而是一個個家庭的破碎啊。想到封城那段時間的武漢，真的太悲痛了」；「看到這麽多人，真的好難過啊。以後每年的過年，都會想到今年的春節，那麽多的家庭破碎」。不過相關的圖文很快就被微博刪除。

武漢肺炎有感 梁德華

武漢肺炎有感

梁德華   27/03/2020

    武漢肺炎不斷擴散，已有接近二百多個國家檢測到病例，全球確診人數破四十萬。重創經濟，人心惶惶。多個國家出現排華事件，華人遭受無妄之災。去年十二月底武漢市中心醫院發現武漢肺炎病毒，惟當局一直壓制、訓誡醫生、封鎖信息、隱瞞和淡化疫情，錯過及時防疫、抗疫的時機。政府只顧面子和經濟利益，兼且言論自由欠奉，是導致疫情蔓延的根本原因。泱泱大國宜自省反思，不應諉過於人。

    猶記得一九五八年毛澤東發動「大躍進」，神州饑荒處處，哀鴻遍野。當年筆者在內地讀小學，老師教學生肅立面對毛主席像，感恩頌讃 :「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 、 「黨的恩情深似海」。隨後齊聲高唱 :「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 …」現今武漢肺炎肆虐，市民處在愁雲慘霧之中，憤懣不已。武漢市委記王忠林主張「感恩教育，感恩總書記，感恩共産黨」。感恩戴德，一脈相承。在文明、民主、自由的國度，政府即使政績斐然，人民也毋須感恩。倘當權者政道不行，人民會用選票「感恩」他下台。

    没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英明 」領袖定於一尊的政治體制，釀成看似天災、實爲人禍的武肺瘟疫，禍延全球，造成恐慌、傷害和死亡。還談什麼「中國模式」的優越 ?

丁地之爭，兩侯相遇

最佳圖片 (新聞組)
Best Photograph (News)   2015
季軍 2nd Runner-up

鄧宗弘  Tang Chung Wang

丁地之爭，兩侯相遇

生意淡薄見真情 「香港人幫番香港人」 的士暖男暗藏口罩義贈乘客 黃詩雅

生意淡薄見真情 「香港人幫番香港人」 

的士暖男暗藏口罩義贈乘客

黃詩雅 (明報記者)   26/03/2020

    新冠肺炎爆發，街上行人寥寥可數，一盞盞的士車頂的「TAXI」指示燈有序排列路旁，成了城市的燈飾。洋名Jim的黎浩文也駕着其生財工具在其中穿梭，「最差試過做足12小時，扣除成本得48蚊一日」，唯有「冒險」到醫院接客，落客後即時消毒。阿Jim又在前座暗格放了一包包用密實袋裝好的口罩準備助人，曾送給一個口罩戴3天的婆婆，亦曾有醫護主動送他口罩，「幫到人梗係開心啦，香港人幫番香港人」。

    每日都要接觸陌生人的阿Jim，疫情肆虐期間，除載客時戴口罩，亦會將口罩用密實袋包裝好放在車廂，隨時送給有需要的乘客。

婆婆口罩戴3日 獲贈罩「眼濕濕」

    他憶述，有次在街上接載一名老婦，她主動打開話題，稱鮮有見到年輕的士司機。當時適逢大批市民四出搶購口罩，兩人自然談起口罩問題。婆婆說，口罩都是由兒子較早前以高價購買，她當日所戴的口罩已用了3天，即使口罩不夠用，她也不敢告訴兒子，不願兒子捱貴價口罩。阿Jim聽後，趁婆婆下車前送上口罩，婆婆收到口罩後「眼濕濕」，連忙道謝。他又說，自己亦曾接載醫護人員，更獲對方主動送上口罩。

疫情最差日掙48元 「爭啲唔夠食飯」

    「農曆年後疫情開始，條街無人，最差試過做足12小時，扣除成本得48蚊一日，爭啲唔夠食飯，嗰幾日好難捱」，疫情令的士業界大受打擊，他說，反修例運動期間生意反而無受太大影響，每日平均掙到約1000元，收入不成問題。

志同道合 「黃的台」解燃眉之急

    疫情爆發約兩個月，他說生意無起色，直至上月他加入成為「黃的台」司機，起初只因認同黃色經濟圈的理念，後來卻受惠於此，收入回升至每日約800元。

    阿Jim一向駕駛早更的士，每早5時開工至下午5時，疫情爆發後，車主為免的士閒置相繼減車租，早更的士車租由400餘元減至200餘元。最近他改為駕駛「特更」，可自行安排開工時間，連同車租、燃油費及車位，每日成本約500元，他透露不少同行跟他一樣改為駕駛特更的士，因可把握上下班繁忙時間做生意，若司機的體力許可，更可開工超過12小時，形容是「用時間換取金錢」。

醫院接客為生計 加強消毒免家人憂心

    疫情下人人避免出入醫院，為了生計，阿Jim與其他同行仍選擇冒險到醫院接載乘客，而遇到前往醫院的乘客，他亦不會拒載，但自己與家人都會擔心，「驚㗎，會開窗，上完醫院客會噴下消毒噴霧」，車廂咪表旁放置了一瓶消毒噴霧，前座司機位及乘客位之間亦擺放了一瓶消毒搓手液，供乘客上落車時使用。他自己亦有加強清潔車廂，「地氈底、表位、冷氣出風口、座位、軚盤都會抹。每日收工前會大清潔一次，接了3、4輪客就噴消毒噴霧，一得閒就抹車」，形容現時的士車廂是「前所未有咁乾淨」。

何謂「不枉此生」？ 王師奶

論盡教育：何謂「不枉此生」？

王師奶   24/03/2020

    記得沈祖堯教授仍是中大校長的時候，王師奶參加姨甥女畢業禮，沈校長以《不枉此生》為題，勸勉畢業學生，這是王師奶聽過最動人的一篇演辭，迄今仍在耳際。沈祖堯演辭的對象是剛畢業的大學生，是將要踏入社會的一張白紙，是將要接受社會大染缸漂染的青年，所以他的演辭充滿期許、警惕，設定的標準高於社會平均的期望。讓我們看看沈校長對行將展翅高飛的學生的「不枉此生」的贈言。

沈校長訓勉畢業生：高尚 儉樸 謙卑

第一：快樂與金錢和物質豐盛無必然關係。一個溫馨的家、簡單的衣著、健康的飲食，就是樂之所在。漫無止境的追求奢華，遠不如儉樸生活能帶給你幸福和快樂。

第二：過高尚的生活。我們的社會有很多陰暗面：不公、剝削、詐騙等等。為了母校聲譽，務必莊敬自強、公平待人，不可欺侮弱勢的人，也不可做損及他人或自己的事。高尚的生活是對一己的良知無悔，維護公義，事事以道德為依歸。

第三：過謙卑的生活。我們要有服務他人的謙卑心懷，時刻不忘為社會國家以至人類出力。謙卑的人不固執己見，而是虛懷若谷聆聽他人言論。偉大人物不整天仰望山巔，他會蹲下來為兄弟濯足。

食好住好穿好 不是人生全部

    假如你擁有高尚的情操，過着儉樸的生活，存有謙卑的心，生活將會非常充實。你將會是個愛家庭、重朋友，而且是關心自己健康的人。你不會在意社會給你什麼，但會十分重視你能為社會出什麼力。一所大學的價值不能用畢業生的工資來判斷，更不能以開的汽車、住的房子作準，而是應以它的學生畢業後對社會，對人類的影響為依歸。也許沈校長演辭內容不能被所有家長和學生認同，家長會認為「我辛辛苦苦陪太子讀書，幼稚園、小學、中學以至大學，搵學校、叩門，為的是將來有份好職業，有安定的生活，就算不是錦衣玉食，也不應僅過儉樸生活，若是如此，我十多年來豈不是白捱！」家長的心情可以理解，誰不望兒女住洋樓，養番狗，揸架砵砵車周圍走。唔通仲要住300方呎靠打開門、半掩鐵閘通風的公屋咩！家長心情如此，畢業生又如何？年輕人大多重理想，他們大多理解沈校長的語重心長，也明白食好、住好和穿好不是人生的全部，也明白活得有意義才不枉此生。

    王師奶就見過不少有理想，勇於維護公義，莊敬自強的年輕人；不幸的，也見過不少年輕人給社會的混濁氣氛熏得蓬首垢面，他們在名利面前屈膝，他們已和剛畢業時的豪情壯志告別，大學畢業禮訓勉的儉樸、高尚、謙卑在他們心中已成笑話。今日議事堂中，高官群中，俯拾即是。尚幸十步之內，仍有芳草，數目是少些，但仍有彌足珍貴的一士諤諤之輩，為世界殘存一絲希望。

    古人常有「知易行難」和「知難行易」之辯，王師奶認為兩難，知難行亦難。少數的「芳草」們，請繼續芬芳下去，才「不枉此生」。

平行管治論：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沈旭暉

平行管治論：

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沈旭暉   23/03/2020

   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舉措當中，最奇怪的其中一點，就是在諸如口罩一類物質的供應上無能為力，甚至呼籲有能力的市民捐贈，令各門各派掀起目的各異的口罩採購潮。但與此同時，不少本來應該流向政府的口罩，被直接送到各大建制組織派發，他們自行訂立派發章程、充實名冊，甚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中國對口，以圖在林鄭政權民望破產之時，另建權威。昔日承擔這類民生功能、事無大小都被諮詢的區議會，卻因為已變天，被特區政府直接繞過；新任區議員受政府冷待，自然更努力突破框架，雖然權力很有限，但姿態很進取，同樣希望另起爐灶。至於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早已從「聯絡」變成「第二支管治團隊」，這是十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的公開表述；所謂「建制派」對「中環」習慣無視，只在乎「西環」臉色，人所共知。日前剛過了7.21八個月紀念，元朗當晚為何自成一國，港人無不心裏有數……

    說了這麼多，只是說明香港從來存在多於一個權力核心的「平行管治」，今天也不例外。只是港英治下的「平行管治體」之間亂中有序，貌似利益對立，卻能和平共存、互為表裏，都是持份者，共同催生了香港奇蹟，和今天完全相反。談及「管治體」、「平行政府」這類名詞，很容易被上綱上線，說的是曹二寶自然「政治正確」，來自其他人就是大逆不道；但從政治學概念，「管治體」定義可以很寬鬆，「有效管治」也可以很bottom-up。舉一個最極端例子：19世紀後期，三藩市出現了一位「美國皇帝」諾頓一世（Emperor Norton I），成為市民心目中的cult icon、平民社交名人，他自行印製的「鈔票」被店舖接受，戲院、交通工具會因為他是「皇帝」豁免收費，報章會刊登他的「憲報」，警察街上相遇會向他敬禮。一切當然是cult（今天術語就是「玩膠」），但當時有評論員認為他不應受遊蕩罪管轄，因為已成為「local institution」，確實也很難徹底否定。

