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2.19

散仔會的前世今生 謝弘一  

周日話題:散仔會的前世今生

謝弘一   15/12/2019


    反送中運動半年以來,不少巿民最感驚訝是警察員方組織的失控及大放厥辭,尤其是被外間稱為「散仔會」的香港警察隊員佐級協會(又稱JPOA,即Junior Police Officers' Association簡稱,或稱拳頭會,以其會徽的圖案命名),除了公開批評政務司長外,在聲明中白紙黑字稱示威巿民為「曱甴」,該會主席林志偉因而被外間譏諷為「林氏大總統」,以反映其跋扈形象。

    其實,只要細心翻看該會的歷史,可見在政府法規中,該會只是一個從開始便遭受閹割的員方組織,它由始至終也不是一個工會,因按現行法例,警務人員是沒有成立工會的權利,如他們上街及罷工,按理是可革職查辦,結果,這群制服人員在現今政治氣氛下,發展成為一個依附權力、陰陽怪氣的傳聲筒。

    當警隊在其facebook張貼警員街邊食飯盒的照片,誇大成什麼世紀勞苦慘事時,便突顯警隊那種「不知民間疾苦」的可笑;前線警員薪酬福利優厚,每月只須付上三數千港元即可入住面積合理的宿舍,「反送中」運動以來又可獲大額OT補水。警隊的溫室環境製造不少「玻璃心警察」,背後有特定的制度及歷史因素,而豐厚的薪酬福利之下,警務人員入職時便已知道,這份工是要交出個人結社、籌辦工會,以及參與政治活動的政治權利,但現今不少警察卻扮成不知曉。

    殖民地時代香港政府參考英國公務員「政治中立」原則,規限四類人員不能成立工會及參與政治活動,包括:
(1) 首長級官員;
(2)政務主任(AO);
(3)新聞主任;以及
(4)警察。

    前兩者是政府的管治階層,如公司內的老細級,新聞主任工作涉及政府資訊發放,而警察作為槍桿子則務必是政府的最後防線(last resort)。有關安排一直延續至回歸後的特區政府,制度無變,是否符合現今社會人權發展,可另作討論,但無論警隊管理層,以至員佐級協會的主事者,肯定對此清清楚楚。

    翻開香港法例《警察條例》第8章「禁止警務人員為職工會會員」,清晰列明「警務人員不得成為任何職工會的會員,任何警務人員違反本條的規定,即喪失其繼續為警隊成員的資格。」警隊內規管警察行為守則的《警察通例》第6章「行為及紀律」,亦清晰列明警務人員不能參與「政治活動」,包括不可參加政團,如非執行公務亦不能公開發表政治言論,以及不能「為任何候選人的政治觀點或政綱宣傳或辯護」等。

    究竟現今政府及警隊管理層是否認真地「有法不依」,不禁令人生疑。員佐級協會也是在過去五年,才出現急速變質及腐化。


早年主力籌辦聯誼活動

    其實,警隊有4個員方組織,包括警司協會、督察協會、海外督察協會,以及員佐級協會,顧名思義是按人員職級分類;回歸初年,四會以督察協會及員佐級協會較為活躍,但主力都是籌辦聯誼活動,如聚餐、蛇宴、旅行等,甚至是為人員爭取特價電器優惠,以至低息借貸(現實是不少前線警察有借貸問題,為免他們因此被黑幫或大耳窿招攬,警隊內部寧自行安排提供低息貸款),亦會處理人員的福利、工時裝備等討論,屬官方認可的對口溝通單位。

    員佐級協會雖常見只有幾名代表發言,看似散兵游勇,但該會結構設計十分嚴謹,理事會透過選舉產生,先在全港五個警總區(港島、東九龍、西九龍、新界南、新界北),再加警察總部與水警總區的合共七區,各設20名區代表,各區代表再互選該區的正副主席及秘書長,並再選出理事會成員及主席,如林志偉本身在港島任職,先選港島總區副主席,再入選理事會,至今屆成主席。

    員佐級協會曾經在面對公眾上擔當一定功能,如代為向社會解答警務知識,以增警民互相了解。回歸初年的協會主席多來自警隊交通部,前主席劉錦華、鍾錦華都默默從事相關角色。然而,近十年前線警員出現躁動,協會角色起變化,試過兩度接近「上街」。第一次是2009年,四個警察協會因不滿薪酬趨勢檢討調查結果,揚言要發起「警察上街」,當年「一哥」警務處長鄧竟成要提早結束歐洲的訪問行程,返港救火,終成功令四會取消遊行而改為在警察總部作交流,這正反映政府及警隊管理層完全知道,「警察上街」嚴重性及觸發的問題。

七警案撐警集會 綱紀漸敗壞

    一切的克制及努力到2017年且告消失,綱紀漸鬆懈,至今灰飛煙滅。在2017年2月,佔領運動七警案中各警罪名成立,觸發逾3.3萬休班警及其家屬到太子「曬馬」,大量休班警在遊樂會外道路聚集,毫不避諱地安排議員及政黨人士加入大會,甚至有警察在會上公開「爆粗」,令人印象深刻;時任一哥的盧偉聰以至管理層,未見有任何姿態制止警察公開集會,甚至間接協助有關活動的舉行,以減前線對管理層的不滿及怨氣。

    縱容縱出一批壞孩子。今次「反送中」運動以來,警察員方組織可謂已完全失去自控能力,甚至發表政治言論,7月份員佐級協會的公開聲明,批評政務司長張建宗代表警隊向公眾道歉是「發表不負責任的言論」,要給司長「最嚴厲的譴責」; 而獲內地重視的「光頭警長」劉澤基,更在10月於其微博帳戶批評特首林鄭月娥與「勇武」示威者會晤;又在帳戶內發布支持民建聯議員葛珮帆、議員何君堯的言論等。公眾嘩然之餘,也疑問基層警察的囂張言行,是否全是獲高層默許及經計算地安排出來的「放縱」。

縱容縱出壞孩子

    近年警隊內不少人私下討論,員佐級協會主席如前主席陳祖光,其言行儼如助理處長級「高級長官」,不少警官感覺不是味兒。究竟是什麼力量,推動這些基層前線警員的協會公開做對外發言的「爛頭卒」,全面配合北京的主旋律,而這些言論,又有多少代表前線警務人員及家屬的真正想法?

    回看歷史,70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後,大量警察擔心被追究受賄行賄行為,觸發1977年的警廉衝突,以千計警察在警總集會及到廉署總部大肆破壞,爭取特赦,同年,當時的警務處長施禮榮准許成立員佐級協會,以作安撫。

    那些年,前線警察以暴力相向,源於對自身行為後果的不安。四十載過去,今年前線警察在政權指揮下淪為「無臉見人」的一個武力單位,向不滿政權的示威者施暴,只接受自己人查自己人,公然抗拒其他一切法律監察,背後反映這個武裝勢力,無論是管理層或員方組織,近年已有更大的權力「靠山」,如中聯辦警聯部的聯繫(細節有機會另文再談)。

    時空定格回到6月27日下午,政府發布相片可見,在6月18日200萬人遊行後,多日未有露面的特首林鄭月娥,一臉愁容地會晤四個警察組織代表,以示感謝警隊工作,相片中最矚目的不是特首、保安局長或一哥,而是林志偉面見上級時那副從容不迫、淡定喝茶的嘴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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