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20

德式抗疫 陳電鋸

星期日現場:德式抗疫

陳電鋸

(現任職於德國曼海姆歐洲社會研究中心)


    德國的抗疫措施,最近被港大微生物學系教授袁國勇點名讚揚。

    在此,我們不妨重溫一下德國抗疫之路上遇過的問題,以及應對之法。

    德國早於一月廿七日,就有「零號病人」。並不如其他國家,「零號病人」是本地德國人,但此案例曾與一名來自上海到訪德國的中國女子一起工作,該名女子之後返回中國亦確診。故此,此為一宗人傳人個案,甚至是英文文獻記載首宗證明冠狀病毒可以由無病徵人士傳播的案例,刊登於《新英格蘭醫學期刊》。曾有相當一段時間,感染案例只限於此一群組。後來因武漢封城,德國政府派專機接回國民返國,再輸入了兩宗案例。但這些由武漢返德人士有被安排在空軍機場隔離,所以並無引致社區感染。德國的柯霍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國家疾病研究所)當時指出,就算德國有十數宗確診病例,冠狀病毒在德國大流行的風險仍然相當低。在整個二月上旬,電視新聞就像其他的西方媒體,仍在比較冠狀病毒與流感的死亡風險。政府及市民仍以「冠狀病毒個案是外來輸入」的態度應對。

    劇情的轉折,在傳統節日玫瑰星一(Rosenmontag,二月廿四日) 之後。當時鄰國意大利在二月廿三日星期日正式演變成社區大爆發,一發不可收拾。德國人愛好在一、二月放假到鄰國意大利、奧地利滑雪,德國第二波感染就主要是由南方旅行歸國人士輸入觸發。不幸的是,歸國人潮與傳統節日重疊。德國傳統在此時期會有一年一度的街頭嘉年華會 ( Karneval/Fasching ) ,不少仍未知道自己已在外地受感染的人,參加了這些動輒數百人參與的嘉年華。聯邦政府就是在這一刻,知道已經無可能再像之前的零星個案那樣追蹤接觸者,社區爆發已經無可避免。

聯邦主義下 錯過了的關鍵一周

    玫瑰星期一之後的一星期,若果你看全球感染人數的統計圖,若果圖表的X軸是對數指標 ( Log scale ) 的話,那一個星期是平的,因為亞洲的疫情相對平穩,歐洲的疫情仍在潛伏階段。但當那星期過去之後,感染人數隨即重拾升軌,而且是以幾何級數暴升。故此,那一個星期可謂關鍵時間。問題是,當時德國聯邦政府沒有大規模全國通用的防疫措施,只在部分州份出現社區爆發的城鎮有封城、停止所有活動等措施,緊密接觸者需要家居隔離。這種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政策步伐不一致,甚至州與州之間落實政策亦不一致,在德國稱為「聯邦主義」(der Föderalismus),用於政治評論帶有一定貶義。有專家認為,「聯邦主義」至今仍然是德國抗疫的絆腳石。事後孔明的說法,就是「聯邦主義」令德國錯失了阻止病毒大流行的良機,要是在那個星期採取全國統一的預防措施,或能有效阻止大流行。最近新西蘭的處理方法,就是在醞釀時期就採取嚴厲措施阻截。新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da Ardern)表示要遵從「台灣模式」防疫。從數據看來,新西蘭的「台灣模式」成功抵抗病毒大流行。後見之明的評論當然容易,病毒在德國大流行已在所難免。「關鍵一周」後,幾乎德國每個州都有案例。三月三日至三月五日期間,感染數目由180宗升至400多宗,幾何級數階段開始。德國民間在那個星期已有反應,當時大部分市售的口罩和潔手液已告售罄(雖然德國人仍未能全面接受出街戴口罩)。「聯邦主義」之下,部分州已停課,鼓勵員工在家工作。至三月十四日,近乎所有州已停課,德國總理默克爾表示要以救命為優先;十五日聯邦政府宣布關閉邊境;十六日重災區巴伐利亞(Bayern)宣布進入緊急狀態,總理宣布全國除藥房、超市之外,店舖、教堂、戲院等全數關門;所有體育文藝活動停止,德國甲組聯賽(Bundesliga)破天荒宣布停賽。市民減少社交接觸,以保持社交距離(soziale Distanzierung)阻止病毒傳播的階段開始。與此同時,幾何級數暴升的感染人數已破萬宗。