    從這角度看，二戰後英國人回到香港，到主權移交過渡期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並存多個自成體系的「管治體」，起碼達七個：

1. 港英政府：這自然是英屬香港的合法政府，由倫敦直接任命港督作為首長，以往通常來自外交官體系。但英國殖民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原則，靠的主要是文官系統，和本地精英階層配合，而不是單靠嚴刑峻法。這是香港管治的宏觀框架，一般人都生活在體制之內，但由於上述特性，同時也有其他身份認同、社會資本和國際網絡出現。

2. 英資洋行：香港殖民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後來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對尋求上向流動的香港人而言，order不是來自港督，而是來自大班。由於他們比外交官出身的港督更紮根，往往能制衡文官體系，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影響力才退減。但就是那樣，很近期的港督衛弈信被撤換，依然是源自這個管治體的小報告，可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3. 共產黨地下政府：以「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名運作，而中共得以在香港建立半公開官方體系，則源自戰後與英國的密約，時任社長喬冠華是外交元老，認為這個「紅色小政府」是對英首次外交突破；至於在港地下黨，則由廣東省的港澳工委負責。結果香港出現了「紅色經濟圈」，國貨公司、愛國報紙、親共機構等紛紛成立，附屬家庭、群眾自成體系，只聽單位號令，構成「港中國」，這卻是港英默許的，也符合英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國策。直到六七暴動，雙方忽然攤牌，體系元氣大傷，但道統存續，中聯辦正是源於此。

4. 國民黨地下政府：曾幾何時，從大陸敗走的國民黨人和家屬聚居調景嶺，港英政府給予的援助有限，台灣當局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承擔了實質上自治政府的角色，建立治安隊，安排各種支援，聯絡香港各界，調景嶺居民視之為台灣代言人，日常高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一些來到香港的退伍軍人，則和地下勢力結合，形成另一種秩序。這體系在1956年的雙十暴動後逐步萎縮，但並沒有消失，只是化整為零存續下去。

5. 九龍城寨「大清」政府：大清帝國把新界租借給英國時，依然擁有九龍城寨主權，並對之駐軍，令城寨成為大清飛地。不久港英驅逐城寨清軍，但又被當地居民趕走，加上李鴻章重申主權，令城寨變成無政府狀態、地下秩序大本營。後來城寨居民成立「福利委員會」，作為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聲稱繼續根據大清律例「依法執政」。所以當全港禁食狗肉後，在城寨依然合法；各種各樣的黑市、黑工，都在城寨生根；直到九十年代，城寨才在中英兩國同意下被清拆。值得一提的是，「港版諾頓一世」「九龍皇帝」曾灶財，也是源自相關「法統」。

6. 鄉議局：1926年成立，但其實自從英國與新界原住民打了一場「六日戰爭」，就有意識把城鄉分流，看待新界大族、鄉紳，就像對待印度土王、阿拉伯酋長，容許他們保持自身權威、給予種種特權，換取他們協助穩定局面，與一河之隔的中國政權保持距離。新界原住民權益，都是作為這個管治體的一環予以准許，而且在鄉議局成立初年，甚至連民事案件也可辦理。七十年代的丁屋政策、「丁權」，自然是這管治體的產品；元朗7.21觸及複雜的鄉事關係，也是一脈相承。

7. 灣仔「小華盛頓」：正如今天有美國駐軍的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地，美軍都改變了駐軍地的社會經濟面貌；美國沒有駐軍、但軍艦經常往返的英治香港，特別是芬域碼頭附近的灣仔一帶，也充滿美國色彩。這裏說的「色彩」，不只是《蘇施黃的世界》的酒吧配套般簡單；芬域碼頭海軍商場由港英以象徵式價錢交由「香港軍人輔導會」管理，儼然美軍勢力範圍；而當美軍消費壟斷區域經濟，美元自然成了灣仔非正式貨幣。美國在香港建立基地，也因利乘便：美國駐港領事館規模很大，各部門對口單位一應俱全，被稱為「小華盛頓」，實質上是觀察中國的前哨站。英國引入美國勢力、卻又偶爾壓抑，正是作為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

    回到2020年，香港理應依然是不同勢力持份的地方，但林鄭月娥連美國也說「no stakes」，反映昔日兼容並包的真香港，已經被西環獨大的「全面管治」支配改造。但一天香港依然對北京有價值、依然是單獨關稅區，平行管治體們，就不可能不存在。然而現在某些人試圖以文革方式，讓一切推到重來，除了把各方默契一併打破，也無視本土派等新生代的切身利益和理念追求，結果不同板塊之間天天進行無差別零和遊戲，造就管治全面失衡。民間在這段期間，爭取自身訴求制度化、體系化，催生挑戰建制和舊制度的劇烈意願，自屬理所當然。物極必反，本來誰也知道，但似乎唯有越俎代庖的「第二支管治團隊」不知道。

太陽花運動6年後，追究國家暴力仍困難重重 何明修

世紀．一一兩岸：

太陽花運動6年後，追究國家暴力仍困難重重

何明修   23/03/2020

    在6年前的3月18日晚上9點，一群大學生與民眾衝入立法院，抗議當時執政的國民黨在前一天強行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這不是反服貿的人第一次強行闖入，他們原先以為很快就會被警察驅散，沒有想到是，他們成功地佔領了立法院的議事廳，用桌椅所臨時搭建的路障阻止了警方行動。由於迅速的網絡號召與動員，當晚場外聚集了幾千名支持者，警察反而被包圍。這場號稱太陽花運動的抗爭，持續了24天，最後佔領者和平撤出，已經簽定的服貿協議也沒有生效。

    事後來看，太陽花運動帶來巨大的政治衝擊。在2014年，被認爲過度親中的國民黨在地方選舉大敗，兩年後，民進黨重返執政，並且首度取得國會多數席次。太陽花世代的參與者已經進人了 (總統) 府、 (行政) 院、(執政) 黨的核心決策體制，在2018年的地方選舉，不少人也當選了地方縣市議員。今年初的大選籠罩在濃濃的「亡國感」焦慮，太陽花運動參與者紛紛投身了選戰，「學運總指揮」林飛帆擔任民進黨副秘書長，也有三位運動者順利當選立法委員，他分別是賴品妤 (時爲大學生)、范雲 (時爲大學教授)、洪中翰 (時爲環保團體成員) 。30年前的野百合學生運動加速了台灣的民主化，其歷史重要性已經獲得肯定。與此相比，太陽花運動的作用恐怕不遑多讓、也成爲標誌政治發展的里程碑。

捲法律訴訟者漸不獲關注

    儘管太陽花運動有這樣光鮮亮麗的政治效應，後續的法律訴訟仍在持續進行，但是卻愈來愈得不到公眾的關注。

    先談政府控訴抗爭者的部分，台灣的司法體系將太陽花運拆成三個案件，分别是3 · 18佔領立法院、3 · 23佔領行政院、4 · 11包圍中正一分局案，共有超過百人被檢察官以煽動、妨礙公務等罪名起訴。其中3 · 18案的涉及人士包括了當時的運動明星，例如林飛帆 、 陳爲廷、黄國昌等，因此受到最多的重視。2017年3月一審宣判無罪，法官甚至在判決書上直接引用公民不服從的學理。不過檢察官隨即提出上訴，一年後二審維持無罪判決，只不過不再提到公民不服從的法學論證。

    佔領行政院事件並不是運動領導者所發起，而且也因爲闖人官署的過程中有較激烈的肢體衝撞，所以被告人數最多，高達126人。在 2016年政黨輪替後，民進黨籍的林全行政院長以「太陽花運動訴求已經成爲全民共識爲由」，撤回了侵人建築物罪之訴訟，但仍是有21名被告面臨檢察官的起訴。在2017年4月，有11名參與者遭判刑3到5個月不等，得易科罰金，至今二審仍未判決。

    中正一分局案是佔領立法院行動落幕後的案外案，因爲民衆不滿警員的處理方式，形成了幾個小時的包圍警署行動，事後共有4名參與者被起訴。在歷經了兩次判決之後，2017年8月有兩名被告的罪名成立，獲得緩刑的處分。

深感司法迫殺 無名者常判有罪

    大致上而言，台灣司法體系對於運動的處理算是寬容，有罪的判定也算是輕微，或多或少反應了社會大衆如何看待太陽花運動。不過，長年的法律訴訟也讓當事人與義務律師十分疲憊，深深地感受到所謂的「司法追殺」。此外，判決是否公平也是得討論的，在3個案件中，知名的人物，例如太陽花運動的核心指揮者、行政院案中的魏揚、中正一分局案的洪崇晏，通常可以全身而退 ; 獲致有罪判決的通常是較不知名的涉案者。

    另外一種司法案件則是涉及了追討國家暴力，這部分卻進展緩慢，當事者仍没有獲得公平正義。在佔領行政院行動發生後，國民黨高層下達限期驅離的指示，在3月24日凌晨，警察開始動用警棍、盾牌、水炮車來清理現場，上百位和平靜坐的示威者受傷。其中一位遭暴打的年長者周榮宗因內出血送醫，住院期間發現慢性病，在一年後去世。

    當晚的警力鎮壓是晚近台灣很久没有出現的暴力場景。許多當事者心理創傷是很沉重的，有些人後來看到警察都會産生本能的恐懼。就我的訪談研究，有一位外科醫生曾在急救站縫合被警察打到囗吐白沫、不省人事的傷者，後來他只要拿起手術刀就會不自覺地抖動，連簡單縫合手術都無法做。

台警暴力清場 制服上卻沒編號

    在義務律師的輔助下，有20幾名受害者提出司法訴訟，要求追究濫權執法的警察，以及下達指揮命令的層層主管。當初受害者有兩個途徑可以選擇，一是向警察控訴，再請檢察官處理。另一則是直接去法院提告。要警政機構調查自家違法之行爲，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他們被迫採取了自訴的管道，民間提告者没有公權力，不能進行偵查，不能調用影像資料，吃了很多苦頭。律師團收集了媒體及參與者所留下的影像資料，清楚呈現警察暴力攻擊和平示威者的圖像，但是由於警員制服上没有編號，頭盔也擋住臉孔，自訴狀只能寫 「某不知名警員」。民間律師團成功地要法院保全當晚的警力部署圖，故可以指認出行政院周遭區域所可能涉及的分局單位，但是也僅止於此 。

