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拋棄的數據——從通識教育的三大爭辯看公眾討論的荒誕 4名中學生

被拋棄的數據——

從通識教育的三大爭辯看公眾討論的荒誕

4名中學生   07/04/2021

    近年來，通識科一直飽受爭議，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社會各界皆有不同聲音，但無論是擁護或反對者，都甚少提出可靠證據來支持自己的意見，大多流於個人經驗或固有印象。就此，我們分析了通識科2012至2020年文憑試的試卷，以回應以下3個主要爭議點。

通識考核：言之有據，還是立場為重？

    通識科的一大爭議，在於有意見認為該科立場凌駕事實，過度重視個人見解，卻忽略對事實的基本認知。考評局重新冠名科目委員會主席劉智鵬教授，在今年初的網上研討會上，便曾批評現時通識科「意見行先、立場行先」（註1）。

    實際上，考生的作答空間受卷一的題目形式所限。根據考評局的評分準則，考生只能通過引用及分析考卷提供的資料來獲取分數。如2012年卷一第1題，考生要根據統計圖表來描述人口趨勢，不能憑藉自己的感覺作陳述（註2）。同理，即使是要求就議題表明個人立場的題目，考生也要引用卷內資料來佐證自己的觀點，否則分數會適當下調。足見考生是以卷內資料作證據論述，但卷內的資料到底是客觀的統計數據，還是攙雜主觀立場呢？

    我們把9年來所有卷一資料分類（圖1），其中較客觀的（統計數據、研究報告、新聞）佔七成，而相對主觀的佔約三成，可見陳述事實的資料居多，僅少數資料帶有主觀立場。

    同時，我們認為帶有主觀成分的資料也有其存在的必要。教育心理學家將學習分為「記憶、理解、應用、分析、評鑑、創造」6個遞進層級（註3）。透過多樣的資料，學生能運用高階思維，就客觀事實和主觀評價，分別作分析及評鑑。倘若考生只需陳述及列出事實，考評恐怕會出現天花板效應（Ceiling effect），普遍考生都能獲取高分，導致試卷無法反映其真實水平，劃分不同能力的學生。

用數據說話：考題「偏重政治」如故？

    除此之外，通識科文憑試「偏重政治」亦一直為人詬病。資深通識科教師吳壁堅老師曾在文章中表示，認同「通識科的試題偏重政治範疇」說法（註4）；「通識之父」陳岡校長也早在2014年撰文指出，通識科2012至2014年筆試政治題的比重（約20%至37%），是課程大綱佔比（約14%）的1.5至2.7倍（註5）。近期，他再度撰文，以自己當年的數據指出通識公開試「異化」，過度偏重政治（註6）。

    我們沿用陳校長的方法，整理了2012年文憑試開考至今的政治題比例。如陳校長所言，2012至2014年間政治題的佔比的確較重，最高達37%；但根據圖2，自2014年起，整體比例呈下降趨勢，2017年和2018年甚至沒有政治題。

    經計算後，2012至2020年的政治題比例，平均為筆試總分的18%，而近5年，即2016年起，比例是14%，約是全卷的七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和香港政治相關的題目，不論主次，我們在計算時都會一併歸入政治類。例如2016年卷一中的第2題，該題要求考生回答香港競爭力和民主指數的關聯（註7），雖然只有部分和政治相關，但也會計算在比例之內，實際數字理應更小。從高估後的數字來看，近5年政治題的比例與課程大綱中的14%十分接近，通識科是否異化有待考究。

通識科中國議題「偏重負面描述」：是真是假？

    通識科的另一爭議，在於有意見認為課程內容對中國的描述過為負面，容易令學生對國家產生不良觀感。近期，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女士在《明報》發文，稱審閱了10本通識教科書後，發現有「部分」教科書描述國家負面事件甚「多」，嚴重影響學生對國家的觀感（註8）。羅范椒芬女士運用實質證據支持自己的看法，雖然勝於無憑無據的評論，卻缺乏具體統計數據，僅使用了意思含糊的詞語來批評通識科在中國議題上有失偏頗，難以建立有建設性的討論。例如：「部分」一詞是指10本中多少本的教科書呢？負面描述「多」又是指佔內容的多少呢？就此，我們分析了文憑試卷一和卷二中與中國相關的題目，嘗試回應「通識科偏重對中國的負面描述」的一大爭議。

    圖3將中國相關試題分成4類（以題目分數計算佔比），分別是正面、負面、正負皆有及沒有情緒導向。其中負面的佔約四分之一，正面僅佔不足十分之一。負面描述是正面的近3倍，通識卷內對中國負面描述較多的說法不無道理。

    但當我們放眼到全部類別，結論又有所不同。在所有題目（所佔分數）中，正負皆有及沒有情緒導向的佔約七成，加上正面的，共佔總體的四分之三。負面描述是否過多，有待商榷。更甚，中國相關的負面內容大體圍繞國家重點關注事項，如留守兒童及城鄉差距等問題。若稱國家相關發展方針為負面描述，難免有些牽強附會。

撇開通識爭議 公共討論該如何重回正軌？

    綜上所述，我們簡單用數字回應了通識科的幾個爭議。如文首所言，雙方持份者圍繞通識科一直爭辯不休，卻均缺少實質證據的支撐，而這一現象正正揭示了香港現時公共討論的弊病。

    哈佛的統計學家Frederick Mosteller曾言道：「用統計數字來說謊容易，但是不用統計數字更容易說謊。」統計數字雖常被誤用誤解，但往往能夠排除一些極端的觀點，其作為信息的載體，是溝通的一大利器。通過引用數字，公眾能在同一切入點作具建設性的討論，不再是牛頭不對馬嘴，各執一詞。若議員及專業人士能多就不同社會議題運用統計數字來發表意見，相信能奠定公共討論的良好基礎，緩解困擾香港多時的分化討論，長遠有利香港發展。

註1： 〈教師指新通識難練思考 冠名會：舊科立場行先〉，《明報》，2021年2月11日

註2：2012年卷一1a題：「描述資料A顯示香港人口統計數字的一些趨勢。」

註3：Bloom, Benjamin Samuel, David R. Krathwohl, and Bertram B. Masia. 1986. Taxonomy of educational objectives : the classification of educational goals. New York: Longman.

註4：吳壁堅，〈要解決通識科試題偏重政治的弊病〉，《大公報》，2019年11月1日

註5：陳岡，〈抗爭是學習通識的成果？——探討「通識科偏重政治」的深層原因〉，《明報》，2014年9月25日

註6：陳岡，〈改革通識科 本可由改革考局教局人事起——回應特首提出「糾正通識科異化」〉，《明報》，2020年12月8日

註7：2016年卷一2b題：「資料B顯示民主指數和全球競爭力指數的排名。你認為兩者的排名有沒有關係？利用資料B解釋你的答案。」

註8：羅范椒芬，〈談通識教育科：不忘初心，方得始終〉，《明報》，2020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