醫療優秀檢測規模大 死亡率低

    幸好,德國本身有先天優勢,雖然感染人數暴升,但死亡人數並不如歐盟盟友意大利和西班牙般同步爆升。德國死亡率低的原因,世界都未有確實定論。但德國的醫療系統是世界數一數二,至今並未爆煲。德國全國測試病毒的規模亦相當龐大(註1),基本任何有可能接觸或出現病徵的人都會受測試。很多人在病情未轉壞前已知道受感染。大規模檢查,亦有利於控制疫情,高危人士可及早知道自己有否受感染,而不是隨便走入社區播毒。

    劇情到此,抗疫仍出現波折。由於學校停課、辦公室停工,而天氣又開始回暖,有人開始私自舉行聚會,媒體稱此類活動為「Coronaparty(冠狀派對)」,完全違背了本來停工停課「保持社交距離」的初衷。同時,市面搶購糧食、廁紙情况(Hamsterkauf,意指「倉鼠購物」)達至頂峰。

總理演說籲團結 非靠個人魅力

    默克爾在十八日傍晚發表電視講話,表示德國面臨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挑戰,請市民遵守和尊重聯邦政府的防疫措施。她以德文的祈使語氣(Imperativ) 訓話:Es ist ernst, nehmen Sie es auch ernst(事態嚴重,你也要認真對待)。此外,她訓話「倉鼠購物」是不團結(unsolidarisch)的表現,市民應想想自己可以為疫情做些什麼。電視講話一出,再加上健全的媒體系統(註2)批評不團結、自私的行為,「冠狀派對」終有所收斂。德國社會當然有很多問題,例如能量轉型、難民問題、右翼勢力抬頭等,但最少不至於是去到政府與民為敵的地步。執政者有無資格叫人民團結,首先要看政府(包括警察)有無與民為敵。幸好,德國的政府還是市民選出來的,警察亦不會隨意傷害人權,沒有像其他地方那樣種下矛盾。德國總理叫人民團結,並非因為她的個人魅力,是多年以來德政累積下來的道德力量。

    電視講話之後,一直盛傳防疫措施會加辣(verschärfen),實施全國宵禁(Ausgangssperre)。而事實在「聯邦主義」之下,已有部分城鄉率先宵禁(註3)。但宵禁所涉及的人權問題嚴重,至廿二日星期日,總理宣布全國「限制外出」(Ausgangsbeschränkungen),並非完全禁足,終平息了有關爭議。「限制外出」之下,室外禁止兩人以上聚集,人與人之間要保持最少1.5米,違者罰款。

聽從科學建議 救命為先

    全國「限制外出」一出,但疫情並沒有立即出現轉變。直至執筆當日(四月八日),也即「限制外出」宣布後第三周,柯霍研究所才公布初見成效:雖然德國感染數字破10萬宗,但基本傳染數(註4)R0降至1.3 ,只要數字降至1以下,疫情就會受到控制。鄰國奧地利總理庫爾茨(Sebastian Kurz)已在談解辣,但默克爾堅定表示現在談解辣是言之尚早。「限制外出令」最少會實施至復活節之後的四月十九日。

    回看德國政府和市民應對冠狀病毒疫情,一來沒有像美國特朗普或巴西博索納羅(Jair Bolsonaro)那樣對科學家的意見陽奉陰違,二來也沒有像歐盟盟友匈牙利歐爾班(Viktor Orbán)那樣以抗疫奪權,施行獨裁統治。德國政府表現算是合理,最少為政者表明以救命為先,而非推行一些別有用心的陰謀。在抗疫期間亦聽從科學家建議,以務實態度應對。這些本來是從政者應有的基本態度,但獨裁者及其爪牙鷹犬是永遠不能夠明白的。

註1:全球其中一套快速測試系統在一月於柏林夏里特醫院(Charité – Universitätsmedizin Berlin)研製。現時德國每星期會進行30萬次測試

註2:德國主要電視台為公營,亦為最高收視的頻道。社交媒體並非市民獲取新聞資訊的主要途徑。話雖如此,但市民仍從即時通訊軟件如WhatsApp收到大量關於冠狀病毒疫情的假消息

註3:在「聯邦主義」之下,甚至有城市(如在耶拿Jena)要求市民外出必須戴口罩

註4:基本傳染數指每個受感染者平均會再感染幾多人。文獻現時記載,今次冠狀病毒大流行時的R0平均數約為2,但亦可高至6





疫•情 雷頌恩醫生

疫•情

雷頌恩醫生

 (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現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



