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的剝落 四維出世

論語 ‧ 電影 : 記憶的剝落

四維出世   08/03/2020

    一場瘟疫，把正常生活打亂，什麼才是「正常」，己經不得而知，小石頭不用上學，天天 Home Schooling，也要做 Google Classroom，每天最關心的，是找玩伴玩耍，生活彷彿變成了少年港版的《陽光燦爛的日子》，如果要為這一個空窗期，設一個時限，他寧願是永遠。香港的教育水平如何，可見一斑了。

    無論如何，最近也要通過視像軟件「復課」了，初時有很多焦慮，漸漸也適應了玩法，每天關閉鏡頭，上半小時「課」，相對七個多小時鎖在校裡，也不是這麼難受。

   除了玩，最忙的，還是煲卡通，新近的偶像是 Bart Simpson，理想的學校是School of Hell，噢，個別例子，不討論了，總之事件沒有可疑，少年時代，自找幽默風趣的媒體「學習」，也未嘗不可。

    專上學院，也陸續的「返校」，太座亦一早化身網紅 KOL，忙着拍片「售課」。

    讀演藝的，尤其是念舞蹈、戲曲的，不知怎樣的可以透過 Zoom，來示範舞步、關目、做手和翻跟斗呢？經此一疫，同學會不會更加珍惜實體的學習？

    這兩天也透過電腦，開了課，在「時間與精神的房間」裡，適應着新時代的教學模式，優點當然有，缺點也不少，最大問題是，不知道有多少學生在聽，有多少人還在「班房」，感恩是，有很多學生在發言時，都願意開鏡頭，也有不少，受網絡的速度所限，不能如願，不禁想到，住劏房，只家長有手機，家裡有多於一位在學的小孩，現在的生活怎麼過？去問「劏房波」攞支援，可能要等到脈搏停頓。很多自由身工作者，生計受到嚴重影響，病毒性攬炒，也不分立場。

    疫戰之下，大家每天看着確診數字的上落，比看大市的趨勢還要著緊，生活宛如
餘下數字，數字人生，絕對影響眾生的感觀情緒，活了一把年紀，固然經歷了不少親友的流逝，隨年漸長，四個葬才有一個婚禮。香港人的平均壽命，男的是82.17歲， 女的是 87.56歲，活過了平均值，俗語稱笑喪，活到接近平均值，也比較容易接受，如果有長期病患，大家也有心理準備。若然是大覆落後於平均值，可算是「非常突然」。

    透過社交媒體，知道新近非常突然的，是音樂人阿里安（Arion），不算是家傳戶曉的名字。

    近 15 年來認識的朋友，通常不知道，我有過一段組樂團的歷史。Arion 就是那個時候認識的。

    那些年，隨著唱歐西流行音樂的歌手，續漸在本地樂壇出頭，搖滾在香港雖非主流，在大學校園，也非洪水猛獸，記得大一的時候，竟然可以在 Ricci Hall 的草坪上，欣賞到 Beyond 、Chyna 的演出，時為初秋，我的同學，還拾到 Donald Ashley 飛送出來的鼓棍，現在回想，是美好的年代，也真匪而所思。

    當年建築學院的學長，有不少是玩音樂的，最出名的當然是關正傑，小島樂隊、Coco組合、Purple Express 等也都有人認識。白頭宮女話當年，讀建築，搞Rock Concert，有一定傳統，跟現在的世代，可能顯得是平行時空的世界。畢竟，那年代的搖滾氛圍，也開始息微，主要是在系内鮮有人玩相關的電、貝、鼓等樂器，Archi 的 Rock Concert 也停辦了好幾年，到我們畢業班的時候，有同學說無論如何要搞一次。

    要搞音樂會，自然要找樂團，當年手頭上有一盒獨立音樂圈自資出版的卡式盒帶《集感》，於是乎，逐一打電話聯繫，跟 Arion 最早的對話，便是從那時開始，可惜他那次沒有來。

    那年頭是後 89 音樂會，同學們對音樂的現場演出，完全是零經驗，拿起還可以控制的樂器，胆粗粗的走上台，表達所思所想，有同學的在台上唱出：「War is Peace / Freedom is Slavery / Ignorance is Strength」，算是對我們入學的年代，作了一個有始有終的註腳。

    後來組樂團，自自然然會跟亞里安有接觸（香港的獨立音樂圈有幾大，大家心裡有數），同台演出的機會也不少。記得有一場《別了，摯友》記念黃家駒的音樂會，他的組合 Minimal，玩了一首《早班火車》，我們則玩了一闕 Beyond 的Medley。

    跟阿里安不算深交，算是淡如水的那一類，作為大家玩同一行當的樂器，因為路線很不同，他愛的是眾所周知的 Depeche Mode，我著重的是 Live Band 相互碰撞溝通的化學作用，我也是沒有耐性懶用 Sequencer 做歌的人，所以交流很少。

    有一次看戲後散場，赫然發現坐在我後面的，是亞里安，電影是那一部，當然忘記了，應該是一部港產片，所以我問他的觀後感，他調侃說：「《非常偵探》好玩啲。」《非》片是我進入電影圈工作的第一部戲，他為什麼知道？在這裡賣個關子。

    他跟 AMK 的阿松做電台節目《不設劃位》，是後來的事，那時候我在電影的思考，在次元空間，所以也沒有太大的興趣收聽和跟進。他其後為明哥寫歌和人山人海的時期，也離我的世界很遠。

    記得有一次，獨立樂群一起幫 Aids Concern 錄了一首歌，有一天心血來潮，忽然想聽聽當年自己 Rap 得怎麼樣，去問 AMK 的 Anson，她說 Arion 應該有檔案，我在 FB Messager 問他，他留言：「我要找找，再回覆。」電腦螢幕上的留言，永遠停留在 2019年3月1日的那一天，不會再更生。

    反送中運動是一面鏡子，反映了生命的真象。那些年，會催促我搞 Rock Concert 的人，會在台上唱 War is Peace 的同學，會放下自己的論文，跟學聯上廣州遊行聲援學運的書友，會為 5月35日彈奏《Remember When》的音樂人，當年會聽 Beatles，Bruce Springteen的人，怎樣也不能想像，會變成藍得發黑、庸俗淺薄的國族主義者。30年前後，落差太大，割席是不得已，換來耳目清靜，決斷的向同學群組說永別。如果真的有原罪，在下的罪名可能是青山不改，千載不變。

    米高佐敦在高比拜仁的追思會上，老淚縱橫，他説：「我生命的一部分已隨高比一同逝去。」

    一段非常突然的消息，想起了封塵的歷史，關連的事和別了的人，一片片的記憶，隨著故人的西辭而剝落。

    一路好走，亞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