    由於指認之重重困難，至今所有的法庭判決都是無罪的，下達指令的高層與前線使用暴力的警員没有人承擔法律責任。只有少數受害者獲得國家賠償，在2015年8月被打到爆頭的林明彗獲得台幣30萬的賠償。在2019年10月，包括前立委周倪安在內等14人訴訟成功，賠償總金額爲台幣111萬元。國家賠償的被告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不需要指認特定人士的刑事責任，而是追究國家機關督導的責任，所以舉證是比較方便。但是這呈現一個問題，如果行政機關都要賠錢，那麼爲何下令與實際動手打人的警察卻仍無罪呢 ? 用納税人的錢來擺平爭議，而不去追究有問題的抗爭現場處理，似乎是非常廉價的正義。事實上，在這個漫長的訴訟過程中，許多自訴者選擇了放棄，也有不少義務律師因爲職涯變動，無法再參與，這些都是懸而未決的遺憾。 

台灣民主化未竟課題

    陳雨凡律師從太陽花運動以來，就積極參與相關的訴訟案件。就如同許多台灣的年輕法律人一樣，她充滿熱情，關心公益。不久前，我在課堂上邀請了她來分享自己一路參與的歷程。她的感想卻是令人十分沮喪，就如同轉型正義一樣，國家暴力是很難追究的。所以她語重心長地提醒修課同學，如果要上街頭抗議，就最好不要被警察打，因爲公道是很難被彰顯的。國家要追查人民的犯罪，他們有各種法定權力，可以收集到各種證據 ; 但是反過來，如果是國家犯了錯，人民要追究責任，卻是面臨了重重阻礙。

    按理來説，法院應是維持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無論國家或人民的行爲都可以在此獲得公平的審視，並且給予適當的判決。但是就實際上而言，國家犯法與人民犯法的後果卻是完全不同。無論源自於警察機關的人權與法治觀念不足、官官相護的心態、司法人員的保守性格，行政院事件的無辜受害者仍没有獲得正義，而這也是台灣民主化所未竟的課題之一。

竹君早安 鄭美姿

竹君早安

鄭美姿   22/03/2020

    下晝四點，以前是闊太食tea時間，但自從世界再回不去了之後，「四點鐘」就似皮膚上突出來的癌腫瘤，已惡疾纏身，但自欺欺人也未嘗不可。反送中時，警方的四點鐘謊言大會，便盛產了不少膾炙人口的金句，諸如：「電光火石之間」（近距離對準心口開槍）、「我對記者最客氣」（全場記者笑出來）、「Sorry, I can't find the right word」、「警方非常克制」（發射布袋彈和橡膠彈），還有簡單一個字「Er……」。

    隨後反送中跟肺炎無縫交接，口吃和心虚的阿sir，給換成了衛生防護中心的醫生張竹君。香港病人膏肓是事實，但換了一家療養院之後，冇死得咁快也是事實。大半年前看警謊直播，網民按的「嬲嬲」多到上心囗，粗口横飛，連吊命用的鹽水樽都想扯下來擲爛電視機。反而今日看竹君直播，不少人還會俏皮的留言，送她一句「竹君早安」，血壓藥都減了半粒。

    反送中育成的警謊惡菌，注定遺臭萬年。香港人足足等了十個月，都没等到一個警界良心講出真話。武漢肺炎來襲兩個月，感謝專家學者袁國勇、龍振邦師徒，寫出了病毒的真相。刊登後撤回，讓文章得到更大的關注，全文亦已被高人翻譯成英文，於網上傳得更廣更遠。醫護和警謊之間，是一個我們與惡的距離，希望能永遠守住，請大家戴好口罩，心靈上時刻保持兩米咁遠。

叫停「佛系」抗疫 權威專家確診

叫停「佛系」抗疫 權威專家確診

22/03/2020

    英國倫敦帝國學院流行病學權威專家弗格森（Neil Ferguson）上周五（20日）在Twitter承認確診，慨嘆被自己研究的病毒感染。

    弗格森過去兩個月為英國政府提供建議，亦有份帶領科學團隊為英美政府提供今次疫情的推算模型，推斷若採取原有的「紓解」方式抗疫，英美可能分別有25萬人和逾百萬人死亡，報告被不少傳媒視為促成兩國政府過去一周收緊抗疫方針的關鍵。

    他近幾周參與過多場會議，上周二亦有出席唐寧街的記者會，首相約翰遜當時亦在場，惟未知兩人有否面對面接觸。

What is Terrorism ? Martin Purbrick

What is Terrorism ?

Martin Purbrick

It seemed easier to define terrorism in 1990 when I was an Inspector in Special Branch working in counter terrorism intelligence. Terrorism was a clearly identifiable threat and the terrorists were clearly identifiable people and groups.

During 1990/91 "Gulf War One", when Iraq was defeated by US and coalition forces, in Special Branch we were on high alert because of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but no attacks occurred in Hong Kong despite the British involvement in the war against Iraq and the complex network of Arab terrorist support stretching from the Middle East even to business contacts in Hong Kong.

Terrorist threats were largely related to the Middle East, mainly from Hezbollah (sponsored by Iran), as well as the multitude of Palestinian terrorist groups such as the 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sation (which had by then renounced terrorism but had a complicated membership of many sub-groups), Abu Nidal Organisation (led by the violent Sabri Al-Banna), the Palestine Liberation Front (led by Ahmed Jibril, responsible for the hijack of the Achile Lauro cruise ship in 1985), and the Popular Front for the Liberation of Palestine (led by the charismatic George Habash who masterminded the Dawson's Fields hijacking of five Western airliners which inspired terrorist hijacking of planes).

Ramzi Yousef, one of the leaders of the first attack on the World Trade Centre in New York in 1993, was guided by his uncle Khalid Sheikh Mohammed who was the mastermind of the 9/11 airline attacks on the same building in 2001. They also plotted to organize "Operation Bojinka" in 1994 which if it had been successful would have destroyed twelve commercial planes originating from Asia on the same day. Both men established a network of contacts across cities in Asia, which showed that Hong Kong was not immune to the terrorist threat. Khalid Sheikh Mohamed later became a member of Al Qaeda in the mid-1990s.

In the early 1990s Al-Qaeda was not yet known to us in Special Branch. Osama Bin Laden's growth of Al Qaeda as a permanent jihadist force came after Iraq invaded Kuwait in 1990 and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invited US military forces to the country for defence. Bin Laden offered the Saudi royal family a force of Arab mujahedeen veterans as the core of a force against Iraq, but the offer was rejected. If Saddam Hussein had not invaded Kuwait, Bin Laden may not have been presented with an opportunity to wage jihadist war. The failure to withdraw US troops from Saudi Arabia immediately after the defeat of Iraq led to Bin Laden turning against the Saudi royal family and added to Arab support for Al Qaeda. The "myth of Bin Laden and Al Qaeda" was enhanced as he stood up to the House of Saud as well as the USA.

By 1991, Bin Laden had moved Al Qaeda to Sudan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government, which wanted their skills to train soldiers to fight in the country's civil war. The years in Sudan provided Al Qaeda with the time and a base to coordinate terrorist attacks against wider targets. In 1992 two hotels in Aden, Yemen, where US soldiers transited to Somalia, were bombed by the "Islamic Army Shura", some of whose members had trained at an Al Qaeda camp in Somalia. In November 1995 an attack on a National Guard base in Riyadh, Saudi Arabia, was attributed to supporters of Bin Laden. In June 1996 a truck bomb attack at Khobar Towers, Dhahran, involved Al Qaeda.

Al Qaeda trainers entered Somalia to assist warlords fighting US forces. Bin Laden even claimed that in 1993 Al Qaeda fighter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e attacks on US military helicopters in Mogadishu, Somalia, but this was most likely an attempt to add to the myth of Al Qaeda by associating the movement with the battle that led to the exit of US forces from Somalia.

From 1996 to 2001, Al Qaeda had a base in Afghanistan to organize, consolidate, and plan strategy for attacks on the "far enemy" USA. Al Qaeda was able to develop alliances with other jihadist groups in preparation for more widespread conflict with the USA. In February 1998, Bin Laden issued the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Americans". The declaration was signed by the "World Islamic Front for Jihad Against the Jews and Crusaders", which was an umbrella group for Egyptian Islamic Jihad, Egyptian Jama at Islamiyah, and others from Kashmir and Pakistan.

The 1998 statement was a brilliant piece of propaganda to attract, influence, and motivate Muslims to a common cause with Al Qaeda in a wide alliance against the USA. Al Qaeda became increasingly adept at the use of propaganda to create a climate in which groups and individuals would carry out attacks on behalf of Al Qaeda, creating a force multiplier in the asymmetric conflict with the more militarily powerful USA.

The resulting terror was illustrated in the bomb attacks on US Embassies in Kenya and Tanzania in August 1998, the bombing of the USS Cole in Aden, in October 2000, and the aircraft hijackings and suicide attacks in September 2001 in New York, Washington DC, and Pennsylvania. These attacks were great propaganda for Al Qaeda, which had shown frustrated Muslims around the world that the superpower USA could be successfully attacked. Attacks either by Al Qaeda core members or affiliated groups continued from 2002 in Tunisia, Pakistan, Yemen, Bali, and Kenya; in 2003 in Saudi Arabia, Morocco, Indonesia, and Turkey; in 2004 in the Philippines, Spain, and Saudi Arabia; in 2005 in London, Egypt, and Jordan; in 2007 in Algeria; and in 2008 in Pakistan. After the 9/11 attacks Al Qaeda was not only a terrorist organisation, it became a global terrorist franchise with branches, subsidiaries, and affiliates.

Although Al Qaeda had great success it was doomed by trying to fight against the USA. Terrorists who challenge an established state rarely succeed and their violent action inevitably leads to defeat as the resources of the state are mobilized against a common enemy. Al Qaeda was without doubt a terrorist organisation, evidenced by the 1998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Americans", but often terrorism and terrorists are difficult to define.

For instance, following the attack on the US Consulate in Benghazi, Libya, in September 2012, US Secretary of State Hilary Clinton said "Was it because of a protest, or was it because of guys out for a walk one night who decided they'd go kill some Americans? What difference, at this point, does it make?" It made a difference to Republican critics of how the administration of President Obama perceived the attack, either as an out of control violent political protest or a premeditated terrorist act, and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objective distinction between terrorism and other forms of political violence.

War between states or tribes, civil war between populations of a country, revolution, insurgency, violent political protests, riots, and terrorism are all forms of "political violence". Terrorism is subset of political violence, and violence may occur without terror but not terror without violence.