    當三月初以為香港的疫情稍有緩和之際,冷不防更嚴峻的「第二波」已悄悄地從歐美入侵香港。

    香港的確診個案由平均每天兩至三宗,驟然升至每天二十到三十宗。

    最高峰時,更一天接獲六十多宗確診個案。

    香港的確診個案一直比世界各地很多大城市少,其中一個原因是我們做的測試以人口比例計算,可能是全球最高。這樣我們才較容易做到從源頭堵塞社區傳播。也由於這個原因,即使在「第一波」的時候,確診個案相對不算多,醫院的隔離病房也因要接收大量懷疑個案而頗受壓力。因此,當香港每天有數十宗新增個案時,我們的隔離病房一定不勝負荷。

    不得不讚賞醫管局在今次疫症中,摒棄了平日的官僚架構,從而塑造出不少創新和靈活的計劃。為了騰出更多隔離病牀接收大量的確診個案,多間醫院的急症室於短時間內,在戶外設立了多個用作檢測的設施。自然通風的系統的換氣率一定比任何負壓病房都要高,適合用作為病人抽取鼻咽拭子樣本。更難以想像的是,多間醫院的同事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迅速地成立了一個大型的檢測中心,而當中更具備了所有可供二十四小時運作的硬件和軟件。我們醫院也有同事在放假的日子到亞博館幫忙,更處理了數位確診的病人。這些措施不但可以容讓我們繼續進行大量的檢測,同時可以預留更多隔離病牀給確診的病人。


調整隔離處理模式

    不過雖然如此,隔離病牀的供應仍是很緊張。在疫症初期,我們對這個新型病毒認識有限。為了確保確診的病人在完成隔離時,絕無傳染能力,他們必須等到有兩個樣本的核酸測試呈陰性,才可以離開醫院。因此很多時候,病人在完全沒有病徵的情况下,仍要在隔離病房裏逗留兩至三星期。這使很多原本病情輕微的病人,竟在住院期間產生抑鬱的情緒。我們病房的護士也只好用自己在隔離病房工作而選擇不與家人見面的感受和經驗,去嘗試安慰病人。直到現在我們對這病毒認識多了。最新的研究顯示,病人在病發的頭數天病毒量和傳染性是最高的。反而病發十天後,即使核酸測試呈陽性,病毒很可能已失去傳染性。因此,我們現在的做法可能讓大量傳染性很低的病人長期被隔離,反而令新確診者要在社區等候多時才能被安排進到隔離病房。隨着我們對這病毒了解更多,一些已有的處理模式可能也應該作出調整。

醫護確診 膽戰心驚

    這場仗從一月尾持續至今,令不少醫護人員身心都感到疲乏。最令我感到氣餒的,是最近的兩宗個案。三月二十二日,第一位醫護人員確診,不排除在工作期間受感染。上星期六(本月4日),也出現了首宗醫院內受感染的個案。有朋友因照顧過這名「隱形病人」而需要接受病毒測試。雖然最後測試呈陰性,令我們放下心頭大石,但等待的過程卻是膽戰心驚。這兩宗個案令我們泄氣,因為自從疫症爆發以來,大家都很努力去防止這兩種情况出現。各醫院都盡量提供適切的保護衣物及感染控制的訓練給予在不同工作崗位的醫護人員。實際上直到現在,在醫院工作的同事依然是零感染,可見每一位同事是如何努力去做好感染控制的措施。每所醫院也用盡方法去為有發燒、呼吸道症狀或有接觸史的病人,提供隔離設施和病毒測試。然而,我們所做的,始終未能盡善盡美。很多人都相信,這場仗並非短跑而是馬拉松賽事,這兩宗個案在這個時候發生,正好提醒我們前面的路可能仍然漫長,我們仍要保持警覺,並要採用可持之以恆的模式繼續作戰。


市民防疫奏效 減輕醫護壓力

    在上個月我們部門的祈禱會裏,同事詢問我在隔離病房工作的情况。當時正值全球多個城市的疫情極為嚴峻,大大超越了各地的醫療系統所能承擔的能力。相比之下,我們在香港所面對的難處可說是微不足道。祈禱會當天早上,剛好閱讀了《新英倫醫學雜誌》的一篇評論文章,論述到意大利的醫生因着他們要作的決定而在醫院的通道上飲泣。這兒說的是他們因輔助呼吸的儀器短缺,要在病人間抉擇給誰用上這些儀器。我們都明白這是關乎生死的決定。作為醫生,我們往往以為自己擁有寶貴的知識和經驗去處理關乎生死的問題。但在這場突如其來的疫症的威脅下,我們不得不承認從來掌管生死的主權都不在任何人手中。我想最諷刺的是,當我們要謙卑下來之際,我們卻要面對為病人選擇生死的重擔。

