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貨」比「無貨」更可怕：獨立調查委員會，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 沈旭暉

「A貨」比「無貨」更可怕：

獨立調查委員會，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

沈旭暉   09/12/2019

    香港局勢發展至今，政府會否成立「真正」的獨立調查委員會（COI），成為局勢能否緩和的關鍵。但究竟甚麼是「COI」，官方版本越是呼之欲出，越是可怖。輿論一般要求，COI需具備以下元素：（1）調查對象是反修例運動的整個Root Cause；（2）委員會需具備法定效力，能傳召、調查證人；（3）警察濫暴，屬民間要求必查；（4）調查後，要跟進制度調整及法律責任。

   區議會選舉後，政府和友好陸續放風，說COI在望。然而根據現有資訊，這個怪胎相當取巧，不但是徹頭徹尾的A貨，為禍還比沒有任何動作更大。據悉政府建議如下：

1. 成立沒有法定權力的「獨立檢討委員會」，通過各方「研究」，「檢討」前因後果；

2. 根據監警會報告，作為市民要求調查警暴的回應；

3. 根據監警會報告建議的案例（據說是6.12、7.21、8.31、新屋嶺），使用《調查委員會條例》(第86章)，進行有傳召權、調查權的調查；

4. 政府在未來的施政報告回應。

    政府中人對想出上述方案沾沾自喜，以為已經滿足了公眾對COI四大定義的要求，沒有不收貨、不散水的理由。但魔鬼在細節。過去六個月的香港，暴露了日據香港三年零八個月以來最複雜的深層次矛盾，比雙十暴動、天星事件、六七暴動影響更深更廣，有法定權力的獨立調查，必須由內到外，由制度性、結構性Root Cause開始查起；然後才是社會性問題的學術研究；至於個別案例，必須在上述基礎上進行，否則只會本末倒置。這三個同心圓，缺一不可：假如沒有了「核心內圍」的調查，只有「核心外圍」的非法定研究，與及表層case-study，幾乎肯定會得出錯誤的維穩結論。

    而這正是目前政府的方向。

一、核心內圍：制度崩潰的調查

    整個逃犯條例爭議，涉及一國兩制根本矛盾，包括政商精英在內的全體民眾對一國制度的高度不信任（例如石禮謙事後明言「不支持《逃犯條例》」）、對特區政府漠視民意強推的費解，與及隨之引起的連鎖效應，特別是青年對未來制度失信、一國兩制崩潰的恐懼，結果令特區政府民望出現回歸以來的持續最低點。而在運動過程當中，根據民調和區選結果，都反映警察所謂「止暴制亂」的手段，令港人對警隊完全失信，乃至回到廉政公署成立前的低度信任，連林鄭月娥也承認是「斷崖式下跌」。

    要了解上述問題成因，必須白紙黑字的調查，因為結構性、制度性問題，不同open-ending社會研究，是有絕對事實呈現的，只不過這些文件除非有法定權力強制，極難公開。政府拒絕就Root Cause成立COI，只以沒有法定權力的「檢討」委員會「研究」，難免令人感覺是心虛迴避。唯有調查所有從《逃犯條例》爭議開始，涉及「一國兩制」的結構性、制度性問題，才可以令社會回復信心。

以下十大題目，必不可少：

1. 林鄭月娥強推《逃犯條例》，直到過百萬人和平示威仍堅持繼續，但據悉並非沒有內部警告後果堪虞，過程明顯有違正常決策倫理。究竟特首在決策機制有否收到足夠意見？來自誰人，為何不被尊重？強推條例，有否涉及外部勢力，例如據報下令建制派議員必須贊成的中聯辦壓力？如此決策機制，有否違反高度自治？

2. 6月過後，港人進入內地關口被嚴格審查，更出現了鄭文傑案，當事人指證被內地機關嚴刑逼供，雖然案發在內地，其口供涉及在港活動被內地盡知。公眾對《逃犯條例》的憂慮，除了源自這類在內地審訊缺乏的人身保障，也包括對早前銅鑼灣書局案的疑似跨境執法。這些案件都有香港公民挺身而出作證，起碼能找出基本證據，證明特區政府有否在市民不知情下，和內地執法機構互換訊息？對香港居民的人身保護是否足夠？

3. 6月過後，不時傳出各行各業員工，因為參與《基本法》保障的合法集會、或行使言論自由，被無理解僱，其中以國泰航空和個別金融界案例最獲注視。但在過去22年，同一機構員工參與同類集會，安全無恙。甚麼原因令這些企業政策突變？是否涉及境外結構型因素，《基本法》能否保障？

4. 警隊執法期間，員佐級協會主席一類基層警員身為公務員，不斷公開發表和首長級公務員不同的言論，嚴重違法公務員紀律。他們的匯報機制，是否滲入其他境外考慮？個別警員在內地成為網紅，動輒批評政府高層，除了明顯違法公務員守則，也有通過「網紅」身份獲得延後利益之嫌，整個操作過程，是否涉及內地單位或商業機構？內地有否繞過特區政府，直接和警員建立聯繫？供警員購買的「肇慶香港城」，以公務員網紅為代言人，是否違規？

