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觀達人鄺智文 建互動網頁 敘述「光復香港」歷史 潘曉彤

史觀達人鄺智文 建互動網頁 

敘述「光復香港」歷史

潘曉彤   15/13/2019

    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者從汗濕的炎夏走進滂沱雨季，冬天來了，便瑟縮在晴天下或許過厚的大衣裏繼續他們的步伐，不變的是，半年來他們口中依然高呼着「光復香港」。

   「光復香港」不止是這個時代的口號與實踐，在晦暗動盪的日軍侵佔時期，香港也實實在在經歷過一場顛覆命運的「時代革命」。

    因為街上衝突，浸大本學年的第一學期提早完結，在不用上課的早晨，歷史系助理教授鄺智文帶着手提電腦，在一間樓上圖書館工作。

    熒幕上展示他和團隊正在努力創建的互動網頁，說大概完成了四成，靈巧地zoom in和zoom out，講述一段「光復香港」的歷史。

日佔時期 軍民有主動做嘢

    穿恤衫皮鞋的鄺智文打開門，早把侷促的西裝外套脫下掛在椅把上，停課後不用上課的日子他依樣穿戴整齊，有時帶着他的手提電腦到樓上圖書館工作。這名八十後的年輕學者，黑色電腦鍵盤顆粒間透着漸變的彩光，隱隱暗示沉穩中的活力。

    他握着鼠標向下拉，幾下子就在一張淺棕色的地圖上放大了深水埗麗閣邨一帶，說起日軍佔領香港三年零八個月間，一段鮮被敘述的歷史。「很多論述都會說香港被佔領三年零八個月，好慘，完。所有都是被動，你被人欺負、被人佔領、被人強姦、被人殺。被完、被救、被光復，原來不是。」他說，香港作為被捲入這場戰爭的地方，這裏的軍民其實也有主動角色，不止是被動受害。

組地下組織 刺探日軍兼救人

    當年日軍佔領香港之後，按族裔將全數投降的駐港英軍囚禁於幾個戰俘營。鄺智文將屏幕移向我，一張華裔的臉孔彈出，「有個軍官叫賴廉士，本身他是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也是香港義勇防衛軍的醫官，被放在這個深水埗戰俘營，這就是他的華人助理李耀標」。當時日軍還未加緊防範，助理成功逃走，在外面找幫手，回頭再把賴廉士帶走。他們攀山越嶺走到惠州，心裏仍惦念餘下那萬多個分佈在北角、深水埗和馬頭涌的戰俘，想把他們救走，便向英政府請求支援。後來約十名中低級軍官陸續逃脫後，集合組成地下部隊「英軍服務團」。他們託運送糧食的司機把消息帶到營中，「用一粒假膠釘裝紙條放入去，勾在車上。戰俘有信息時就會掛起綠色毛巾，司機就會去等他們。日軍好hea，有啲又好幫手，畀少少錢就幫他們運藥入去」。

    在未被腰斬的課堂上，不知道鄺智文的講課是否也一樣生動。記者像課室裏坐在第一排的積極學生一樣，打斷老師未完的話，着急提問，「對抗如此絕對又強大的極權，人民力量微小，如何看見希望？」鄺說：「他們完全沒有武裝，沒槍沒炮沒飛機。他們做地下工作，聯絡、蒐集情報、翻譯、宣傳、醫療。」除了協助戰俘逃走，團中也有人專責刺探軍事情報，監察日軍活動；另一方面，也在國民政府管治的華南地區「收買人心」，「救了一些華人醫生，放他們在華南地區贈醫施藥。因為有差不多一百萬香港華人被日軍趕走，入晒大陸，英國之前吹到自己咁勁，輸到連香港都淪陷埋，他們慢慢打番好英國形象」。