    當世界各地開始出現確診個案的時候,很多外國的醫療團隊都聯絡本港的醫生,查問我們控制疫症的經驗。無論本地或外國的媒體都紛紛報道和評論亞洲各地,特別是香港、新加坡和台灣,在抗疫中的可取之處。我想我們的疫情相對較輕,不僅是因為我們做較多測試,或是我們很盡力去追蹤緊密接觸者,更是因為從一月到現在,大多數香港人都堅持佩戴口罩,注重手部衛生,以及保持社交距離。由一月尾開始在dirty team工作,直到上星期六,我才第一次早上起來,發現當天不用上班。那一天在家裏閒着,起初感到悠閒自得,但到了下午,已有點不自在,不期然有想到外邊走走的念頭。最近有很多機構發起感謝醫護的行動。我想香港人更應該互相感激。將來疫情得以受控,是所有香港人努力的成果。作為一個在隔離病房工作的醫生,我更應該感謝每一位為這場疫症付出過的人。無論是各出其謀去張羅口罩和酒精搓手液的巿民,或是堅持着在家裏與孩子「困獸鬥」的父母,或是沉住氣留在家、減少非必要社交接觸的男女老幼,因為你們的堅持直到我們走出這次的疫境,才得以令我們不用在醫療資源緊絀的情况下,被迫去作出艱難的抉擇。衷心感激!



11.4.20

海鮮城圍板阻採訪 軍運村未見大爆疫 詢病毒來源 實驗室拒談 鄭海龍

海鮮城圍板阻採訪 軍運村未見大爆疫
詢病毒來源 實驗室拒談

鄭海龍 (明報記者)   11/04/2020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已知首宗確診出現於武漢,但病毒來源始終是個謎。病毒命名乃至來源地的不同說法仍在網上流傳,中美也為此爭論不休,從抗疫上升到政治角力。本報記者實地走訪中國科學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武漢P4實驗室)和去年10月舉行世界軍人運動會的選手村,其周邊似未出現大規模疫情。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昨日稱,除了武漢外,可能有其他病毒來源地。

掛防疫指揮部採訪証 內地記者同被趕

    武漢最早爆發疫情的華南海鮮市場(又稱海鮮城),自1月1日開始一直封閉至今。即使是正午時分也人迹罕見,偶有一兩輛車經過。與封城前相比,這個曾經熙來攘往的地方,現在被兩米多高的藍色鋼板牆圍住,連往裏窺探的縫隙都找不到。警方還在市場西區鋼板外一米處的綠化帶,拉起一道貫穿市場整條街的封鎖線,禁止行人通過。在路口兩端,由掛着華南海鮮市場防疫指揮部工作牌的保安把守,他們以市區統一防控為由,禁止傳媒在附近拍照,即使是掛有湖北省防疫指揮部採訪證的內地記者,也一樣遭驅趕。

    就在1月23日武漢封城前一天,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稱,引發武漢疫情的病毒可能來自華南海鮮市場非法銷售的野生動物。隨後當局對該市場全面調查和消毒,但兩天後,國際醫學期刊《刺血針》(The Lancet)刊登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等人針對首批41名確診患者的研究,顯示最早在12月1日出現病徵的患者,與華南海鮮市場及其他確診者均沒有關連,反映源頭不一定來自市場。與此同時,有關P4實驗室可能是病毒源頭,以及參加軍運會的美國選手將病毒帶到武漢的說法甚囂塵上。

P4外保安無穿防護服 促記者離開

    設在武漢、2018年通過國家認證的P4實驗室,位於江夏區武漢病毒研究所的鄭店園區,距華南海鮮市場約32公里。這裏相對偏僻,周邊很少民居,數家工廠距實驗室大門至少數百米。作為獲認證的科研單位,其建設標準與安全標準與全球其他生物實驗室並無太大區別。雖然各國P4實驗室(P4即生物安全風險最高的級別)設計不盡相同,但基本都包括更衣區、過濾區、緩衝區、消毒區、核心區這幾部分。要到達實驗室核心區,需經10道門,其中7道都有自動連鎖裝置,防止兩個相鄰的門同時打開。工作人員進出實驗室要求亦十分繁瑣。

    在實驗室外執勤的保安並未穿有防護服,僅佩戴普通口罩,防疫裝備甚至不及社區的防疫人員。此前記者曾通過關係聯繫病毒所,想採訪P4實驗室的負責人石正麗,獲回覆「病毒所不會再就相關問題接受採訪」。記者前天 (9日) 來到實驗室,表明要找石正麗,但被保安拒絕。他稱石正麗不在這裏辦公,催促記者盡快離開。

