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土作為一種策略：戰後港英的討論 鄧啟怡

通識導賞：

焦土作為一種策略：戰後港英的討論

鄧啟怡   22/12/2019

   半年過去，經歷盛夏到嚴冬，無論認同與否，焦土攬炒與光復香港成為了廣為人知的口號。
為了達成這個目的，抗爭者發動了各式各樣的不合作運動、推動歐美立法制裁香港。

    但到底什麼是焦土？焦土作為一種策略其實有很長的歷史。

    在翻閱英國的歷史檔案，我恰巧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英國與香港曾經簡略討論香港會否採用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

    借當時殖民地內部的討論，或許讓我們深思焦土這種想法與此時此刻的香港。

歷史上的焦土

    隨便打開一本軍事歷史的書本，不難找到與焦土有關的故事。從拿破崙戰爭的俄軍到中日戰爭的國軍，處於弱勢的一方通過堅壁清野、拖延敵軍，破壞在地一切有用的資源，免於落在敵人手上，並希望利用時間、空間去換取戰略的可能性，從而贏取整場戰爭。不過，優勢的一方同樣會考慮使用這種策略。二十世紀初，面對如水一般、神出鬼沒的波耳游擊隊，擁有火力絕對優勢的英軍卻束手無策。為了切斷游擊隊補給從而達成止暴制亂，英軍不惜破壞當地經濟，焚毁大量村莊農場、強迫數以萬計的平民進入集中營。簡而言之，這種主張為了最終勝利，不惜與敵人攬炒的策略在歷史上其實並不是新鮮事。

二戰後殖民地陷管治危機

    不過，為什麼焦土政策曾經進入港英政府的討論議程？我們必須考慮英國自身的情况以及當時整個世界政治局勢。由於二次大戰造成了巨大的人力物力損失，昔日的日不落帝國不復當年勇。戰後殖民地獨立運動、共產主義思潮讓英國帝國陷入不同的管治危機。例如1948年殖民政府宣布馬來亞聯邦進入緊急狀態，並開始強迫華人搬入被後人稱為「新村」的集中營，以焦土戰對付戰時盟友陳平領導的馬共游擊隊。另一方面，沒有美國這個反對殖民主義的新興強權支持，英軍相信單靠自身力量未必能擊敗敵人、守衛殖民地。雖然戰後香港沒有馬來亞那樣激烈的戰爭，但面對1949年後中共的威脅，倫敦認為缺少美國的核保護傘，香港斷無防守的可能。因此，倫敦在五十年代中曾經與華盛頓討論美軍協防香港的可能性。由此可見，戰後的倫敦政府即使國內百廢待興，也不得不計劃以手上有限的資源，應對殖民地一觸即發的危機。

焦土的原則

    當時的大環境促使這場焦土政策討論。專責殖民地事務的英國駐東南亞副高級專員 （Deputy Commissioner-General, Southeast Asia）代表英國遠東防禦協調小組（Defence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ar East ），在1948年5月28日發出一份絕密的文件，要求馬來亞、新加坡、砂磱越、北婆羅洲和香港等殖民地的輔政司盡快提交戰時當地政府的防禦計劃。

    第一份附件中提及十多項戰時需要注意的事項，包括民防（Civil Defence）、民情（Civilian Morale）、反英活動（Anti-British Activities）、戰時配給（Rationing）。其中一項就是焦土政策（Scorched Earth Policy）。小組引用英軍戰時文件，提及二戰時焦土成功與失敗：即使部分英商不合作，英軍及時破壞大部分英資工廠與器械，但是檳城的廣播電台落入日軍手上，變成了反英的宣傳工具（圖a）。

圖a

實行與否 三大問題

    另外一份絕密附件則列出殖民政府預備防守計劃的政策原則。其中有關焦土政策，當地政府需要考慮以下三個問題（圖b）。

圖b

第一：焦土能有多大的成效？對敵人的阻礙、傷害會否超過光復後殖民政府重建的成本？

第二：假使焦土是達成大戰略的必要之惡，哪些措施需要在戰爭全面爆發前準備？

第三：如何賠償焦土造成的財物損失？無差別焦土？不了

    不到兩個月，當時香港輔政司麥道高（MacDougall）回覆了上述的信件。面對一河之隔的威脅，他強調市民對政府信心的重要性，特別是1941年日軍攻佔香港的經歷使為數不少的香港市民失去信心。他確信任何有效防守的計劃都需要兼顧這個背景，並附上一份三頁有關香港防禦計劃的備忘錄。港英政府認為過去香港保衛戰（1941年12月8日至12月25日）期間的焦土政策對民生帶來的傷害更大。這份檔案並無列出當時港英政府具體行動。但著有《孤獨前哨：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專研香港保衛戰的學者鄺智文及蔡耀倫，在上述專著中提及英軍破壞了不少基建設施。例如為了拖延日軍在新界推進，英軍破壞很多道路、橋樑、鐵路，幾乎徹底破壞了新界的現代交通網絡；當日軍登陸港島，港英敗局已定，殘餘的英軍炮兵摧毁了九龍半島的油庫，但未有破壞近醫院的荔枝角油庫。因此，戰後的港英政府認為一旦戰火再現，焦土政策只會有限度執行。例如戰爭爆發，碼頭和軍艦等軍事目標會被破壞，但不包括渡海小輪等民生設施。

    其他殖民政府的回覆都是大同小異，它們皆不主張無差別的焦土政策。例如馬來亞的官員認為破壞只限於石油供應、廣播電台等重大戰略目標，並且主張公營房屋和社會福利的改革，從根本打贏反共的民意戰。砂磱越的殖民政府除了指出焦土政策不適用電力、供水等民生設施，更重要是當地政府和宗主國應該承擔破壞當地的橡膠園等經濟焦土戰的一切損失。北婆羅洲當局則指出黎明來臨前，盟友的行動同樣可能帶來破壞，並認為新政府的首要任務是補償所有戰爭造成的破壞。

是策略，不是目的

    戰後港英的焦土政策討論就這樣終結。無人會想到經歷半世紀和平的香港再次出現焦土的討論。這次討論不再限於出入馬會的管治精英，而是包括過去半年過百萬付出血與汗的普通市民。漫長的寒風來臨，除了說一句很廉價的「唔好死」，每一個普通人也許更需要思考自己何去何從。特別是大台不再存在，大家耳邊卻充滿愈來愈多「冷氣軍師」的策略分析、賽後檢討，左右運動的去向。

    回顧港英相關的討論，我們可以反思焦土作為一種策略的意義。焦土只是其中一種策略，終極目標是為了追求勝利。絕對不是為了焦土而焦土，更不是為了懲罰同路人。為了達成戰略目的，焦土或者在某些歷史時空變成其中一種合理的選項，但不代表破壞應該無差別、無限制。同時，焦土的界外效應經常遠超想像，因此行動前不能忽視光復後重建社會的成本。

    總言而之，焦土不是為了End Game，而是光復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