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沒有罪？ 鄭思思

星期日現場：我們有沒有罪？

鄭思思 (自由身記者)   18/04/2021

    很快便有裁決。她有沒有罪？我們有沒有罪？

    香港電台《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因調查7．21當晚一輛運送竹枝的中港車而被控在查冊時「虛假陳述」，星期四（4月22日）便有裁決。她是香港第一名記者被控查冊犯罪，想起拘捕當天，蔡玉玲木無表情地被押上警車帶走，一名女警的手一直按着她的膊頭沒有鬆開。作為記者，作為節目另一名編導，我感覺被押送的可能是我，應該是我。

    到後來，她要獨自站在法庭上面對控罪，面對刑責。我只有在旁聽席上記錄她被控犯下什麼罪狀，邊聽邊打，共一萬四千字，現把複雜內容簡單化，法律語言口語化，希望能有效整理控辯雙方陳辭，期望牛頭角順嫂也能梳理案件中，控方需要證明的三大定罪元素：是否虛假？是否要項？是否明知？案件關乎蔡玉玲，關乎記者，關乎我們。讓我們一同「經歷」聆訊，一同「面對」裁決。

    3月24日，早上9時45分，西九龍裁判法院開庭。被告蔡玉玲，自去年11月3日被捕，相隔差不多4個月，她清減了，拿着筆和筆記簿坐在法庭的末端。在延伸法庭的電視中，她變成一個小黑點。我們看不到她的表情，但清楚聽到她說：「不認罪。」

    先掌握案件一些基本資料。回帶至2019年7．21當晚，元朗鳳攸北街一間商舖的閉路電視拍得大批白衣人聚集，而在晚上8時許，一架中港車牌的車輛駛至泊下，車牌為LV755（此屬控方案情公開資料，《鏗鏘集》為保障當事人私隱，為車牌打格）。然後在晚上10時多，一班白衣人在車尾箱拿出竹枝分派，成為7．21襲擊案的線索。

    在《鏗鏘集：7．21誰主真相》，黑暗的錄影廠內，射燈投射到記者的背上。《鏗鏘集》編導蔡玉玲在運輸署網站輸入她的個人電子證書，申請有關的「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查閱LV755車主的名字和地址等等，而在查冊時，她要申報查冊用途。表格只有三個選項：一）進行與運輸相關的法律程序；二）買賣車輛；三）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

    如果你是她，你會選哪一項？蔡玉玲剔選了第三項「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她分別在去年5月17日和6月10日進行兩次查冊，一次查在2019年7月21日車輛誰屬，一次查2020年的最新車主資料，看有沒有變化。結果她被控兩項「為着取得道路交通條件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的虛假陳述」罪，可處罰款5000元和監禁6個月。港台之後暫停蔡玉玲在《鏗鏘集》的職務。一個出色的記者被褫奪做記者的職務。

    控罪是「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的虛假陳述」，一拆為三，「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的」、「虛假陳述」。辯方傾盡全力爭議這三項定罪元素是否成立，缺一不可。若全證明在毫無合理懷疑下成立，則蔡玉玲罪成；若有任何一項屬爭議，則蔡玉玲無罪。

    蔡玉玲否認控罪後，很快便看到自己的「罪證」。庭上播放22分鐘《鏗鏘集：7．21誰主真相》。這場景感覺超現實，坐在法庭看《鏗鏘集》，連法庭保安們也目不轉睛，聽着熟悉的「叮」一聲開場，然後是衛立言沉厚的男聲旁白，然後是我們一組人的共同製作，如何「指控」蔡玉玲有罪。

定罪元素一：虛假陳述

    聆訊由辯方的中段陳辭開始，代表蔡玉玲的資深大律師陳政龍，請法官閣下留意報道的第13:48分，旁白：「這輛持中港車牌的車輛當晚大約8時半到場，大概兩小時後，一班白衣人在車尾箱拿出竹枝分派。該車輛由公司持有，登記地址是另一間公司，職員說沒有聽過持有這輛車的公司名字。之後一個男士致電我們，說跟朋友買了這輛車做中港貿易生意，只是沒有更改登記名字。」

    辯方指閉路電視片段拍到涉事車輛分派竹枝，運輸疑似武器供人犯罪，在道路上作為犯罪工具或協助犯罪，被告要找出車輛擁有人、辨認疑似襲擊者，目的必然與交通運輸相關，所以被告申報查冊用途為「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是屬實的陳述。