軍運村屬區確診數遠低中心城區

    距離P4實驗室8.2公里的軍運村也是新開發區,除軍運村外,周邊3公里內難見民居、樓盤或工廠。根據武漢早前公布的各區確診個案,江夏區在13個區中排名第十,有近2000宗。武漢市衛健委工作人員表示,印象中江夏區感染數字比中心城區少很多,認為無證據證明病毒從江夏區散播。記者多次致電發表論文的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惟無法接通其手機。

    昨日,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曾光對中新網表示,疫情初期,海外病例很少,主要病例都在國內。「我們想一想,如果當時海外採取和中國同步的措施,那麼他們應該比我們先控制住。因為他們病例少,當時大家都處於同樣的水平。如果沒有控制住,只能說明兩個問題,一個問題是可能除了武漢以外,還有別的源地,我們沒有發現,也許在國外還有;另一個問題,也許是因為他們防疫措施不到位。」

    解放軍總參謀部退役上校岳剛亦對本報表示,病毒研究所並非軍事目的。他稱病毒溯源可能需要較長時間,「我們到現在都有很多專家和院士還在武漢進行調查,就是為了摸清這個病毒究竟怎麼來的」。

武漢人斥外媒污名化:有實據願接受

    對於外界將武漢視作疫源地,很多武漢市民都表示在感情上不可接受。市民朱先生表示,外界指控並無實質證據,而是根據各種碎片化的資訊猜度和推斷,「武漢在1月23日開始封城,這種做法當時還被外媒斥責,但是武漢用實際行動為外界敲響了警鐘,如果當時的外媒能夠正視疫情的嚴重性,外國政府也推動有效的防範,我想現在『自由』的歐美也不會疫情如此嚴重」。

    朱先生稱,武漢人已為疫情為中國乃至世界作出巨大犧牲,不論是個人行動受限,還是經濟層面,到現在都沒有任何怨言:「武漢歷史上就沒有發生過幾次疫情,如果有證據證明這次確實來自武漢我能接受。但我絕不接受任何無實際證據的指控,我不奢望他們能為武漢人為防疫所作的犧牲表達感激,但也絕對不能隨便往武漢人頭上扣屎盆子。」

稱當地吃野味習俗「遠不兩廣」

    武漢市民姚先生則認為疫情在武漢爆發,並不代表武漢就是原始疫源地。他稱就中國而言,武漢吃野味的習俗遠不及兩廣(廣東及廣西);在全球而言,中國人吃野味的習俗也遠不及東南亞及非洲。他認為,華南海鮮市場爆疫「更大可能是別的地方傳來的,如果不是張繼先醫生(湖北省中西醫結合醫院呼吸與重症醫學科主任)堅持上報,同時中國能力的增強,新冠肺炎很可能會被當做在疫情前武漢發生的大規模甲流處理」。

    張繼先去年12月27日向所屬醫院匯報可疑病情,其後證實為新冠病毒。不過,在武漢封城之初,市長周先旺接受央視專訪時曾表示,「武漢是病毒性肺炎的疫源區,把疫源區管控好,我們就可以阻斷它的繼續傳播。傳染病的控制首先是控制傳染源,武漢人少出去,在這個時候,就是對全國的貢獻,就是對人類的貢獻。」當時內地很多城市都把武漢視作傳染源,武漢人也遭到前所未有的歧視,包括被其他省市拒絕入境、舉報懸賞等情况。




2020   Dracula

2020   Dracula



我們遭遇了喑黑力量的襲擊。
黑暗力量為甚麼要襲擊一座修道院?
或許是因為他們對過批評很敏感吧 !

We are under attack from the forces of darkness
Why would the forces of darkness wish to attack a convent
Perhaps they are sensitive to criticism

行屍走肉
活死人
有一種傳染病
一種腐敗在全世界蔓延
在受害者之間傳播
那些不幸中招的人
他們沒有被治愈的可能
他們喪失了死亡的神聖權利
他們的身體腐壞
但意識不滅
就算化為塵土
他們的痛苦也永不消失
這是每個掘墓人共守的秘密

Dead and walking
Undead
There is a contagion a corruption, passing thought this world from one sufferer to the next
For those unfortunate to fall victim to it life becomes incurable
They lose the diving ability to die
As their bodies rot, their consciousness persists
Even as dust, their pain goes on
It is a secret every gravedigger keeps

9.4.20

中聯辦主任算老幾? 孫嘉業

中國評論:中聯辦主任算老幾? 

