遺失在習大大沙發底的「一國兩制」 葉蔭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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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失在習大大沙發底的「一國兩制」

葉蔭聰   06/10/2019

    俄羅斯流傳一則關於斯大林的笑話：有一天，斯大林丟失了他心愛的煙斗，大發雷霆：「誰偷了我的煙斗！？」他的左右手貝利亞（Lavrentiy Beria）聽到，馬上動員手下的秘密警察四處抓捕小偷，很快便找來了十個犯人，他們都招供承認偷了偉大領袖的煙斗，但就是找不到斯大林的煙斗。就在貝利亞煩惱之際，斯大林在自己的沙發底找到了自己的煙斗。

    這是一個笑話，但若故事結尾斯大林找不到他的煙斗呢？便會變成恐怖故事。貝利亞是斯大林恐怖統治時期殺人如麻的劊子手，無數異見人士、黨內同志、少數民族，遭他迫害、關押甚至槍決，所以，他一定會把這十個犯人關起來嚴刑拷問，找出煙斗的下落。可是，無論他如何拷問，他也不會找到。如果有電影編劇改編一下，加些動作場面、政治陰謀、鬥爭情節，想必是一部比兩年前伊安努奇（Armando Iannucci）執導的《斯大林之死》更精彩的電影。

一國兩制如斯大林丟失的煙斗

    現實中，香港過去幾個月就如這個故事，我們的一國兩制就是斯大林的煙斗，據說，偷走這個煙斗的小偷有一大堆：「外部勢力」、「顏色革命」、「港獨分子」、「通識教育」、「教協」、「廢青」、「地產霸權」、「蒙面」，或者乾脆就是面目模糊的「暴徒」。於是，地鐵、巴士、商場、機場由香港警察「接管」，政府動用緊急法，禁止蒙面上街。而那個煙斗，恐怕是永遠也找不回來了，因為它是在自己家裏丟失的。

    不看自己，當然也看不清香港，更看不清沒有大台又Be water的示威者。上月有一則新聞，廣州市民到某電腦城搶購翻牆機頂盒，為的是觀看香港新聞直播。有一則相關的傳聞很可笑：中央領導人也爭相安裝機頂盒，覺得要了解香港，這盒子比港澳的情報系統更「靠譜」。

    過去幾個月香港的戰火，可以說是一連串的政府誤解及誤判造成，由特區政府、中聯辦、港澳辦以至中央政府，搞了「大頭佛」，才忽然發現香港不是他們想像中的那個城市，許多香港人也變了樣。換個說法，他們很「離地」。其實不認識也就算了，更要命的是學習能力奇低，每一個反應不是慢了（例如遲來的「撤回」），就是不着邊際（例如「社區對話」及研究深層次原因），甚至是火上加油（例如一邊說要對話，一邊加強警察治港，提出緊急法），為什麼會這樣？

內地港澳研究學者 沒幾個認真

    按道理，特區政府及港澳系統，不應該不認識香港。在國內當教授的朋友告訴我的一些故事，也許可以看到點端倪。不少重點中國大學都有港澳台研究的單位，不是純粹做學術研究，而是輿情及情報分析，向上級領導提交內部參考資料，包括中聯辦、港澳辦。可是，這些單位沒幾個有學術地位又認真的學者，而且，因為領導講求單位成員身家清白，所以，有較深香港社會聯繫的人都不要，會說粵語的也很少。事實上，我自前年開始已被國內同行告知，港澳學者未經審批不得參加國內辦的研討會（幸好，所謂國際會議除外）。

    這些港澳台研究單位招攬的人當中，較年輕的不少是曾在香港當過短暫港漂，讀過碩士、博士，回大陸高校任職的人。我相信，回流港漂不是每一個都甘願做御用「香港專家」的，但因為這些單位的資源比其他都要好，政治任務換來的是金錢，總能吸引到為數不少想走捷徑的人。例如，寫篇二三千字的內參，不用旁徵博引，不用做什麼研究，即使是職位最低微的教員，寫一篇也有幾千大元人民幣。至於研究經費，兩三頁紙的計劃書，一般也動輒十萬至幾十萬元（用研究經費報銷部分個人開支是大陸的慣例）。由於國內大學基本工資偏低，所以以上的收入是十分豐厚的。