5. 警隊執法期間，逐漸令蒙面、不配戴編號成為常態，違法現行規例，也為全球先例所無。這決定如何產生，哪個級別負責？假如因為警察不配戴編號，令受害人不能成功追究，一旦證明存在不符比例的警暴，卻沒有警員能負責，是否應由做出上述決定的官員受刑？

6. 不少死亡事件，被警方迅速判定「無可疑」，但民間普遍懷疑為非正常死亡。例如科大學生周梓樂之死，縱有校長聲明要求警方徹查，但真相依然石沉大海；一系列青年自殺案件，均令人心惶惶。警方迅速「破案」的過程，是否涉及對證據的粗疏處理，和昔日處理同類案件有否不同，背後原因為何？

7. 政府根據《公安條例》，至今已拘捕近六千人，當中是否涉及結構性濫捕？假如最終成功檢控人數比例極低，作出相關決定的律政司，是否證明了當初的決定是出於政治考慮，根本沒有足夠證據，反映其作為公正法律把關人的角色嚴重失職？律政司與警隊高度配合的檢控速度和密度，前所未有，是否依然存在獨立司法？還是有證據證明，香港司法機關受到不同內外壓力影響？

8. 以香港人口密度和面積，過去半年警方發放催淚彈的總數，已破世界紀錄。包括醫學權威雜誌《刺針》在內的大量學者，都擔心對人口健康構成影響，並質疑如此濫放並非必須。究竟香港是否需要跟隨國際指引，還是一切都是前線警員可自行決定？假如國際醫學權威研究屬實，責任誰屬？

9. 北京高調批評「外國勢力」是亂港元兇，「為反中亂港分子提供了資金、物資以及組織培訓等方面的支持，極力教唆他們從事極端暴力犯罪行為，煽動港獨分裂活動，對當前香港亂局負有重大責任」（華春瑩語），然而被問及具體證據時，只說「由於時間原因，不能給你詳列，因為如果要我羅列，可能半小時都是不夠」。根據國際案例，同類指控是需要實質證據的，例如何志平案，銀行戶口人贓並獲。究竟香港哪些領袖、組織，收取外國勢力資助？假如根據香港法律，真有其事，理應公開；但假如查不到，特區政府應否主動向北京澄清，並要求闢謠？過去數月，內地官媒報導香港時存在大量fake news，特區駐京辦卻毫無行動，成為助長中港矛盾的幫凶，應怎樣問責？

10. 懷疑來自境外的白衣人不時出現，除了7.21，還有大量涉及連儂牆、遊行集會的案例，不少證據顯示他們與同鄉會、跨境黑幫有聯繫。和被捕示威人士數目相比，白衣人被追究比例，不成比例地低。他們的具體組織和經費來源如何，和內地、香港哪些組織有聯繫，和警察或何君堯等人有何交往？

二、 核心外圍：社會問題的研究

    以上一籃子問題，必須由具社會公信力、被不同陣營接納的大法官、依靠法定權力調查，才能翻箱倒籠得到證據，絕非閉門造車的研究能解。國際社會是否繼續視香港為不同內地的實體、單獨關稅區，這調查也是重要參考。「核心內圍」不調查，香港永不可能向前走，群眾也永不可能散去。

    政府拒絕就上述問題成立真COI，卻另立一個沒有法定效力的「檢討」委員會，邀請專家學者「檢討」Root Cause，其心可誅。學術研究的Root Cause，北京和特區政府已有公論：國民教育、通識教育、土地問題、房屋問題……然而這類答案，不同「核心內圍」的結構性問題，是不會被清晰實證的，即使做民調、focus group，也不會有一份份文件證明之。於是，政府委任的學者，就會得出很大路的學術結論：問題涉及方方面面經濟、民生問題，頂多補充一句「容或涉及一些管治問題，不完美，可改善」。缺乏「核心內圍」調查，單單出現「核心外圍」研究，政府自然容易歸納出主觀希望的結論，然後說調查完畢，繼續鬥地主。

三、 表層：單一案例又如何？

    這前提下，即使政府願意就6.12、7.21、8.31、新屋嶺等獨立調查，性質已全然扭曲。沒有結構性立論，根據「核心外圍」主觀定性，即使個別查出甚麼，都不會改變根本結構，頂多是個別人士被追究。這和公眾對整個制度的信心崩潰，風馬牛不相及。而且這些案例被抽空出來，作非脈絡性單獨調查，政府可以輕易進行「issue framing」，例如把調查重點變成「究竟8.31即場有沒有死人」：只要說一句「即場沒有人死」，而無論當晚警察多麼暴力、事後有沒有死人，調查都可以大言不慚，說「還警方一個清白」。

    缺乏「核心內圍」的外圍同心圓，好比失去地球的月球，只會被其他引力牽引，得出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官方結論：找「七警」那樣的基層祭旗，把問題歸因為民生，配合北京宣傳「一國兩制」運作良好、「全面管治權」廣為接受、一切都是顏色革命…… 那時候，政府「獨立調查」了，整場運動防止一國兩制被繼續蠶食的初衷全盤失敗，大左傾、大換血、一國化的未來，隨著這個「有公信力」的「獨立調查」全盤到來。這是我們希望的結果嗎？林太，你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這是你希望流芳百世的唯一功績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