孫嘉業   09/01/2020


    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未見特首先拜會深圳書記,顯示出與前任不一樣的風格。香港和澳門中聯辦主任與各省的省委書記、省長、國務院各部委部長、主任一樣,都屬正部級官員,但明眼人都知,香港中聯辦主任的分量一定重要過澳門中聯辦主任的分量。但山西省委書記和香港中聯辦主任孰輕孰重,就很難直接比較了。

    原轄下許家屯接掌後直屬中央在內地官場,京津滬渝4個直轄市和廣東、新疆兩省的黨委書記,由於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其地位較其他地方高出一等 ; 在東部沿海省份中,江蘇、山東、浙江經濟實力僅次於廣東,人口也相對密集,地位也相對較高 ; 而其他地方的人囗大省或經濟强省,如東北的遼寧、西部的陝西和四川、中部的河南與湖北等,都可稱之爲大省。一些省區或面積特小,或人囗特少,或經濟特貧,如寧夏、海南省等,就屬於小省區。介乎大小之間的其他省區,就屬中等省區。

    香港中聯辦的前身是新華社香港分社,其首腦本不屬於地方領導系列,而屬於國務院下屬的部門。原歸廣東省領導的新華社香港分社,自1983年許家屯取代王匡任社長時升格爲正部級,脫離廣東省,直歸中央領導。但彼時的香港分社,仍受國務院港澳辦統轄,因爲那時的港澳辦主任先是政治局委員廖承志,後是國務委員姬鵬飛。現在雖然港澳辦和中聯辦同屬正部級單位,但港澳辦接近中樞,更像是政策設計機構,中聯辦則是政策落實第一線,屬於執行機構。

    從人事看,許家屯之後,到駱惠寧之前,新華社香港分社 (後來的香港中聯辦)首腦,在任此職之前,都是副部級官員,其中周南、姜恩柱、高祀仁3人在離任後都是退休或到全國人大出任閒職 ; 彭清華離港後,先任廣西黨委記、現已調任四川省委記口上途保持上升勢頭 ; 張曉明離港後出任港澳辦主任,雖屬平調,但地位有所上升。王志民恐怕是歷任中央駐港機構首腦中,首名詖問責者。即使是文革中六七暴動的始作俑者梁威林,還是被指摘「一左二窄」的王匡,離任後都未被追責,平安退休。


駱惠寧許家屯難相提並論

    外界多把駱惠寧與許家屯相提並論,但駱、許二人除了都做過省委書記外,有很多不同。許家屯在任江蘇書記時,因省內經濟領先全國,頗受鄧小平、胡耀邦等人欣賞,他雖已年逾67,但在當時的內地官場並不算老,奈何他人緣較差,省內元老聯署趕他走。恰好此時,新華社香港分社要換人,廖承志屬意的繼任人駐英大使柯華,遭時任外長姬鵬飛極力反對、最後由胡耀邦提名許替代柯,實際是安置許。駱惠寧雖曾在3省任職,但都屬中等省份、政績官聲都未見突出,他的「翻閹」,是因他確有過人之處、有高層舉薦,還是其他高官都視港如畏途,視中聯辦主任爲雞肋位,情急之下讓他成了蜀中的廖化,未來將見分曉。


8.4.20

匯控維權發起人 講座組團炒舊樓 指「做朋友」齊投資 不屬集體投資計劃 明報記者 

匯控維權發起人 講座組團炒舊樓 

指「做朋友」齊投資 不屬集體投資計劃

明報記者   08/04/2020


    因應匯控(0005)取消派息而組成的「匯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發起人呂宇健(Ken Sir)背景陸續曝光,除了被指開班教學員借私貸槓桿式「炒」匯控,本報記者去年曾參與他「本業」的物業投資講座,發現他藉開班吸納無樓人士齊齊收購舊樓,避稅兼疑打「擦邊球」申請強拍轉售物業或地皮獲利。

    本報昨天曾致電、經訊息及社交平台聯絡呂宇健及聯盟另一代表葉子晴,以查詢對方是否教人打「擦邊球」一事等,惟截稿前均未獲回覆。呂宇健除出任「匯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發起人,同時身兼寶庭重建創辦人、香港中小型業主會創辦人、順裕資產管理大股東等,他旗下的寶庭曾在2018年以8319萬元中標屯門蚊型地。呂宇健近年一直在業主會以「Ken Sir」名義舉辦講座,聲稱可以教授無樓人士、中產零首期買樓等。

    香港中小型業主會去年底曾舉辦多場「3小時『空手道』物業投資講座」,本報記者曾參與其中一場,每名參加者需支付100元報名費,講座當天雖屬工作日但亦有數十人參與。講座內容由教人投資劏房、車位到舊樓收購都有涉獵,另一名匯豐小股東大聯盟發言人、順裕資產管理市場發展部經理葉子晴亦有份主講。