A "Terrorist act" has been defined in law in Hong Kong as: The action is carried out with the intention of, or the threat is made with the intention of using action that would have the effect of (A) causing serious violence against a person; (B) causing serious damage to property; (C) endangering a person's life, other than that of the person committing the action; (D) creating a serious risk to the health or safety of the public or a section of the public; (E) seriously interfering with or seriously disrupting an electronic system; or (F) seriously interfering with or seriously disrupting an essential service, facility or system, whether public or private; and (ii) the use or threat is (A) intended to compel the Government or a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or to intimidate the public or a section of the public; and (B) made for the purpose of advancing a political, religious or ideological cause.

The lengthy legal definition contrasts with the simpler definition of the late Professor Paul Wilkinson of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which is "Terrorism is the systematic use of coercive intimidation, usually to service political ends." Terrorism expert Alex Schmid has collated 109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terrorism in his 1984 book on the subject. What does this mean in Hong Kong and do any of the violent acts associated with pro-democracy and anti-government protests resemble terrorism?

The legal definition is not sufficient to invoke the emotional term "terrorism" as it can include political violence that does not meet the standards of objective understandings of terrorism. The protester violence that occurred in 2019 caused damage to property, endangered lives, created a risk to the safety of the public, interfered with electronic systems (for instance traffic lights), and was intended to intimidate and compel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relation to five demands that were political. But so did the 2019 "Yellow Vest" protests in France, the "October Revolution" protests in Iraq, and the violent protests in Chile that originated from public dissatisfaction regarding inequality. There is no compelling reason that the 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se events should be termed as "terrorism".

This raises the question of why the Police in Hong Kong have claimed that the political violence in Hong Kong could be categorized as "terrorism". In March 2020, the Police raided multiple locations and seized three bombs, each containing 1.5kg of explosives, with three remote-controlled devices, as well as 2.6 tons of chemicals with six bottles of drain cleaner and 60 electric matches. The Police stated that they were linked to bomb plots in January and February, involving an explosion at Caritas Medical Centre in Cheung Sha Wan, and devices found at Shenzhen Bay border crossing and Lo Wu railway station (one of which caught fire and spurted white smoke). Many other weapons intended for violence and to cause harm have also been seized by the Police in the past six months. These plots were not however at all successful and involved amateurish planning.

The Police and the Government are equating all political violence with terrorism, reflected in a press release on the law and order situation on 2 March 2020 which said "Violent acts committed by the protestors changed from throwing water bottles and other objects to hurling bricks and mills barriers or even petrol bombs, corrosive liquids and shooting arrows. Some members of the public refused to condemn such behaviours and as a result violence escalated to genuine firearms, bullets and explosives. In order to express their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society and the government, rioters chose to hurt the public and cause social panic which exactly is the behaviour of home-grown terrorism."

Expressing dissatisfaction, using violence and causing social panic is not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nor is it close to any of the other many definitions of terrorism. This reflects how difficult it is to define terrorism, and why no agency such as the Police should be left to do so on their own terms. Defining terrorism is subjective and the Police, who have been the targets of protest violence leading on many occasions to officers losing self-control, have an emotional bias towards invoking the term. The definition of terrorism in any circumstances must be made after review by political leaders, the executive arm of government, the legislature,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police, and then ultimately decided by the courts.

What is absent in the political violence in Hong Kong is an organisation or conspiratorial cell structure or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motivated by a terrorist movement. The sad and clumsy bomb making efforts efforts of a few disenchanted and misguided young people in Hong Kong are not in any way similar to Al Qaeda, Hezbollah, ISIS, who are the real terrorists we know. This is not terrorism in Hong Kong.

About the author:

Martin Purbrick is a former Royal Hong Kong Police officer, whose work included counter terrorism in Special Branch and triad society research in the Criminal Intelligence Bureau from 1988 to 2000. For the past 18 years he has been employed by various major companies in corporate security roles and he now operates his own company.

何謂恐怖主義？ Martin Purbrick

周日話題：何謂恐怖主義？

Martin Purbrick

(作者為前警官，於1988至2000年間，曾參與包括政治部的反恐工作及刑事情報科的三合會調查。過去18年間任職不同公司擔任保安事務，現時經營私人公司。)

翻譯//葉杏麗   22/03/2020

    要為恐怖主義下定義，似乎在1990年要比現在容易。那時候，我是負責反恐情報工作的政治部警官，恐怖主義是一種可以清楚識別的威脅，而恐怖分子則是可以清楚識別的人和組織。

   1990至91年第一次波斯灣戰爭，伊拉克被美國和聯軍打敗，我們政治部因為恐襲威脅而進入高度警惕。不過，雖然英國有份參戰對付伊拉克，而支援阿拉伯恐怖主義的複雜網絡遠從中東伸到香港，甚至在香港有生意聯繫，但香港沒有發生任何襲擊。

第一次波斯灣戰爭 港英政治部高度警惕

    當時的恐怖主義威脅大多與中東有關連，威脅主要來自（得到伊朗財政支持的）真主黨和多個巴勒斯坦恐怖組織，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PLO（已揚棄恐怖主義但旗下尚有許多錯綜複雜的分支組織）、阿布尼達爾組織ANO（由崇尚暴力的班納Sabri al-Banna領導）、巴勒斯坦解放陣線PLF（由1985年挾持阿基萊勞倫號郵輪的賈布里納Ahmed Jibril領導）以及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PFLP（其魅力型領袖哈巴什George Habash曾策劃道森機場劫機事件，共騎劫5架西方客機，事件開啟了恐怖分子劫機的先河）。

   1993年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第一次遇襲，襲擊的其中一名領導者優素福（Ramzi Yousef）受其舅舅哈立德（Khalid Sheikh Mohammed）指導，後者正是2001年9月11日策劃飛機襲擊同一幢大樓的主謀。他們也曾在1994年策劃「波金卡行動」，如果並非事敗，就會在一天之內炸毁12架由亞洲各地起飛的商業客機。二人都擁有遍及亞洲多個城市的聯繫網絡，可見香港並非免疫於恐怖主義的威脅。哈立德在1990年代中成為蓋達組織的成員。

    在1990年代初，我們政治部還不知道有蓋達這個組織。拉登是在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沙特邀請美軍進駐以防範伊拉克之後，才讓蓋達壯大成為一支長久的聖戰力量的。拉登曾向沙特王室自薦，提供一支阿拉伯聖戰軍作為對抗伊拉克的主力部隊，但建議被拒。如果薩達姆沒有入侵科威特，拉登就不會有機會發起聖戰。伊拉克敗走後，美軍沒有隨即撤出沙特，拉登由此與沙特王室反目，蓋達也得到阿拉伯世界更多的支持。與沙特王朝和美國對立的姿態，為他造就了「拉登與蓋達的神話」。

    至1991年，蘇丹政府欲借助蓋達之技術訓練士兵，以派遣至該國的內戰中，拉登應邀將蓋達搬到蘇丹。盤踞蘇丹的這幾年，令蓋達有時間和基地針對更廣泛的目標統籌恐襲。1992年，也門亞丁兩間駐索馬里美軍下榻的酒店被炸，發動襲擊的「伊斯蘭舒拉軍」就有部分成員曾在索馬里的蓋達營地受訓。1995年11月，沙特國民衛隊位於利雅德的基地遇襲，被認為是拉登支持者所為。1996年6月沙特宰赫蘭市的美軍宿舍胡拜爾大樓遭到卡車炸彈襲擊，事件同樣涉及蓋達。

    蓋達的訓練人員進入索馬里，協助當地軍閥與美軍戰鬥。拉登甚至聲稱，1993年美軍直升機在索馬里摩加迪沙被擊落，也是蓋達戰士所為。不過，最有可能是拉登試圖把自己的聖戰運動與摩加迪沙之戰拉關係，那場戰役最終導致美軍從索馬里撤兵，相關文宣自是有助加添蓋達的神話。

拉登向美宣戰聲明 蓋達出色的文宣

    1996年至2001年間，蓋達在阿富汗設有基地，在那兒組織、整合力量，並謀劃對「遠敵」美國發動襲擊的策略。蓋達並跟其他聖戰組戰聯盟，以做好準備與美國展開更廣泛的衝突。1998年2月，拉登發出「向美國人宣戰」的聲明，聲明同時得到「對抗猶太人與十字軍的世界伊斯蘭聖戰陣線」（埃及伊斯蘭聖戰的傘形組織）、埃及伊斯蘭祈禱團以及一些克什米爾和巴基斯坦組織簽署。

    這篇1998年聲明是一份出色的文宣，吸引、影響和鼓動回教徒投入蓋達所發起的、廣泛聯手對付美國的共同事業。蓋達變得愈來愈善於利用文宣製造氛圍，吸引不同組織和個人為了蓋達而發動襲擊。美國軍事力量遠為強大，但蓋達在這不對稱衝突中，藉着文宣創造了令己方力量倍增的方法。

    此法得出的恐怖成果，在以下襲擊可見一斑：1998年8月美國駐肯尼亞和坦桑尼亞大使館同遭炸彈襲擊；2000年10月美艦科爾號在也門亞丁港被炸；2001年9月美國紐約市、華盛頓市、賓夕法尼亞州同時遭遇劫機兼自殺式襲擊。這些事件都成為蓋達上佳的宣傳材料，向全球的失意回教徒證明他們有能力成功襲擊美利堅這個超級大國。之後蓋達核心成員或其附屬組織持續發動襲擊，2002年遍及突尼斯、巴基斯坦、也門、印尼峇里、肯尼亞；2003年沙特、摩洛哥、印尼、土耳其；2004年菲律賓、西班牙、沙特；2005年倫敦、埃及、約旦；2007阿爾及利亞；2008巴基斯坦。911襲擊之後，蓋達不再單單是一個恐怖組織，它成為一個全球性的恐怖主義特許聯營集團，有分公司、子公司、附屬公司。

    儘管蓋達取得巨大成功，試圖打倒美國的做法還是令它難逃一劫。恐怖分子挑戰一個已確立的國家是甚少能成功的，那國家總會動員種種資源對付共同的敵人，他們的暴力行動最終難免失敗。蓋達毫無疑問是恐怖組織，其1998年的「向美國人宣戰聲明」就是證據，然而，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往往是難以界定的。

