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變革的迷與思（中） 沈旭暉

「功能選得贏，一樹碧無情」：

制度變革的迷與思（中）

沈旭暉   09/03/2020

    上週談及從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衍生的疑問，獲不少朋友指正，獲益良多。日前一貫主張反對一切功能組別選舉的前輩黃毓民教授，邀請到其平台分享，提出了好些深度問題，讓香港公共空間的討論，重現八十年代百家爭鳴的盛世，令人欣慰。反對參與功能組別選舉的主要觀點，包括

（1）手段與廢除功能組別這目標牴觸；
（2）功能組別選舉有違民主原則；
（3）香港達致雙普選有其他路徑，例如坐靠美國；（4）參與功能組別選舉會backfire，例如令國際社會誤會港人不愛民主；
（5）選舉設計令非建制派不可能勝出；
（6）制度內並沒有參與功能組別達到普選的空間；（7）即使可行，也不能確保「政工作者」執行；（8）即使成功，北京也會輸打贏要。上篇集中談前四點，這篇針對另外四點。

五、「功能組別點選得贏？贏到泛民點解唔做？」

    30席傳統功能組別可分為三類：非建制派在個人票的九個界別，一直有穩固基本盤，昔日泛民只參與這類。在個別界別，公司選民門檻極高，或只容許個別建制組織全憑人事審核資格，非建制派確是不可能勝出。但兩者之間還有第三類，那些工會、商會、公司資格，一律是公開申請的，這類組別，接近一半。邏輯上，假如兩大陣營都全力參與，就不會根本偏離整體黃金六四比，而過往非建制派沒有參與的，正是由選民登記入手，針對這類。目前難度，在於廣大市民以往以為不可能；起步太晚，令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手段拖延申請；建制派熟悉遊戲規則，效率事半功倍。這些都是客觀現實，這屆也很可能覺醒太晚，但只是技術性的，不是結構性的。

六、「就算立會過半，普選都要2/3多數，點可能?」

    假如立法會的非建制派議員過半數，可以做甚麼，像主席排議案時序、對財政預算制衡等，各方論者已分別講述，不贅。要強調的還有下兩步，第一是選委會選舉。1200人選委，不少與立法會功能組別分類相同，很多全票制，勝者全得，而一位現任功能組別議員，對鞏固該組別在選委會的15、18或30票，相當重要。就算新登記的選民選不了這屆立法會，也能選2021年選委。上屆林鄭月娥得777票，減去區議會光復的117票，只要幾個界別再光復，勢力平衡就會打破。

    不少朋友擔心，即使選出一個所謂「泛黃特首」，假如只是形象開明，小修小補，依然是騙局。這擔心是合理的。因此，要爭取非建制選委票的特首候選人，必須提出具體做法，而根據基本法框架，有一條普選路是不需人大層面處理、也無需2/3多數通過，那就是功能組別「新九組」化。立法會、選委會功能組別選委怎樣選出，由公司票變成個人票，只是內部立法。假如特首還是建制派，提出這變革，自然需要非建制議員的私人草案、在分組點票同時通過，很難；但假如是由非建制特首提出，那就是政府議案，只需要立法會簡單多數通過，這才是立會過半的重要性。當所有功能組別都是直選產生，都會反映同一黃金比例民意，建制派的壟斷就會徹底消失，2/3自然出現。屆時的功能組別，會類似直選上下議院，民情希望保留兩院、還是地區直選一院，已是不涉及原則問題的happy problem。

七、「泛民咁多年都唔做，點保證佢地做嘢？」

    這雖然是混淆了事、人和私怨，但也反映一個事實：由於北京實施鳥籠民主，任何候選人政綱「走數」，都可以歸罪北京，結果才出現「永續反對派」現象。以往香港政治參與度不高，滿足於純口號表態，沒有measurable機制，但全民覺醒後，選民很應該要求候選人列出可量度、有時間表與路線圖的政綱，這比口喊「爭取雙普選」一類，連二十年前的民建聯也曾高叫的口號重要。實質上，這是要求選民和候選人簽訂約章，例如：（1）如果是功能組別議員，要承諾像保險公司跑數那樣，統籌所屬界別選委選舉，促成601變革，假如是直選議員，則按其專業協助，最終成果一目瞭然；（2）承諾在特首選舉，投票給承諾當選後的第一個議案，就是改變功能組別的候選人；（3）並承諾對相關議案投贊成票，哪怕代價是摧毀自己當選的基礎。這才是落實「參與功能組別、為了最終取消功能組別」的口號，也是昔日吳靄儀等前輩參選功能組別時的政綱。

    同一道理，到了特首選舉，重點不是比併形象和黑材料，而是怎樣落實上述議題。非建制要支持的候選人，除了要認同「五大訴求」，也必須發毒誓承諾當選後第一份送到立法會的政府方案，就是功能組別改革。雖然政界走數「是常識吧」，但白紙黑字承諾當選後的第一個議案也走數，相信還做不到。

八、「選到選委主任都會DQ，當選又可以唔委任，總之唔會比你得逞」

    這個問題可以分為三部份：（a）可能性；（b）選贏了制度而有這結局，是否比不參與更差；（c）有沒有其他後續。答案都是同一組邏輯：我們必須理解，一方面，《基本法》確是國情班不斷強調的授權法，「我給你多少權，你就有多少權」，任何範疇北京研判為一國，都可以收回，就是要取消或延續一國兩制，也是literally舉手之勞。但與此同時，即使英國也有叛國罪，幾乎可以合理化一切行為，但非常時期才會使用，就像美國二戰期間，也把美籍日裔人送到集中營。英國要對蘇格蘭議會收回授權，同樣可以，但過了一條線，等同推倒重來，舊有mandate會全盤更改。正如導演可以把武俠電影結尾變成鬼片或鬧劇，代價是失去一切信任。

    假如北京的回應，屬於目前相同比例的打壓，例如DQ個別有勝算候選人，這自然不理想，但根據往績，同一陣營Plan B 的得票基本上大同小異，還會附送民怨。假如屬於另一比例的打壓，例如大規模DQ到足以改變選舉結構性結果（那恐怕需要DQ一半候選人），或選出特首後不委任，那就像英國在太平盛世使用非常法律，客觀效果形同修憲。那不是普通的DQ，而是宣告完全改變一國兩制。俄羅斯一些加盟共和國本來是選舉產生，但最終變成中央變相委任首長，固然是先例；問題是香港不是俄羅斯地方政府，而是享有國際地位、對北京的價值也全在於國際地位的特區。當北京完全改變一國兩制，面對的不可測性，包括國際不承認新香港，令北京不能再通過香港集資融資洗錢；香港各界比送中條例激烈百倍的反應；出現獲得民間授權的平行特首等。這些因素之間，又是相互相成、互為表裏；類似海外購島的方舟計畫，也可能由天馬行空，變成可望可即。那不也是另一種進程？

    何況我一直深信，香港核心利益和北京核心利益之間，本來毫無衝突，真正有衝突的，只是香港既得利益建制少數派，和香港廣大市民之間，「群眾鬥群眾」的劇本，完全是人為悲劇，北京接受歷史進程，只會利多於弊。關於這一點，下週再述。總之，沒有人有預知能力，知道哪一條路線必然奏效，先知和大師，都是後世塑造的。我們只知道過去九個月，全靠不同路線的交叉合作，兄弟爬山，從沒有排他性、共產黨式二元對立，或莫名其妙的非黑即白。走一條路線，不代表同時不能兼顧其他；恰恰相反，在變幻莫測的21世紀，所有人都兼顧多重身份、多種技能，豈能孤注一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