    其中由呂宇健主講的收舊樓計劃,變相是吸納講座參加者齊齊投資(見圖),會上假設目標為一幢有50份業權的舊樓,只要有40名無樓人士以個人名義收購單位,可以避免以公司收購繳交的買家印花稅(BSD)。他提到,「最惡的(情况是業權)是超過21%或81%」,指即使不能買到八成業權,但只要有21%業權「邊個都搶唔到(發展權)」,因為若有發展商想強拍,必須擁有至少八成業權。而假設40人成功各自買入一個單位,便可滿足現行八成業權的強拍門檻。

指可鎖LIFT阻拍賣會競爭者

    他表示,40名新業主可注入自己單位合資成立一家新公司,每人各持股2.5%,再合資公司名義申請及參加強拍。若強拍有其他發展商參與,價錢適合可變賣業權獲利,否則由現有成員集資重建項目。他將事情形容得相當輕鬆,指現時香港「樓花期」為30個月,即在收樓、拆樓完成後便可開始賣樓套現,事成後參與者除各自分得一個單位外,其餘單位可轉售分錢。在教授期間,呂宇健講得「很放」,例如他指在強拍當日,為求低價投得餘下業權,可有奇招:「通常係11至1點,喺安年大廈(業主會會址)會有拍賣會,有個有牌拍賣官睇場,但10點鐘(大廈)就鎖LIFT」,令有意參與者未能成功到達會場,「(競爭者)行得上嚟已經10點01分,拍賣完畢」。


呂宇健打「名人牌」 蔡志明否認相識

    呂宇健更大打「名人牌」,曾展示「玩具大王」蔡志明及新世界中國執董方承光的照片,指蔡曾主動收購他旗下物業,聲稱最終蔡以「未來合作機會」換取他低價出售。不過本報向蔡志明查詢,他強調不認識呂宇健,對交易無印象,在港投資多為收租物業,並無與人合作等。

    此外,呂宇健在講座中主動提及計劃可能涉及集體投資計劃的法律問題(見另文),強調「唔好犯一『滴』法」,但稱他的大律師告訴他,只要是朋友就不構成要約,因此「需要由陌生人轉化關係」,並向講座參與者發問「大家想唔想同我做朋友?」

回應倡借錢炒匯控:從來無穩贏投資工具

    據《蘋果日報》昨日報道,身兼「匯豐小股東權益大聯盟」發起人的香港中小型業主會創辦人呂宇健(Ken Sir)除教投資物業外,原來亦有開班教學員以貸款槓桿買匯控(0005)股票收息套利,惟學員卻因匯控停止派息可能出現大幅虧損。呂宇健在聯盟facebook專頁回應稱,從來沒有百分百穩贏的投資工具,駕馭到風險才能取得相應回報。

批報道失焦 「放大其中一個業務」

    呂宇健表示,《蘋果》報道只是放大他其中一個業務,模糊了是次記者會的焦點和原意,對此深表遺憾,不希望因為他的出席而令傳媒失焦。他指因為匯控多次強調其穩定派息政策,遂選擇以匯控作為收息工具,但匯控除淨後不派息,因此才組織小股東聯盟。他在另一份聲明中表示,成立聯盟本是單純的理念,但市場上出現負面的惡意中傷,對其動機作出不同的揣測。

    此外,永發置業(0287)公布,該行已悉售所持之匯控股份,預料虧損720萬元,為匯控取消派息後,首家公布因沽售匯控錄得虧損的上市公司。永發指出,經檢討金融部分的策略後,認為交易對公司最有利,所得款項淨額將用作一般營運資金。

永發置業盡沽匯控 料蝕720萬

    永發披露,該行在4月3日以每股平均價為37.88元沽出20萬股匯控,另在4月6日以平均價38.26元出售17.2萬股。該行亦在4月6日以平均價38.68元沽出另一批38.1萬股,所有股份共計套現2893.6萬元,交易後公司的股息收入將減少約280萬元。


稱與朋友「組團炒舊樓」不受監管 證監不評論

   「Ken Sir」呂宇健教路組團炒舊樓,更聲稱做朋友一齊投資不屬於「集體投資計劃(下稱CIS)」,不屬證監會監管。證監會昨日回覆本報查詢時表示不願置評。據了解,要斷定一項投資計劃是否屬於CIS,需要經調查才可定論,並非單憑資產管理人說辭就可過關,據證監於2013年發出的指引,判別CIS的四大特徵都未有提及「朋友」身分。