恐怖主義是政治暴力之下的一個子集

    舉一個例子，2012年9月美國駐利比亞班加西領事館遇襲，其後國務卿希拉里說：「這是源於一場示威，還是源於一班某夜出門的人決定要殺死一些美國人？這一刻，這問題帶來什麼差別？」對於來自共和黨的抨擊者而言，其差別在於總統奧巴馬如何看待這個襲擊，究竟視之為一場失控暴走的政治示威，還是一次有計劃的恐怖襲擊。由此，亦帶出客觀區分恐怖主義與其他形式政治暴力的重要性。

    國家或種族之間的戰爭、國家內部不同群眾之間的內戰、革命、起義、暴力政治示威、暴亂、恐怖主義，這些全都是不同形式的「政治暴力」。恐怖主義是政治暴力之下的一個子集，暴力可以不涉恐怖主義，但恐怖主義不會沒有暴力。

根據香港法例，「恐怖主義行為」的定義如下——

（i）該行動是懷有達致以下結果的意圖而進行的，或該恐嚇是懷有作出會具有達致以下結果的效果的行動的意圖而進行的：
（A）導致針對人的嚴重暴力；
（B）導致對財產的嚴重損害；
（C）危害作出該行動的人以外的人的生命；
（D）對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的健康或安全造成嚴重危險；
（E）嚴重干擾或嚴重擾亂電子系統的；或
（F）嚴重干擾或嚴重擾亂基要服務、設施或系統（不論是公共或私人的）的；

以及（ii）該行動的作出或該恐嚇：
（A）的意圖是強迫特區政府或國際組織的，或是威嚇公眾人士或部分公眾人士的；及
（B）是為推展政治、宗教或思想上的主張而進行的。

    跟這個冗長的法律定義成一對比的，是由聖安德魯斯大學已故教授威爾金森Paul Wilkinson提出的較簡單定義：「恐怖主義是有系統地使用脅迫威嚇的手段，通常是為了政治目的。」恐怖主義專家施密德Alex Schmid則在其1984年著作中，羅列了109種恐怖主義的不同定義。這對香港意味了什麼？那些與爭民主反政府示威相關的暴力行為當中，有沒有類近恐怖主義的行徑？

    上列的法律定義並不足以帶出情感層面上的「恐怖主義」這個字眼，因為法律定義包含的一些政治暴力，並不符合以客觀理解「恐怖主義」的標準。2019年香港所見的示威暴力的確導致了對財產的損害、危害了生命、對公眾安全構成了危險，其意在威嚇和強迫香港政府回應五大訴求，這些訴求是政治的。然而，2019年的法國「黃背心」示威、伊拉克「十月革命」示威、因公眾不滿社會不公而爆發的智利暴力示威，同樣都落入上述的法律定義，但並無有力證據顯示，這些事件中的政治暴力應被稱為「恐怖主義」。

    由此帶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香港警察聲稱香港的政治暴力可以歸入為「恐怖主義」。2020年3月，警方突擊搜查多個地點，檢出3個各含1.5公斤炸藥的炸彈、3個遙控裝置、2.6噸化學物品、6樽通渠液及60支電子火柴。警方表示，事件與1月和2月長沙灣明愛醫院發生爆炸、深圳灣口岸和港鐵羅湖站發現爆炸裝置（其中一個着火冒煙）有關。過去半年，警方還搜出了許多其他用作暴力和傷害他人的武器。不過，這些圖謀都沒有成功，所涉及的是門外漢水平的計劃部署。

港警將所有政治暴力等同恐怖主義

    而警察和政府將所有政治暴力都等同為恐怖主義，這態度可見於2020年3月2日發出的新聞公報〈香港整體治安情况〉：「示威者的暴力行為由擲水樽、雜物，變為磚頭、鐵馬，再變為擲汽油彈、腐蝕性液體，甚至放箭。社會部分人不予以譴責，暴力更提升至用真槍實彈及爆炸品。暴徒為表達對社會及政府不滿，而選擇傷害市民大眾及引起社會恐慌，這正正是本土恐怖主義的行為。」

    表達不滿、使用暴力和引起社會恐慌，並不是恐怖主義的法律定義，也不接近任何其他關於恐怖主義的眾多定義。這反映了界定恐怖主義是何等困難，以及為什麼不能任由某一署局例如警方但憑自己主張作出定義。界定恐怖主義是主觀的，而警方是示威暴力的對象，多次因而發生警員失去自控的情况，警方在引用這個字眼的時候，是會有情感偏見的。在任何情况下，要為恐怖主義下定義，都必須先經過政治領袖、政府行政部門、立法機關、司法部門和警方的審視，再由法庭作最終定斷。

    香港的政治暴力當中，並不存在由恐怖主義運動驅使的組織、陰謀小組架構或團伙。幾個失落而被錯誤引導的香港年輕人悲情笨拙地試圖自製炸彈，這跟我們所知真正的恐怖分子——蓋達、真主黨、ISIS，並無任何相似的地方。這不是香港的恐怖主義。

蟬花

新貴蟬花 廉價版冬蟲夏草 

甘寒治腎病 過量服用停呼吸

1. 蟬花是蟲草的一種，與名貴中藥材冬蟲夏草同屬蟲菌複合體。研究顯示，蟬花具抗疲勞、解熱鎮痛、治療腎病等作用，藥用價值媲美冬蟲夏草，而價錢卻便宜一大截，近年蟬花被推廣作為冬蟲夏草的代替品。
2. 然而，任何藥物，不要聽到對身體好就大量服食。有人用30餘條蟬花煲湯，服用後一度呼吸驟停。
3. 蟬花與有「軟黃金」之稱的冬蟲夏草，都是蟲菌複合體。蟬花最早於南北朝劉宋時代的《雷公炮炙論》有記載其使用方法，北宋唐慎微《證類本草》敘述其功效：「主小兒天吊，驚癇螈，夜啼心悸。」
4. 蟬花的歷史記載，較冬蟲夏草早了800年。從中醫理論來看，蟬花味甘性寒，幫助脾胃運化、益氣養陰，另具有疏風散熱、定驚鎮靜、明目退翳等功效。古書記載，蟬花主治嬰兒晚上哭鬧、祛風止痙、麻疹、眼睛發紅疼痛、多淚水等症。
5. 蟬花是一種高蛋白、低脂肪、具滋補強壯作用的食物。在營養價值方面，滁州學院生物與食品工程學院及安徽農業大學安徽省微生物防治重點實驗室，曾分析蟬花的主要營養和活性成分，發現其蛋白質含量達16.17%，脂肪酸含量1.43%，其中不飽和脂肪佔82.52%，而維他命E和維他命C含量分別為每公斤1833毫克和239毫克，同時含有多種維他命B雜和葉酸，鉀、鎂、磷等礦物質含量豐富。陝西中醫藥大學的文獻指，蟬花含有18種氨基酸，當中包括人體必需的8種氨基酸。
6. 蟬花與冬蟲夏草的化學成分相近，功效相似。2006年刊於《江蘇中醫藥》的研究，檢測蟬花和冬蟲夏草的活性成分，以每克計算，蟬花中的蟲草酸和腺苷分別為78.57毫克及1.9毫克，冬蟲夏草則分別含蟲草酸77.27毫克及腺苷0.48毫克。蟬花無論是蟲草酸和腺苷含量均高於冬蟲夏草，腺苷更是冬蟲夏草的4倍。現代藥理和實驗研究顯示，腺苷具有防止心律失常、降血壓、抑制血小板凝聚等作用；蟲草酸則具平喘祛痰、利尿、抗氧化等功效。
7. 冬蟲夏草被廣泛應用於治療慢性腎病，但其性質偏溫，不太適用於藥毒傷腎或體內濕熱的人士。蟬花性味甘寒，不少動物實驗研究發現，蟬花可改善腎功能，譬如延緩大鼠的慢性腎功能衰竭速度、改善腎功能、減低腎衰竭併發症、保護腎小球功能免受炎症損害。
8. 有關蟬花的臨牀研究，上海市普陀區利群醫院及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龍華醫院於2002至2005年期間，就蟬花對126名慢性腎功能衰竭患者進行臨牀觀察。結果發現，蟬花可改善腎衰竭的併發症，如貧血、營養不良，亦有助促進蛋白質的合成等功能。
9. 另外，近年有老鼠研究發現，蟬花對大鼠有明顯的降溫作用，亦有數據顯示蟬花水煎劑能延長小鼠的游泳時間，有助對抗疲勞。
10. 此外，在小鼠研究中，發現蟬花含有的多醣能抑制腫瘤。不過，它們都是實驗室動物研究為主，蟬花的功效有待更多臨牀實證。

食療推介：亂服或致惡心嘔吐手顫

    市民不應自行購買藥材來煲湯或入饌。雖未有發現蟬花對肝、腎等功能和心電圖有異常改變，但曾有報道提及有人服用後出現惡心、嘔吐、手顫等不良反應，亦有人自行上山採集30餘條蟬花煲湯，服用後一度呼吸驟停。因此，蟬花對人體是否有毒性，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觀察。即使蟬花於古書記載為無毒，且功效不遜於冬蟲夏草，也不宜大量服用或自行到藥材舖購買蟬花。

    蟬花具疏散風熱、清熱明目、解毒祛風的功效。蔡潯遠提醒，因每個人體質有異，建議應該在註冊中醫師的指導下食用。

■蟬花燉牛蒡根

材料：
乾蟬花10克、
嫩牛蒡根300克、
糖適量

製作方法：
將嫩牛蒡根洗淨，削去外皮，切塊。於鍋中加入清水、嫩牛蒡根、乾蟬花、適量糖調味，燉至軟爛即成

涉協議向學校提供固定折扣免「撬客」 聯合、商務、天利行被控合謀定價

涉協議向學校提供固定折扣免「撬客」 

聯合、商務、天利行被控合謀定價

    商務印書館及其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涉嫌連同天利行書局及其總經理許超明合謀定價教科書折扣，昨日遭競爭事務委員會入稟高院控告違反《競爭條例》，要求競爭事務審裁處判處罰款及取消許超明董事資格。入稟狀指出，許超明與不同書局定下協議，向學校提供指定折扣，以免互相「撬客」。當商務印書館「不聽話」，搶走天利行客人後，商務印書館女高層在茶敘中被母公司聯合出版責備，籲她別再給許超明「找麻煩」。

    原告為競爭事務委員會，4名被告分別為天利行書局有限公司、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聯合出版（集團）有限公司，以及天利行總經理許超明。入稟狀指出，許超明同時為教育圖書零售業商會（EBA）會長，天利行、商務、三聯及中華書局均是會員，而商務、三聯和中華書局由聯合出版持有99.9%股份。

競爭例生效前 商會劃一折扣

    競委會指出，案件源自2011年的教科書價格戰，各書局為投得學校訂單，不惜提高折扣互相「撬客」。EBA會長許超明因此召開會議，形容書局競爭「不健康」 ，要求商會內書局最多只可向學校提供10%折扣，當時沒有書局表示反對。

