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話題：疫症中看到，城市的千瘡百孔
黃宇軒 02/08/2020
大型疫症作為公共衛生危機，也往往會演變成社會危機，這理解如今可算是常識了。全球媒體都在議論疫症帶來的社會問題，如各行各業的生計、人們困在家裏令家暴倍增、工作模式將要迎來天翻地覆的改變等，誰料到疫情開始半年多，香港迎來一次深受關注的危機（crisis），竟是市民被迫在街上狼狽吃飯的一幕「人道災難」？
結果，餐廳只准售外賣餐飲的規定，只維持了兩天，群起而攻的聲音成功將之推倒。值得注意是，盲打誤撞下，該措施卻成了照穿香港的X光，除了照出了戶外勞動者教人心酸的日常苦况，也讓人見盡多年來一些被「講到厭」的城市發展的問題。這次香港疫症故事的主旨，也許不是瘟疫的難解、亦非抗疫的經濟後遺，而更是政府各種介入，都恰好讓我們回過神來，清楚看到這城市本身的齷齪和積患。
奢侈的「唞氣位」
政府公布全日禁堂食的政策後，我忽然記起一項幾年前的政策：被大力推廣的美食車。現在回看，美食車普遍被視為失敗，香港人「立食」文化不強和食肆本身密度極高當然是要因，但提着外賣要在香港公共空間中找到個舒適的位置進食，難過登天，也顯然起了影響。
城市規劃的過程本身，也許不可能細緻到考慮戶外進食這回事。但沒有理想的空間讓人進食，以致禁堂食兩天出現打工仔女扭盡六壬找個城市角落去吃頓飯，被迫要去到未啟用的巴士總站、別人的車尾箱、辦公室的洗手間等，就如一次大型都市實驗，其結果具體說明了香港及格和舒適的公共空間嚴重不足。張建宗一句「可以到郊野公園吃」，被廣泛譏諷為不知民間疾苦的建議，但我們亦不妨視之為Freudian Slip——他就是偏偏指出了民間疾苦，香港人要跑離市區，才能覓得飽餐一頓的空間。
香港人感嘆在其他城市遇上的街道座椅、空曠而任人自由坐臥的廣場花園，總是非常多而且inviting，這些設施在全球城市設計專業眼中，早已是必須品，是建立城市公共性和健康生活的重要環節。可以想像，在別的城市，即使食肆只供外賣，而大眾仍然要離家上班（通常在那些城市，食肆暫停堂食，城市也會同時lockdown了），打工仔在城市中進食的情景，會是人們集體優雅野餐的盛况，跟香港的悲慘世界會是大相逕庭。
在香港，減慢流動性和讓人「無所事事」逗留的城市空間，都被打擊「阻街」、「環境衛生」至上、推動消費和管理主義先行的主旋律消滅。對香港城市秩序的這些批判，到了今天已成老生常談。面對不見得會改善的情况，香港人甚至已學會視之為定局，老早習慣了公共空間只佔日常生活微小的席位，把生活重心放在商場跟消費場所（並習慣座位只能通過付費獲得）、郊外與海灘等。
改造公共空間無期
這些年來接觸過好些致力於地方營造的機構，提出過改造公共空間的計劃，如將德輔道中改成可供人在路上休閒安坐的禁車區、在香港的公園設置可移動的椅子、開放閒置建築作社區客廳等，都是近年被城市研究者稱為「機動的都市主義」（tactical urbanism）的簡單方案，希冀快速靈活地改良城市環境。他們的方案總被官方冷待，而過去十數年全球城市的公共空間質量多有邁進，新思潮湧現，但香港的劣質公園與半桶水公共空間，十年如一日，讓人不欲進入與逗留的居多，連同市區空氣污染和因熱島效應而無法散熱等更嚴峻的環境問題，加起來才造就了戶外吃飯的悽楚。