    雖然資源豐厚，但這種港澳台研究從學術角度看根本不入流，所以，認真搞學術的人很少願意進去，進去了也不會認真做事。我聽過一個故事，一名教授剛申請了一個關於香港年輕人政治參與的研究項目，本來起碼要做些深入訪談訪問，但他最近私務繁忙，沒時間去香港做調研，於是找些香港學生及較留意香港時事的同事來，角色扮演一下，想像年輕人想什麼說什麼，當作訪問材料。這名靠想像來做研究的教授，據說還偶爾被中聯辦邀請來港出席閉門座談，聽取他的專家意見。

撰內參論文 揣摩上意近親繁殖

    此外，不少人撰寫呈給領導看的內參或學術論文時，為了政治正確，連運用的參考資料也自我審查一番，屬偏黃的學者一概不引用參考，就連報章也局限在《大公報》及《文匯報》，極少出現《蘋果日報》、《明報》或其他網媒。參考書目裏，本地學者大概只有劉兆佳、王卓祺教授的著作，都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成員的作品。結果，形成近親繁殖效應，同類的親北京觀點及資訊會不斷被強化，日積月累，港澳系統內的建制觀點自說自話，看到的香港社會跟現實愈走愈遠。甚至有學者為了和應領導主調，把研究報告寫成確認領導的觀點；例如，北京說香港有外部勢力操縱或協助黑衣人，學者便用官方觀點與資料作基礎，證明「外部勢力論」的正確。最近由「廢青論」進化成北京版的「地產霸權論」，恐怕也是他們的傑作。

    這已不單是傳統官學一體的問題，而是整個國家政權內捲化（involution）現象的一部分。這個概念最初由一位印度裔中國歷史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提出，他研究民國時期政權與地方精英的互動時指出，當年國民政府努力地向本來由地方鄉紳統治的農村滲透，進行政治動員及抽取稅捐，這種繞過或打破地方文化權力網絡的做法，造成土豪劣紳向政權靠攏，他們利用新取得的權力以自肥及欺壓百姓，有地方威望的人反而被排擠或遠離政權。因此，地方上的統治不穩，令政權更要插手地方事務，招攬更多土豪劣紳來幫忙，形成一種惡性循環。其他論者由此引伸，指出當時國民黨把「打土豪」議題平白送給了中共，為它的農村土地革命提供了養分。

香港內捲化 排拒陳健民沈旭暉

    香港的內捲化，大概源自中央多年前開始說的全面管治香港，愈要全面管，反抗愈大，也發現愈多要管的地方。結果，無法認同這項議程的人逐一離去，換上一批努力論證全面管治香港正確的人。例如，大家不妨看一下港澳研究會的學者專家名單，除了有些熟悉面孔，還有一大堆香港人不認識的「香港專家」，突然冒出來了。反過來，我們可以看一下被排走的人，例如陳健民教授。不少人可能忘記了，陳教授是支持2010年政改（翻查資料，他也支持2005年那次失敗了的政改），他當年也在中國大陸就公民社會組織等問題，與地方幹部溝通合作，可以說是中國非政府組織部門的創始者之一。後來的故事我也不知詳情，但陳教授後來被禁足大陸，在香港又變成佔中三子之一，如今更因為公民抗命而入獄，這就是最好的內捲化明證。

    若陳健民教授的黃絲背景是其致命原因，我們不妨看一下其他一點也不黃，本來與政府及建制關係不錯的學者。例如沈旭暉，無論其家庭出身及人脈，都是半個建制中人，還是美國名牌大學出身；我們半年前還看到他力挺政府大灣區的言論，如今卻成了在野人士，說要另起爐灶聯絡學者建政策平台。我不了解他複雜的心思，但很明顯，他也被甩在外頭。還有資深的周永新教授，在政府裏幾乎做了一輩子政策研究建議，如今連他也說政府要行動而不是研究，因為過去的研究汗牛充棟，只是官員缺乏興趣，沒有認真對待。

    如果他們都成局外人，局裏人是誰？到底現在為特區政府及港澳系統出謀劃策的是誰？林鄭又說要與社會領袖、專家和學者找出香港的深層次問題了，恐怕又是為了論證北京版「地產霸權論」了。唉，她倒不如與領導一起多看點直播增進感情，或回特首辦、中聯辦或港澳辦查找一下，也許她會發現，「一國兩制」只是丟棄在習大大或不知哪名大官人的沙發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