    根據證監指引,CIS大致上具備四個元素,包括涉及財產安排、參與者對涉及的財產並無日常管理權、參與者的供款和所得利潤是匯集的,以及參與者是分享或收取從管理該項財產產生的回報為目的(見表)。四項元素當中,都未有提及管理人及參與者之間關係,對構成CIS有否影響。

    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除非推廣宣傳材料已獲證監認可或取得豁免,否則凡發出任何推廣宣傳材料,載有向香港公眾發出參與集體投資計劃的要約,即屬犯罪;同時推廣CIS可能構成須向證監申領牌照的受規管活動業務,如未領有牌照,可導致干犯《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下的罪行。恒指夜期至今早零時高水85點,報24,338點。

集體投資計劃要具備4元素

    據了解,「夾份炒樓」行為是否構成「集體投資」,要根據雙方簽訂合約逐條調查分析。早年證監會曾指長實一項拆售酒店項目可能涉及集體投資計劃,雖然長實否認,但經調查後,最終長實仍決定取消全部銷售合約。消息指出,假如事件遭到調查,即使有人自稱與投資者是「朋友」,監管機構亦未必會信納,對雙方的關係,調查方會有自己的結論。



批政府「極左如新冠病毒」惹議 《武漢日記》作家遭舉報

批政府「極左如新冠病毒」

惹議 《武漢日記》作家遭舉報

08/04/2020


    湖北武漢作家方方在疫情期間以日記形式記錄「封城」之下的市民生活,當中不乏對當局政策的批評,並直指「極左就是中國禍國殃民式的存在」。這60篇廣為流傳的「方方日記」,將譯為英文、集結成書,由全球第二大消費類圖書出版商Harper Collins出版。不過,日記同時招致不少非議,有網民日前向國家監察委舉報,曾任湖北作家協會主席、屬「省管幹部」的方方有6處物業來源不明,方方稱對方造謠,「法庭上見」。

    64歲的方方原名汪芳,生於江蘇南京,在武漢長大,1982年從武漢大學中文系畢業後到湖北電視台工作,同年開始發表作品。她的中篇小說《萬箭穿心》2012年被搬上大銀幕,2016年發表的長篇小說《軟埋》以1950年代土地改革運動為背景,遭部分左派人士指控為地主階級翻案、意圖顛覆中共,甚至舉辦一場批判會,翌年該書獲得路遙文學獎,卻被停印下架。方方曾於2007至2018年擔任湖北作家協會主席。

方方60篇封城日記廣傳 有人指負面

    武漢因應疫情1月23日封城,困在城中的方方從正月初一(1月25日)每天在網上發表日記,直至上月25日的「終篇」,共計60篇。這些日記既描述日常點滴,又反思政府做法,甚至要求追責,流傳甚廣,但也被指「傳播負能量」。上月網上出現文章〈一位高中生給方方阿姨的信〉,質問「您是一個作家呀,是靈魂工程師啊!您應該給大家信心啊!您那樣做,和把『羞愧事』拿到大街上吆喝有什麼區別呢?」

    方方則在「終篇」寫道:「這些年來,極左儘管水平低劣,可他們就像新冠病毒一樣,一點點傳染我們的社會,尤其他們好在官員們的鞍前馬後活動,以最快速度傳染給眾多官員。那些病毒的感染者,反過來,成為他們的庇護人,助力他們一天天坐大。大到囂張無比的程度,大到有如黑社會的架構,整個網絡,可任由他們呼風喚雨,隨意凌辱意見不合者。」

英文版8月面世 稱無出版計劃

    Harper Collins網站資料顯示,《武漢日記》(Wuhan Diary: Dispatches from the Original Epicenter)將於8月18日出版,並形容該書記錄「我們的時代和在一個威權國家隔離生活的獨特觀察」。不過,微博上月底曾出現一張題為「武漢封城日記」、寫明「方方著」的中文版圖書預告照片,方方曾澄清說,不知該書誰人所編,自己目前無出版任何與疫情相關的書或日記。

被指房產來歷不明 方:法庭見

    對於網民「明德先生」向國家監察委提交的網絡舉報信,方方周日(5日)在微博稱「佩服其想像力、編造能力」,「這裏,我根本不需要作任何解釋。事實是什麼,就是什麼。造謠和構陷到這種地步,我都不要你刪了。我只能說:法庭上見!」


要你虛偽出術的電視節目 陳Damon

沙發薯:要你虛偽出術的電視節目 文:陳Damon   31/03/2023     英國特別多問答遊戲節目,晚飯前的時段總有一兩集。人總希望增長知識,而測試個人知識亦是百試不厭的娛樂,所以不難理解為何問答遊戲長做長有,還會不斷有新formula,像Netflix的Cheat。 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