過去幾天公共論述裏已多有論者提及禁堂食欠防疫科學的理據，也有集中討論戶外工作者的實際需要被忽略，但宏觀而言，那兩天人們的苦况，暴露的不僅是無辦公室的打工仔尊嚴被踐踏，更是香港市民本身就欠缺「擁有這座城市」、能在其中安身的基本尊嚴。攝影記者何家達捕捉到一位中年男子在金鐘跪着吃飯的照片，許多人為他心酸。若進一步察看那畫面，男子身前放着飯盒的雲石壆，是可以坐下的那種，但這在香港已是罕見的了。那樣的石壆在其他位置的話，多半就會加上了建築學者所謂的「敵對建築」（hostile architecture），鋪滿硬物，防止行人坐下。照片讓人奇想，他是否因為想將飯盒平放才跪在路上，或是香港人早就慣了那樣的石壆是不容坐的？這樣閱讀他的姿勢，可能是過度解讀，但我們也可將它視為香港人被剝奪公共空間權後、屈辱城市生活的赤裸寫照。
禁堂食的兩天，令上述城市設計的問題被再次看見，但還有其他的。麥難民和無家者繼續因晚間取消堂食而無處容身、許多香港人因居住空間不足而並無在家工作的「本錢」、安老院舍的差劣環境，都是無法裝作見不到的。想要像其他城市般鼓勵單車和步行上班，避免人群擠在公共交通工具中？香港的單車代步政策是眾所周知的落後，樓價則令住在遠離上班地點成常態。也許全民停工一陣？十多年來也是幾乎被「講到口臭」的高地價政策沒鬆動過，要準時交租的僱主為了交租，不可能停頓來專注抗疫。
疫後城市規劃同樣緊急
平常不思考宜居的城市，在疫情之中，加倍磨人，本來勉強挺住、靠放假時消費去旅行麻醉自我的，如今也失去依靠。除了抗疫、除了消解疫症帶來的經濟後遺，對香港來說同樣緊急的「第三種要務」，就是直面那些本來就存在，但難得因疫情才被多加注視的城市問題。疫症的提醒總是，平常改造城市，是為所有人的福祉（well-being），但其實也是prepare for the worst，避免災害發生時，市民面對意外之餘，還要因城市不宜居而百上加斤。上兩個世紀的瘟疫史，也是一部在疫後推動城市環境變得更健康和更可持續的歷史，近來在西方，城市研究者也開始提出疫後要如何再思城市規劃，提出諸如「十五分鐘生活圈」的方案。香港在2003年沙士後，實在未見足夠的進步和反思，U型聚水器的問題是被看到了，但除了這棵樹，森林的大火沒被搶救。
說到這裏，好像見不到疫後改造城市的希望在何方。禁堂食的兩天，民間出盡法寶去自救，賣家具的公司借出椅子、教會和酒店闢出地方開放給大眾、巴士站變成臨時休憩處等，所有臨時和游擊式的行動，展露crowd-sourcing的具大創意和公民社會的能量，正是上述提到的「機動的都市主義」。近年城市研究者提出，有權有勢者和既得利益者都動得很慢，反而這些短期和微細的計劃，必須被重視，而所謂重視，就是不僅在危機中才進行，而是在「平常」狀態，都大量和持續地推動。
讓民間力量繼續發酵
那兩天人們在街頭吃飯的慘况當然教人心酸，如果那些花多眼亂的自救計劃，在兩天過後仍能繼續發酵和開發，城市還是有巨大的潛能變得宜居一點的。這不應只是公民社會的責任，其實正常的政府只需簡單地支援這些民間力量和創意，已可四兩撥千斤地讓城市再有希望。當然，那大前提是，它沒有反過來作為這些計劃的阻力，沒有鬧出更多急需民間自救的荒謬困境，也沒有把心神放在無日無之的政治打壓中。不然，僅有的希望和城市演進的能量也被扼殺，正視城市問題的契機，就只能幻滅成一場疫後移民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