    惟出版商2013年減少給予書局優惠，使書局獲利減少，許超明遂要求商會中書局，減少對學校提供折扣至7%。2015年12月14日《競爭條例》生效。

商務高折搶客 天利行問罪

    2016年，許超明要求各間書局向天主教香港教區的中學提供8%折扣，據商務印書館高層訊息紀錄，商務決定折扣前須「先過問過許先生」，惟三聯和商務終提供了較高的10%折扣，搶走了天利行不少訂單，使許超明極度不滿，當年5月召開茶敘問罪。

後低折投標 「別再添麻煩」

    茶敘中，商務總經理葉佩珠遭母公司，即聯合出版的副總裁李家駒責備，籲她別再給許超明「找麻煩」。此後，商務在兩宗投標時，均提供較天利行低的折扣，葉佩珠更多次提醒下屬要用「安全」報價，「別再為許先生添麻煩」。

    另由2016年至今，天利行及商務分別向80及61間學校的標書提供7%指定折扣，當中包括聖保羅書院、嘉諾撒聖心書院、番禺會所華仁小學、英華小學等。

    競委會指出，上述4名被告涉嫌合謀定價、瓜分市場、進行圍標，違反了《競爭條例》下的「第一行為守則」。競委會向審裁處申請，宣布上述3間公司及許超明違反《競爭條例》，並對他們施加相應罰款，同時取消許超明董事資格。

【案件編號：CETA2/20】

世紀．六合文藝：香港作家如何迎戰小粉紅

世紀．六合文藝：香港作家如何迎戰小粉紅

袁兆昌   21/03/2020

    是日訪問關於香港詩人陳麗娟和劇作家陳炳釗二人參與愛荷華國際作家工作坊（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下稱IWP）短暫留美時主講的一場講座：The Impact of Anti-Extradition Bill Movement on Art and Life in Hong Kong，網媒雖有二人演說內容，講座背景、現場狀况，以至作家近况，尚待記錄。

    「反正我就過着流徙式的生活。」口罩隔開陳麗娟的話語，没有隔開的是話裏似已被消化的情緒。她在汲取「流徙」主題的作家作品，每天都着手爲自己的創作計劃，也有賴以餬口的翻譯工作。昔日居室背山而立，今日落户市區新居，從僻遠的孤獨到鬧市的孤獨，流徙，成爲她的日常，昔日爽朗似有不一樣，卻又讓人覺得豐盛、痛快 :「是很自由的，你可以生活得像一個『作家』，可以沿着河畔寫作… …」詩人在河畔卻無法心安，心裏記掛的是家裏正發生的、頻繁的抗爭。

身在愛荷華 心繫香港社運

「每天早上就看到香港『開戰』。」陳麗娟和陳炳釗不約而同，分享到他們去年在愛荷華的作家生活，說了同一句話。「開戰」是指港抗爭者在衔頭抗爭屢遭疑似執法人員血腥暴力鎮壓，「每天早上」是指港美時差的一晝一夜，身在美國，醒來一開手機就是香港晚間的抗爭現場。人在異地，無法即地接近卻又如此接近。没想到的是，訪談後一周、維持抗疫狀態的香港，旺角又「開戰」，有人昏迷倒地，有人疑似被扭斷手腕 ; 立法會通過預算案，打人者月薪又漲了，現實比許多作家筆下的世界更荒謬，文學連模擬現實、反吷現實的所謂功能都暫時失效。 

    陳炳釗是香港首位參與IWP的劇作家，20多位駐校國際作家，有來自上海、韓國、墨西哥、阿根廷等地的劇作家。各人駐校兩三個月，各自實踐寫作計劃，有留意香港的、有所知不多的、有當地抗爭經歷比香港更豐富更慘烈的。出發前，他問董啓章 ( 2009年IWP駐校作家) 愛荷華的情况如何，大約是個「很文學圈」 的氛圍。陳炳釗幾度改編董啓章小説 (《Ⅴ城繁勝錄》、《天工物 · 栩栩如真》等) 爲劇場作品，把一個 「邊緣」 帶到另一個「邊緣」一一從香港文學作品到實驗劇場、小劇場，「身分」、「香港」、「解殖」… …要把這些關鍵詞帶進愛荷華，如何是好，尤其香港本土劇場作品。香港作家都有一册英譯選集，略看陳炳釗劇本選節，一中一英，中文全是香港話，英文翻譯儘管盡得神髓，還需讀者先了解香港背景才有體會， 「有一場 screening 已經好好」。

進駐校園惹中國留學生關注

    陳炳釗帶來幾個劇本選段，如改編自劉以鬯《對倒》的《對倒 · 時光》，又如他自己的創作《午睡》:「當你接受所有嘢都已經返唔到轉頭呢個事實之後，你又好似開始慢慢見到前面條路可以點行，慢慢見到另一個世界，一個我哋喺七十年代嗰陣根本完全想像唔到嘅世界。」説這番話的是主角一一昊，昔日走在學運前線的知識分子，開始編劇生活，藉電影尋找一個夢，以夢作爲反抗現實的工具。從火紅年代到尋找自我價值與身分的年代，吴活在時間斷層之間。

    活在時間斷層… …香港作家何嘗不是，在美留學的中國學生又何嘗不是。每屆 IWP 作家都向世界各地的作家報告他們的創作，往往談到與世界不認識的香港另一面。陳麗娟比起歷屆作家報告得更多，也出席了兩場不一般的場合，向全球發放信息，一是美國國務院向全球發出呼籲，成爲愛荷華首位在國務院就本土社會運動發言的香港作家，二是 IWP 與 Center for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 CAPS ) 合辦的講座，去年10月29日中午於校園課室舉行。其時密密麻麻佈滿全球的中國留學生，但凡香港留學生張贴連儂牆、都有「小粉紅」之玻璃心易碎社群的蹤影，輕如撕紙，烈如施暴，無所不作，無處不在。

    據陳炳釗的觀察，當地出席者年紀偏大原擬可供當地學生聆聽的講座，陸續進場的竟是中國留學生 ; 課室座位不夠，他們就坐在地上。觀衆群都在陳炳釗想 像以外。他倒没有特别記住這次講座與觀衆的每一次對答，訪談期間，才喚起記憶。1980年代至今，陳炳釗的劇場工作從來没有停止過 ; 多年受訪、受關注的作品與劇場「運動」，啓發和組織了香港一代又一代人。在愛荷華，有位關心香港情况而又報稱愛國的熱心人，與陳炳釗討論時，忍不住説 :「你們的 (劇團) 名字明明是『前進進』!」好一首「進行曲」、好一個鼓動國民一往無前捍衛民族的關鍵詞，兩地人心距離偏又因時因事忽遠忽近忽冷忽熱，兩地人、幾代人，總有説不出的、難以互通的情懷吧。

「小粉紅」一談民族便激動

    至於眼前的「小粉紅」不似預期，講座期間並没有「前進進」，原擬的抗議示威演變成「乖學生乖乖上課」事件。他與陳麗娟商量過，有了共識，一半講自己圈子 (文化藝術圈) ，一半講社會 :「有些列了項，但没仔細講。許多生活都停頓了。大家開始構想另類消費方式，即所謂的『後物質主義』，當時還未有『黄色經濟圈』的討論。至於劇場圈的狀况，好多團都没有夜晚場… …」到在講者答問環節，才見海浪。

   「這不是 IWP 常規活動。」二人憶述時，都補充這場講座的性質，是 CAPS 因應駐校作家當地現况，特設一場活動給學校學生 ; 主辦方得悉將有學生示威抗議，有見各地相類示威均會在校園發生暴力衝突，遂提示學生關於簽證的一些條文。忘情護主的粉紅救兵事先張揚，讓各方都有充足準備。留學生有没有把粉紅色激情收斂起來 ?「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群人。結果大家問的問題、説話的內容，都與講座無關… …」甚至有人早有準備，站起來就説他們的講稿 : 美國民主、憲政民主的漏洞、問題，並不值得追求… …「都很難回應，他們英語很好，語氣卻倔强。又有另一人講香港 GDP 的變化，問香港是不是要反省一下。」陳炳釗回應時問，GDP 是人最基本、最重要的東西嗎 ? 她没有回答。「我跟他們説，我和陳麗娟不是來辯論的。」有女學生帶電腦來，全程都看得出她的激動和憤怒，甚至想即場展示她收到的新聞圖片。亦有人提議，不如大家盡量不重複內容，引來一個學生説「我們有言論自由」(「言論自由」? 這恰是大陸學生不曾有過、留學美國才有深切體會的宣示 ? )。有來自中國的教授主動爲這個環節打圓場，大意是説，現在看到的、分析的觀點，未必是大家自己的、將來一定會堅持的觀點，這些觀點和分析是會變的。像他自己一樣，離開中國一段時間，許多想法都改變。他勉勵學生適宜開放一些，去思考問題。事後，有學生誠心地説，很高興能有這一場溝通，覺得大家的不了解，可能源於在中國長大的愛國教育，一談民族就會激動起來而已。

從紛红戰爭到肺炎之疫

    回到香港，陳麗娟繼續創作、翻譯、陳炳釗繼續善後一一香港表演場地大都由政府管理，甚少私人場地 ;從抗爭到抗疫，許多場地都受客觀環境影響，正考驗着劇埸生存空間。一場粉紅戰爭喚不醒留學生，一場武漢肺炎戰疫竟又提醒着這個民族，自己在留守土地，自己的人權狀况如何。歷代文學與作家都救不了這個民族，今日香港也走不出困境 ; 記錄下來的，或記錄不來的血迹，不是革命，純屬戰爭，勝負未分。半年前，粉紅色在外地介人香港話題，今日甚至介人香港餐室的待客原則，文章漸漸攻佔媒體，談的並非如何爲抗爭貢獻更多，僅屬自身與香港之間的描述與反省。香港作家在愛荷華的經歷提醒我們，香港和世界尚有更多價值觀念的戰爭要防守，我們要牢記，何謂莊敬自强。

韓式裱花蛋糕

化身「花藝師」 甜美花兒 蛋糕上盛放

    韓式裱花蛋糕有一種無法以機器取代的手作美感，每一片花瓣均有獨一無二的美態。所謂裱花，即是用唧嘴把buttercream（奶油忌廉或奶油霜）唧出不同的花朵作為蛋糕配飾，近年香港有不少烹飪工作室都有教授這種韓式裱花蛋糕，只需3小時便可親手製作一個4吋蛋糕，除了學到基本裱花技巧，更可把美美的成品帶走，有得玩又有得食。