    這個地下組織日漸壯大，獲救或逃離的軍人以外，還有普通市民加入，以自己的專業貢獻，「日軍大量出版物會無意中透露軍事情報，很多香港華人在英軍服務團裏做翻譯，日文翻譯成中文，中文翻譯成英文」。本科於中大修讀歷史系的鄺智文問：「記得鄭棟材嗎？他也是其中一個翻譯。」只靠人力，這個單薄的組織透過情報讓美國陸軍航空隊得知可以打擊日軍的轟炸目標，也讓英國知道回來接管時需要準備糧食。英軍服務團最終成為香港重光時第一批返回的人，帶來喜訊，把輔政司從營中接出來，「技術上，他們是光復香港的那班人，當然背後有艦隊在外海back up，但都型嘅，先過艦隊兩日入去」。

歷史不是要給人定身分

    研究軍事史出身的鄺智文，說起這一段我們都未及經歷的歷史，依然說得眉飛色舞。問他為什麼對軍事史如此着迷，他鬼馬地說：「我唔識其他嘢嘛！」再正經道，「有樣嘢好緊要，你可以在一些以為好敵我分明的衝突裏看到模糊的地方。戰爭是好能夠體現人類經驗多樣性的event，你可以看到最壞的事，也可以看到最好的事。最重要的是，你會見到最多灰色的事」。他繼而引伸談到自己對歷史學的理解，「以前的歷史學是想建立一個大論述去灌輸，令人記住自己的身分。近這二三十年的歷史學是解放式的，想人透過對細節的理解，挑戰很大但抹去多元的論述」。他講課一樣，先拋出問題，自行接續解釋，「為什麼要強調多樣性？令人可以更容易包容不同，to tolerate difference。很重要，如果沒有可以讓人理解和接納差異的歷史，其實好容易有衝突，造成壓迫，因為總有人會強調自己那一套才是真實、你的不是，點傾？」他熟練地拈來例子說明，「以英軍服務團為例，日本人一定衰？有個日本牧師，幫手做翻譯，從頭到尾都幫忙。印裔、華裔、英裔英兵，盡做，大家齊上齊落。不是劃一條線，日本人對邊個邊個」。

種族多元 當香港屋企

    他形容英軍服務團是個「很香港」的組織，裏面有洋人、華人，有混血兒，有印裔葡裔，族裔極為多元。「It's a very Hong Kong story。昨天是這樣，今天是這樣，將來都應該會係咁。」這段歷史叫他想起抗爭者邀請少數族裔領隊的一次遊行，認為香港人種族的多元能夠循此追本溯源。

    記者不明白哪種身分認同可以令逃脫的華籍軍人、在香港土生土長的市民都願意加入「英軍服務團」，效忠英國，鄺智文否定說，他們不是為了英國，只是為了要趕走日本人，是想回家，「英軍服務團救了好多華籍英兵，其中有百幾人再去接受訓練，送去緬甸打仗，他們打贏後舉牌寫住『坐順風車返香港』，繼續打仗純粹為了要回家」。另一頭，發起組成英軍服務團的幾位核心人物雖是白人軍官，他們全部會說流利廣東話，戰後也選擇繼續留在香港，「全部都當香港屋企，做官時，他們是有感情地工作的。何禮文戰後做新界民政署長，在他地頭，當地人很尊重他，他老哥在那裏打過仗，後來仲做到輔政司，實際管六七暴動的就是他。麥依雲後來是教育司署體育總監，還有祈德尊新邨的祈德尊，他也一直在香港生活。」他認為香港這個多元社會正是來自它的多元歷史，「所以我想研究香港的歷史。香港歷史不是想給一個身分香港人，沒什麼意義，這也不需要歷史做。歷史學不是在這件事上應該發揮影響的，歷史學反而是會呈現人們的歷史經驗有多不同，不是要以一段歷史去造一個香港民族」。最好的歷史應該是讓人提問前人種種決定的原因，提供空間讓人想像與一個地方可能的關係。

除了標示地理位置和空間比例，透過文字和影像亦可補充歷史事件細節。

圖像實驗開端 無意對應當下

    在這個時勢談光復，有什麼用意？鄺智文說，這個計劃其實早就開始了，也無意對應當下香港。他指這段歷史並不特別重要，而它其實是實驗的開端，「字有了，書有了，可不可以用其他手法去理解香港歷史？不如試試infographic？試試地圖？」他指HGIS（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其實並非新事，學術界早有人研究，但大家的出發點不同，「有人做HGIS是想利用data看歷史現象，我是倒轉，已經做了個研究，想用地圖和圖像呈現，令公眾更容易明白」。他笑言自己所做的被學術界視為「搞緊popular history」，不夠學術所以會被看輕，但他強調自己有做其他學術研究，「這些是我恆有餘力去做，因為我覺得個社會需要」。

