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管治論：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沈旭暉

平行管治論：

那些年，香港有七個「政府」……

沈旭暉   23/03/2020

   香港特區政府的抗疫舉措當中，最奇怪的其中一點，就是在諸如口罩一類物質的供應上無能為力，甚至呼籲有能力的市民捐贈，令各門各派掀起目的各異的口罩採購潮。但與此同時，不少本來應該流向政府的口罩，被直接送到各大建制組織派發，他們自行訂立派發章程、充實名冊，甚至繞過特區政府直接與中國對口，以圖在林鄭政權民望破產之時，另建權威。昔日承擔這類民生功能、事無大小都被諮詢的區議會，卻因為已變天，被特區政府直接繞過；新任區議員受政府冷待，自然更努力突破框架，雖然權力很有限，但姿態很進取，同樣希望另起爐灶。至於中聯辦在香港的角色，早已從「聯絡」變成「第二支管治團隊」，這是十年前中聯辦研究部部長曹二寶的公開表述；所謂「建制派」對「中環」習慣無視，只在乎「西環」臉色，人所共知。日前剛過了7.21八個月紀念，元朗當晚為何自成一國，港人無不心裏有數……

    說了這麼多，只是說明香港從來存在多於一個權力核心的「平行管治」，今天也不例外。只是港英治下的「平行管治體」之間亂中有序，貌似利益對立，卻能和平共存、互為表裏，都是持份者，共同催生了香港奇蹟，和今天完全相反。談及「管治體」、「平行政府」這類名詞，很容易被上綱上線，說的是曹二寶自然「政治正確」，來自其他人就是大逆不道；但從政治學概念，「管治體」定義可以很寬鬆，「有效管治」也可以很bottom-up。舉一個最極端例子：19世紀後期，三藩市出現了一位「美國皇帝」諾頓一世（Emperor Norton I），成為市民心目中的cult icon、平民社交名人，他自行印製的「鈔票」被店舖接受，戲院、交通工具會因為他是「皇帝」豁免收費，報章會刊登他的「憲報」，警察街上相遇會向他敬禮。一切當然是cult（今天術語就是「玩膠」），但當時有評論員認為他不應受遊蕩罪管轄，因為已成為「local institution」，確實也很難徹底否定。

    從這角度看，二戰後英國人回到香港，到主權移交過渡期前，香港這塊彈丸之地，並存多個自成體系的「管治體」，起碼達七個：

1. 港英政府：這自然是英屬香港的合法政府，由倫敦直接任命港督作為首長，以往通常來自外交官體系。但英國殖民採取小政府、間接管治原則，靠的主要是文官系統，和本地精英階層配合，而不是單靠嚴刑峻法。這是香港管治的宏觀框架，一般人都生活在體制之內，但由於上述特性，同時也有其他身份認同、社會資本和國際網絡出現。

2. 英資洋行：香港殖民初年，直接參與鴉片戰爭的怡和、太古等老牌英資洋行才是香港的真正管治者，後來逐步被港英吸納到管治頂層，在行政局代表真正的英國利益；他們的本地買辦，則主導了華人精英潛規則。對尋求上向流動的香港人而言，order不是來自港督，而是來自大班。由於他們比外交官出身的港督更紮根，往往能制衡文官體系，直到中英聯合聲明簽訂、怡和遷冊百慕達，影響力才退減。但就是那樣，很近期的港督衛弈信被撤換，依然是源自這個管治體的小報告，可見百足之蟲，死而不僵。

3. 共產黨地下政府：以「新華社香港分社」之名運作，而中共得以在香港建立半公開官方體系，則源自戰後與英國的密約，時任社長喬冠華是外交元老，認為這個「紅色小政府」是對英首次外交突破；至於在港地下黨，則由廣東省的港澳工委負責。結果香港出現了「紅色經濟圈」，國貨公司、愛國報紙、親共機構等紛紛成立，附屬家庭、群眾自成體系，只聽單位號令，構成「港中國」，這卻是港英默許的，也符合英國在中美之間遊走的國策。直到六七暴動，雙方忽然攤牌，體系元氣大傷，但道統存續，中聯辦正是源於此。

4. 國民黨地下政府：曾幾何時，從大陸敗走的國民黨人和家屬聚居調景嶺，港英政府給予的援助有限，台灣當局的「中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承擔了實質上自治政府的角色，建立治安隊，安排各種支援，聯絡香港各界，調景嶺居民視之為台灣代言人，日常高舉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旗。一些來到香港的退伍軍人，則和地下勢力結合，形成另一種秩序。這體系在1956年的雙十暴動後逐步萎縮，但並沒有消失，只是化整為零存續下去。

5. 九龍城寨「大清」政府：大清帝國把新界租借給英國時，依然擁有九龍城寨主權，並對之駐軍，令城寨成為大清飛地。不久港英驅逐城寨清軍，但又被當地居民趕走，加上李鴻章重申主權，令城寨變成無政府狀態、地下秩序大本營。後來城寨居民成立「福利委員會」，作為名義上的自治政府，聲稱繼續根據大清律例「依法執政」。所以當全港禁食狗肉後，在城寨依然合法；各種各樣的黑市、黑工，都在城寨生根；直到九十年代，城寨才在中英兩國同意下被清拆。值得一提的是，「港版諾頓一世」「九龍皇帝」曾灶財，也是源自相關「法統」。

6. 鄉議局：1926年成立，但其實自從英國與新界原住民打了一場「六日戰爭」，就有意識把城鄉分流，看待新界大族、鄉紳，就像對待印度土王、阿拉伯酋長，容許他們保持自身權威、給予種種特權，換取他們協助穩定局面，與一河之隔的中國政權保持距離。新界原住民權益，都是作為這個管治體的一環予以准許，而且在鄉議局成立初年，甚至連民事案件也可辦理。七十年代的丁屋政策、「丁權」，自然是這管治體的產品；元朗7.21觸及複雜的鄉事關係，也是一脈相承。

7. 灣仔「小華盛頓」：正如今天有美國駐軍的日本、南韓、菲律賓等地，美軍都改變了駐軍地的社會經濟面貌；美國沒有駐軍、但軍艦經常往返的英治香港，特別是芬域碼頭附近的灣仔一帶，也充滿美國色彩。這裏說的「色彩」，不只是《蘇施黃的世界》的酒吧配套般簡單；芬域碼頭海軍商場由港英以象徵式價錢交由「香港軍人輔導會」管理，儼然美軍勢力範圍；而當美軍消費壟斷區域經濟，美元自然成了灣仔非正式貨幣。美國在香港建立基地，也因利乘便：美國駐港領事館規模很大，各部門對口單位一應俱全，被稱為「小華盛頓」，實質上是觀察中國的前哨站。英國引入美國勢力、卻又偶爾壓抑，正是作為和中國討價還價的籌碼之一。

    回到2020年，香港理應依然是不同勢力持份的地方，但林鄭月娥連美國也說「no stakes」，反映昔日兼容並包的真香港，已經被西環獨大的「全面管治」支配改造。但一天香港依然對北京有價值、依然是單獨關稅區，平行管治體們，就不可能不存在。然而現在某些人試圖以文革方式，讓一切推到重來，除了把各方默契一併打破，也無視本土派等新生代的切身利益和理念追求，結果不同板塊之間天天進行無差別零和遊戲，造就管治全面失衡。民間在這段期間，爭取自身訴求制度化、體系化，催生挑戰建制和舊制度的劇烈意願，自屬理所當然。物極必反，本來誰也知道，但似乎唯有越俎代庖的「第二支管治團隊」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