    廚藝教室小食堂The Little Kitchen主打低糖韓式奶油霜裱花蛋糕製作，在課堂上會由唧忌廉的力度、角度，花形、特色，以及把花黏貼於蛋糕等的技巧一一傳授予初學者，讓他們一嘗當花藝專家的滋味。要細心做好一個4吋裱花蛋糕大約需3小時。而要將裱花蛋糕做得似模似樣，也很考導師和學生的手藝，例如要細心觀察每種花類有多少花瓣，因為不同花類均有不同的花瓣數目，繡球花多是4瓣，蘋果花是5瓣；裱花既要跟從一定的格式，但在當中亦可加入自己的想法。裱牡丹是最困難的，因為它的花瓣屬不規則，但又不能胡亂堆砌，要把它做到開得燦爛而不臃腫，確實很考功夫。

低糖牛油製奶油忌廉

    那麼初學者究竟要多久才能掌握唧花技術呢？因為學生要慢慢試出合適的唧花力度，要把花瓣整得形似及通透，也需要一些時間。一個杯子蛋糕會用8朵花，學生則需要製作9至10朵，加上事前練習，以及學習如何在蛋糕上擺位，3小時會是剛好。

    裱花蛋糕除了賣外形，也希望客人喜歡蛋糕的味道。用的奶油忌廉是由低糖配方的白牛油製成，除了色澤更通透，也不會太甜，因為蛋糕漂亮得來同時要易入口，如果大家影完相便把它放在一旁不吃，那跟做黏土又有何分別呢？

■低糖韓式奶油霜裱花蛋糕製作班

主辦：小食堂 The Little Kitchen

「打針」DIY啫喱花 零失敗果凍

    啫喱花，一個不能顧名思義的甜品。因為它既不是花，嚴格來說也不是啫喱，為它取了一個更美麗的名字：花の果凍。

    這款甜品起源於越南，但現在盛行於台灣及新加坡等地，透明部分的原材料是由海藻提煉出來的啫喱粉製作而成，味道像大菜糕，但質地比大菜糕更煙韌。花瓣及葉子等顏色部分則是agar（寒天粉）加椰漿、糖及色素混合而成，是一種素食甜品。

海藻提煉製果凍 寒天做花葉

    啫喱花的變化很多，由最簡單的荷花、康乃馨等造型，到最複雜的玫瑰花都有，單是用作唧花的花針都有超過100款。

    在課程中，導師會為學員預先準備直徑12厘米、透明的啫喱底，學生用針筒提取有顏色的agar注入啫喱中，如小海棠，會先由中間的花心開始，這也是最複雜的部分，先要垂直下針，慢慢注入顏色再抽出針筒，在不同角度重複4次才能做出花朵含苞的形狀。相對花心而言，向外四散的花瓣反而輕鬆易做。

放膽「落針」 補針修正失誤

    由於agar待在室溫時容易凝固，因此製作時一直要用熱水盆盛着，待其處於液態時用針筒抽取，如果唧花時間太久，也需要把針筒嘴放回熱水中，讓凝固了的agar變回液態，以免針筒嘴被堵塞。

    這是個零失敗的DIY，即使只有9歲的小朋友也可放膽「落針」。透明部分的啫喱是很堅韌的，很難弄穿。即使下針時唧出的顏色形態不太美觀，或者花瓣位置太稀疏，都可以用補針來補救，除非下針時很大力，弄致底部有很大範圍破爛了，不然都有方法補救，加上我採用的是小班教學，人多時亦會有助手協助，隨時都能為學生解困。

■花の果凍製作班主辦：心悅手作@自由人

紅棉花

賞花消悶氣 火紅英姿 3月怒放   

20/03/2020

1. 一般人以為香港種的是木棉樹，準確點來說是紅棉樹，其花稱為紅棉花。大眾多年來賞紅棉花時，誤說去賞「木棉樹、木棉花」，認為是時候撥亂反正。
2. 紅棉樹 (Bombax Ceiba)，英語普遍名叫 Red Kapok，可譯為紅吉貝，屬木棉科(Bombacaceae)，坊間俗稱為「木棉樹」，為落葉賞花喬木，花呈紅色，於漢代由印度引入中國，南方較北方常見。由於樹身粗壯且筆直，古人覺得像英雄般英姿凜凜，故又名為英雄樹。
3. 在香港，紅棉樹分佈甚廣，在路旁、公園和郊外皆見其蹤影，石崗軍營附近是現時最集中的紅棉樹群，超過十多株。由於本港市區的環境和空氣質素差，大部分紅棉樹的樹齡相對年輕（少於100歲），高約20米。但在內地郊區的環境和空氣較好，在紹興郊區就有過數百歲、超過40米高的紅棉樹。
4. 紅棉的生長周期有點特別，冬天時落葉，春天開紅花，約5片花瓣組成，花期約2至3星期，之後長葉。5至6月時，果實裂開，棉絮滿天飛，有人浪漫地形容此景為五月飛霜。
5. 3月正是紅棉樹開花之期，不少人專程去石崗軍營附近打卡，熱爆社交網絡！這個打卡熱點為石崗軍營外的荃錦公路（近石崗村）兩旁的紅棉樹夾道。
6. 由西鐵錦上路站乘專線小巴72（雷公田方向）或九巴51號，於石崗站下車便抵達。甫下車，映入眼簾的是馬路兩旁聳立的紅棉樹群，樹上紅花非常漂亮。當日因為氣溫突然和暖，使不少花掉落在地上，但無損賞花人士雅興，爭相與紅棉樹拍照，又把地上的紅棉砌成心形、文字打卡。
7. 紅棉花除了紅色外，還有一種橙黃色的變異品種，非常漂亮，只是香港沒有種植。如果日後多種不同品種的紅棉樹，賞花更美！
8. 紅棉花兼具觀賞和藥用價值，所以一直甚得人喜愛，紅棉花曬乾可煲五花茶，但要留意街道拾花的衛生及農藥問題。
9. 那香港也有木棉樹嗎？有，是一種源自南美洲的吉貝木棉樹（Ceiba pentandra），屬木棉科，在維園放置維多利亞女王銅像的入口附近，即香港中央圖書館對面種了幾株木棉樹。花也是呈橙紅色，棉絮更幼滑。
10. 木棉科還有另一近親「美人樹」，別稱絲木棉，花呈桃紅色，迪欣湖活動中心為熱門的賞花點。
11. 全球暖化令學者日漸關心「物候學」(phenology)，它是一門研究動物、植物生活與氣候季節變化之間的關係的學問。其中一項受關注的議題是全球暖化下，氣候變化影響開花植物的花期，出現提早開花的情况。
12. 例如杜鵑花本應於4月開花，不過近年因冬天和暖，花愈開愈早，今年2月杜鵑已開花了。鳳凰木的情况亦非常嚴峻，本為5月開花，但去年11、12月仍在開花。
13. 紅棉本來是冬天落葉，春天開花，初夏結果，夏天再長葉，但因為冬天天氣和暖，落葉較少，然後開花，出現花葉共存的奇怪現象。

■石崗軍營紅棉樹夾道
地址：元朗石崗荃錦公路近石崗村
註：軍營外注意聲量

■香港動植物公園
地址：中環雅賓利道
查詢：2530 0154

■迪欣湖活動中心
地址：迪士尼樂園迪欣湖活動中心
開放時間：周一至日上午9:00至晚上7:00

腸道微生物

腸道微生物

1. 中大醫學院將展開一項針對孕婦及其嬰兒腸道菌群的研究，會為研究對象從懷孕至嬰兒3歲前，定期量度他們的腸道微生物種類和組合，分析其患上疾病的風險。評估風險後，嘗試以始創方法來改變微生物組群，例如補充缺少的益菌，以減低患上自閉症、糖尿病、嬰兒肥胖等疾病風險。
2. 什麼是腸道微生物？一提到腸道微生物，總會想到有害、令人生病的「惡菌」，其實腸道微生物對身體健康十分重要。人體內有40萬億的微生物，包括了細菌、病毒和真菌，主要住在小腸和大腸內，我們和微生物互惠互利，它們幫助我們吸收營養、增強免疫系統、防止病菌入侵，甚至控制情緒。
3. 不少研究發現，當腸道微生物失衡，惡菌增多、益菌減少的時候，會引致不同疾病，例如：炎症性腸病、糖尿病、肥胖，嚴重可引致癌症。有研究亦指出，兒童疾病如皮膚過敏、自閉症，都與腸道細菌的關係密切。
4. 腸道菌群「三歲定八十」？原來從母親懷孕至孩子3歲前人體內腸道微生物十分不穩定，容易受環境影響，因此3歲前是建立有益腸道菌群的黃金時期，可對孩子日後的健康帶來長遠和正面作用，甚至影響一生。
5. 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腸道微生物群，媽媽懷孕時會傳給嬰兒，要保護腸道微生物，孕婦要注意飲食，最好以新鮮食材自家煮食，避免攝取過量添加劑，勿濫用抗生素，以免損害腸道中有益的微生物。
6. 「三歲定八十」，所以過了3歲就已成定局，不可逆轉？雖然過了「黃金時期」，但腸道微生物不如基因般不可改變，我們可用不同方法改變腸道微生物，以保持健康和預防疾病：
7. 不要胡亂服用抗生素，以免破壞腸道益菌注意飲食習慣 / 多食蔬果，高纖維食物能增加腸道益菌 / 少食含添加劑和加工食品，因為添加劑亦會破壞腸道益菌，引致腸道發炎，更可能導致肥胖或炎症性腸病 / 多做運動，有研究指出，跑馬拉松的人腸道菌群中的益生菌比沒有跑馬拉松的人多。
8. 移植腸道微生物可以治療什麼疾病？最新研究發現，移植腸道微生物可以改善和治療不同疾病。其中成效最顯著是難辨梭菌（也稱艱難梭狀芽孢桿菌）感染，患者會嘔吐及肚瀉，無有效方法根治；但九成病人做了一次腸道微生物移植，就能完全康復。
9. 難辨梭菌正常存活在大約5%人的腸道中，一般情况下不會引起疾病。但若服用了廣譜抗生素，抗生素把腸道細菌殺死，卻無法殺死難辨梭菌，它們便會大量繁殖，並釋出毒素，引致患者身體出現腸胃炎的病徵，包括發燒、腹瀉、嘔吐等，更可能引致嚴重腸炎。
10. 另外，中大醫學院初步研究及英國有研究顯示，有七成患有腸易激綜合症的病人做了3次腸道微生物移植後，腹痛、腹瀉和情緒問題都得以改善。未來5年，我們希望能改變腸道微生物來預防和治療如肥胖、糖尿病和自閉症等疾病。
11. 移植腸道微生物可以治療大腸癌嗎？研究發現，有幾種惡菌會與大腸癌有關。老鼠實驗發現，排除了那些惡菌後，可以預防瘜肉；但暫時未有方法排除人體內這些惡菌。不過，它們可作為biomarker（生物指標）檢驗出病人有沒有患上大腸癌的風險。如果在病人的腸道細菌群中發現到該3種惡菌，患上大腸癌的風險達80%至90%，病人便應盡早做大腸鏡檢查。
12. 另外，腫瘤科也有很大的突破，大腸癌病人接受免疫治療之前，可以先檢查腸道細菌群，並根據其細菌組合來選擇適合的治療方案。
13. 驗測腸道微生物，可否預告患病風險？中大醫學院已收集幾千名健康及有不同疾病人士的糞便樣本，整理成數據庫，大概1年後就可正式推出以腸道微生物評估疾病風險的服務。有需要人士只需把大便樣本交給我們，24小時後就能得出腸道微生物的評估報告，得知其微生物的種類和數量，並與數據庫中的資料對比，評估有沒有某幾種疾病的風險。由於大便在腸道中吸收了不同細菌，所以能很準確驗出腸道微生物。