社會有需要 公眾更易明歷史

    學術研究自不會遷就讀者程度，他也明白這個世代難以要求大眾閱讀厚甸甸的資料，「邊個想花三個月時間理解香港戰役？最好五分鐘之內看明白啦，這可以as an invitation to那些書，看過這些之後你喜歡了，想了解就再去看」。所謂HGIS，即歷史地理系統，透過互動地圖講述歷史。鄺智文與團隊正在努力建立一個網站，按時序排列篇章，每章可獨立點擊圖標閱讀詳情。以地圖呈現歷史，除了更容易讀，也能在空間上展現史實，「展現個比例，邊個做得多，邊個做得少，一目了然。很多事都是空間上的事，舉例說，東江縱隊真的只是屈了在西貢，用文字描述，你講什麼都得，但一攤開地圖，見到日軍在維多利亞港兩岸做嘢，英軍服務團就在那一帶刺探軍情，中間還可以插入照片、片段」。過去半年，在街上、網上看到抗爭者的文宣，叫他大開眼界，也令他信心大增，「這段時間你見到班後生仔好有活力，香港人做graphic是世界頂尖的，用圖原來可以將複雜的概念講得咁清楚」。

理解自己與空間關係　

    他埋首研究如何呈現歷史，卻不認同這是唯學者獨尊的工作，認為敘述歷史是充權（empowerment）的方式，而HGIS則是一種工具，「可以有一個門檻較低的切入點讓人做自己地區的歷史，不用吓吓都很學術，由歷史學家安個大論述給你」。運動發展至今，街道上出現很多微妙變化，而區選投票率也創出71.2%的歷史新高，「當你對自己身處的社區有更大興趣、更深的理解，會如何看待這些改變呢？」他指出歷史研究一個非常重要的面向，「很重要的功能，就是透過歷史的細節挑戰大論述。這個過程中，可以擴闊人對過去、對身分的想像。如果人可以透過自己研究歷史，更深入理解自己與空間的關係，這也是empowerment，不一定框限一個人只能夠如何記得他與這個空間的歷史」。

    談學術，他也不避俗套，「難聽點講，今時今日沒理由不將地區文化和歷史當成生意看待。Practical一點，你做的東西，除了給人看，除了inform之外，還可以invite，也是重要的」。有感這場運動在過往數月向世界展現了香港的文化特性，認為香港難得地終於可以在奶粉和珠寶首飾以外，展現它更真實的內涵，令他思考可不可以利用不同工具例如互動地圖，向世界呈現香港的深度，「就盡用互聯網，用不同語言，歡迎不同人到來」。他透露，正在聯絡不同政府部門，合作開拓和宣傳旅遊路線。

包容多元 始終講證據　

    上一輩以家國為先，制度和集體放在個人之前，鄺智文認為那是一個好壞的世界，卻理解因為遇上世界大戰，需要集體主義、敵我分明，要動員的時代需要。時移世易，世界向前走，他認為看待歷史的態度亦須隨着演化。從前，掌握話語權的人可以定義絕對的對錯，解放的史觀卻強調當中許多灰色地帶，這是否鼓勵模糊是非？他認為強調經驗的多元不等同犬儒地各打五十大板，「強調多元，就是要讓真的有黑白時可以講得清楚，不是每件事都黑白分明，但總有黑白，舉例說，日軍在香港的統治你怎樣也不能美化」。大是大非之間的灰色地帶，他說是容納不同觀點的空間，「不然你就變北韓，不會只有一套歷史觀、一套歷史論述，而這種態度就會帶來更多衝突」。但觀點之間討論，不是無限度包容，他說有一項原則始終必須嚴守，「一定要基於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