他真有運

    在挑戰跨代貧窮問題這座大山上，財爺並没有超越前任的計算或打算，在一片停頓中更難言什麼拼經濟拼民生主張，他的民望倒是彈起了，他真有運。

黎佩芬   01/03/2020

「發哨者」微博報平安 千計網民致敬18/03/2020

    被稱為「發哨子的人」的武漢市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前晚在微博發帖留言報平安，隨即引來逾萬次轉發和超過8000則留言。有網民稱「向艾醫生致敬」，亦有網民不忘提醒她「要經常給大家報平安。」

    據內地雜誌《人物》3月10日在微信公眾號刊登專訪艾芬的文章〈發哨子的人〉，艾芬透露是她將病毒報告分享予李文亮等「吹哨人」，事後被領導訓斥，但文章刊出不足一天就被刪除，同時也引發民眾對艾芬安全的擔憂。

    艾芬的微博已經快6年沒有更新，前晚她突然在微博發貼報平安，稱「目前我一切很好，還在繼續工作」。該次她在微博的更新，引來逾萬次轉發和近7萬次讚好，另外還有超過8000則留言。網民留言稱「捍衛勇於說真話的人！」、「我們做你最堅強的後盾，如果因為說真話被處理，請在微博上及時發布」，更多的網民稱「向艾醫生致敬」。

疑反駁艾芬指控 環時刊文為地方瞞報開脫

    內地《環球時報》前晚發表文章〈武漢市中心醫院醫護人員吐真情：疫情是面照妖鏡〉，引述武漢市中心醫院一個化名醫生，聲稱「如果不是中央及時高效地指導，幫助武漢的疫情防控工作，武漢市的損失肯定更加慘重」，更疑似回應〈發哨子的人〉中指摘醫院、武漢、湖北各級部門層層阻撓向中央上報疫情的說法，將責任全部推到醫院，為政府部門開脫。

袁國勇師徒：國人陋習是病毒之源 指華南海鮮市場為初期擴散點 「美國傳入」說法自欺欺人

袁國勇師徒：國人陋習是病毒之源 

指華南海鮮市場為初期擴散點 

「美國傳入」說法自欺欺人

18/03/2020

    新型冠狀病毒命名引起爭議，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及同系名譽助理教授龍振邦師徒二人在本報撰文，表示日常溝通及媒體用語使用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是「通俗易明，方便溝通」。文中批評，病毒由美國傳入的說法毫無實證，又指為滿足慾望繼續食野味，「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

    袁國勇及龍振邦在本報以「大流行源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為題撰文。文中提到，世衛由2015年開始避免用人命、地名、動物、食物、文化、職業等為疾病命名，故是次以 「年份」為此病冠名以茲識別，稱此病為「冠狀病毒感染-19（COVID-19）」。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以病毒基因排序為命名標準，稱之為「沙士冠狀病毒 2.0（SARS-CoV-2）」。

武漢肺炎一詞「通俗易明，方便溝通」

    文中指，社會上就此疫的命名爭議甚多；科學研討或學術交流，必須用官方名字 COVID-19稱此病或 SARS-CoV-2稱呼病毒；而市民日常溝通及媒體用語，則可以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稱之， 「通俗易明，方便溝通」。

    文中稱，2003年SARS時曾於果子狸身上找到冠狀病毒，其後中國一度禁絕野生動物交易，惟17年後，野味市場愈來愈猖狂；批評中國人完全忘記SARS教訓，讓活野味市場立足於先進城市之中心，「明目張膽售之烹之吃之，令人側目」。

批忘記SARS教訓 稱病毒源自美國無根據

    對於有言論聲稱病毒源自美國，文中批評這說法「毫無實證」。袁國勇及龍振邦認為，SARS後沒關閉所有野味市場乃大錯。文章認為武漢新冠狀病毒是「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為滿足各種慾望而繼續食野味，直指「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 ；稱以此態度，十多年後再出現「沙士3.0」。

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 龍振邦、袁國勇

大流行緣起武漢 十七年教訓盡忘

龍振邦、袁國勇   18/03/2020

    己亥冬，疫發武漢。庚子春，湖北大疫，國內疫者八萬餘，死者三千。民不出戶月餘始遏，惟疫未止已外傳。三月，全球大疫，世衛後知，未及宣布大流行。諸國欠措施缺儲備，迅大疫。星、港、澳及中華民國皆免於大疫，惟零星海外輸入之症及小群組不絕，尚未失守。

    此疫由病毒所致，因其形如冠，故名曰冠狀病毒。世衛由2015年開始避免用人名、地名、動物、食物、文化、職業等為疾病命名。故是次以「年份」為此病冠名以資識別，稱此病為冠狀病毒感染-19（COVID-19）。國際病毒分類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Taxonomy of Viruses, ICTV）以病毒基因排序為命名標準，每段基因逐一細心分析，其他因素不作考慮。蓋因此冠狀病毒基因排序「未夠新」，屬沙士冠狀病毒的姐妹，故稱之為沙士冠狀病毒2.0（SARS-CoV-2）。民間及國際媒體則稱之為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直接簡單，亦無不可。

    社會上就此疫之命名爭議甚多，事實上疾病之名由世衛起，病毒之名由ICTV起，而俗名則是約定俗成，清楚明白便可。科學研討或學術交流，必須用官方名字COVID-19稱此病或SARS-CoV-2稱呼病毒。市民日常溝通及媒體用語，則可以武漢冠狀病毒或武漢肺炎稱之，通俗易明，方便溝通。

庚子大疫  始於武漢

    約75%之新發傳染病源於野生動物，而數隻能感染哺乳類動物的冠狀病毒，其元祖病毒（ancestral virus）則源於蝙蝠或雀鳥。兩者皆能從數千公里外飛抵發現病毒之處，故病毒之命名系統亦會以發現處名之記之。欲查病毒之源，準確客觀之法乃從動物宿主身上分離出病毒。可惜華南海鮮批發市場早被清場，研究人員抵達蒐證取樣本之時，場內之活野味早已不知所終，病毒之天然宿主（natural host）及中間宿主（intermediate host）身分成疑。據當地人員述，華南海鮮批發市場內之野生動物從中國各地、東南亞各國及非洲（走私出口）運抵此處集散，武漢冠狀病毒之元祖病毒源於何地則無從稽考。

    以基因排序之法尋源，查得一隻蝙蝠冠狀病毒株（RaTG13）與武漢冠狀病毒極為相近，其排序高達96%近似，故相信此病毒株為武漢冠狀病毒之始祖。此病毒株於雲南的中華菊頭蝠（Rhinolophus sinicus）身上分離得之，故相信蝙蝠乃武漢冠狀病毒之天然宿主。流行病學研究明確顯示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為初期擴散點（amplification epicenter），病毒很大機會在場內由天然宿主交叉感染中間宿主，再於中間宿主體內出現適應人體之突變，繼而出現人傳人之感染。

    中間宿主身分未明，但基因排序顯示武漢冠狀病毒S蛋白受體（Spike Receptor-binding domain）與穿山甲冠狀病毒株近似度高達90%。雖然未能確定穿山甲為中間宿主，但此穿山甲冠狀病毒株極可能捐出S蛋白受體基因（甚至全段S蛋白基因）給蝙蝠冠狀病毒株，透過基因洗牌重組成為新的冠狀病毒。

野味市場  萬毒之源

    零三沙士，疫發河源，廣東大疫，傳香港。沙士冠狀病毒於果子狸身上尋得，其後中國明確禁絕野生動物交易。十七年矣，惟野味市場禁而不絕，而且愈趨猖狂。中國人完全忘記沙士教訓，讓活野味市場立足於先進城市之中心，明目張膽售之烹之吃之，令人側目。活野味市場內動物排泄物多含大量細菌病毒，環境擠迫、衛生惡劣、野生動物物種交雜，病毒易出現洗牌及基因突變，故須禁之。

    改革街市為防疫重點，中國政府及港府必須迅速改善環境、加強通風、滅蟲滅鼠。在完全淘汰活禽市場前，必須妥善處理禽畜糞便，減少病毒洗牌機會。

    網傳病毒源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臨大疫而不亂，首重資訊透明，冷靜理性分析，勿人云亦云，以訛傳訛。沙士後沒有雷厲風行關閉所有野味市場乃大錯，欲戰勝疫症，必須面對真相，勿再一錯再錯，諉過於人。武漢新冠狀病毒乃中國人劣質文化之產物，濫捕濫食野生動物、不人道對待動物、不尊重生命，為滿足各種欲望而繼續食野味，中國人陋習劣根才是病毒之源。如此態度，十多年後，沙士3.0定必出現。

作者 :
龍振邦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微生物學系名譽助理教授
袁國勇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霍英東基金（傳染病學）教授

2020 Leap Day

2020   Leap Day

    閏年中那補償性一天 (2月29日)，或按字面解釋，「一躍而過之日」。Leap Day 出現在 Leap Year，但與 Gap Year 不同，重點不在鴻溝，卻在修補、在跨越。

    以修補自然循環的過盛與不足，讓秩序重新運行？設想穿越回到某一時間點重新再來，或祈求眼前逆境盡快過去，都如努力當下。只有它可以肯定過去、創造未來。而犧牲了的，也必會以新的面貌，再次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