    控方則稱，「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是要解決交通或賠償問題，例如車輛在路上行駛，不當使用令人造成阻礙或傷亡，從而需要得知擁有人的身分。主任裁判官徐綺薇此時提問：「能否再舉一些例子？」（是庭上就陳辭內容的唯一提問）控方回答說，例如無人移走車輛會造成障礙，需查冊找出車主消除影響。

    控方又指被告不是單單查找身分，是去車主登記地址找人訪問，而相關訪問亦在報道中節錄播出，「訪問」以及「報道」均不是聲明所指的「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而報道的內容，7．21也不是交通運輸事宜，「單單因為第一及第二個選項唔適用，唔代表被告就可以虛假表示係『其他』」，認為被告誤導運輸署，屬虛假陳述。

    辯方反指以控方邏輯，即接受把資料交給傳媒在交通及運輸「有關」的新聞之用，雖《鏗鏘集》相關報道比較闊的內容是關於7．21案如何發生，但其中一部分是調查懷疑車輛運輸武器及犯罪者。他又指出，如果車輛左搖右擺，就有合法理由查冊車主是誰，但如果同一輛車運送武器，就不是交通事宜，「控方是不合乎邏輯」。所以認為案件連表面證據也不足，法庭現階段應撤銷控罪。

    不過主任裁判官徐綺薇說小心考慮控辯雙方陳辭後，裁定表證成立。被告蔡玉玲不自辯亦不傳召證人，案件進入結案陳辭階段。

    休庭時，我們一班記者圍着討論案情。有感性的資深記者慨嘆受《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今天變為犯罪的「採訪」和「報道」，她感到受傷害（她實未能適應新香港）。有大眼睛少女記者問如果查冊的是被襲者，他有沒有權查冊？如果有，可以接受訪問嗎？（後生可畏已在鑽研迂迴方法調查）我們一輪沒有答案的討論，因為歸根究柢，何謂「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似定義不清，可各自演繹。辯方律師指出，因為這詞彙只是行政規限，而非法例，未經諮詢，未經立法會討論。這點要聽結案陳辭提及的第二個定罪元素。

定罪元素二：在要項上

    假設蔡玉玲作出虛假陳述，這是否一個「在要項上」、即重要事項上的虛假陳述，足以影響運輸署提供或不提供車主資料？控方在結案陳辭時指出，網上的申請系統要求申請人剔選了查冊用途，方可按下一步，故查冊用途影響處方提供資料與否，無疑屬於「要項」。控方指出，法例無可能容許公眾基於和條例無關的目的，獲取車主的敏感資料如全名、身分證號碼和地址，否則會造成濫用，例如起底，對私隱毫無保障。

    辯方不同意，指根據《道路交通（車輛登記及領牌）規例》第4 (2) 條，訂明費用獲繳付後，署長「須」供給證明書。辯方指「須」是一個「絕對的責任」，是強制性的字眼，即法律上署方無權因你的查冊目的而不批出資料，而查冊用途只影響要否繳費。辯方指相關的道路條例在1984年訂立，而《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在1994年之後訂立，足足相差10年，當年對私隱的考慮相對少，強調法庭要考慮立法原意：「我們唔係話私隱唔重要，但要由立法會決定，唔係我們。」

    辯方引用立法會一份討論文件，2011年運房局向立法會建議修例限制查冊，文件寫明：「規例下的制度仍可能被濫用，主要原因在於不論申請人有否列明申請目的，署長都必須在收取訂明的費用後，根據現行法例發出證明書予申請人。」文件又寫運輸署在2010年發出約5萬張證明書，當中有5000多份的申請人為傳媒或新聞機構，辯方質疑控方指立法原意不容許採訪、推翻過去做法是否現實？

不過控方指這份立法會討論文件並非法律典據，對法庭詮釋作用有限，亦引用案例稱，法例上的「須」字不代表絕對責任，不認為條文容許濫用。

    「須」字的法律意義，我不懂判斷，但那一份立法會文件，翻查資料，是交通事務委員會、編號CB (1) 2647/10-11 (01) 號文件，是運房局提交予立法會的白紙黑字，清楚講解2011年運房局對法例的解讀，而當年為保障私隱建議修例限制查冊用途，最終因太大爭議而不了了之，相關法例自此一直無再修訂。所以辯方指出三項查冊用途選項，包括蔡玉玲選取的「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都只是行政規限，不在法律文件找到。

定罪元素三：明知而作出

    又假設蔡玉玲申報的查冊用途，屬於在要項上的虛假陳述，她是否明知而作出？控方認為，被告要聲明所填報的資料真確，方可繼續申請，故毫無合理懷疑證明了「明知而作出」的犯罪元素。

    辯方則質疑「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不是法例用字，用詞籠統，可有不同理解，可以討論很久，「（運輸署）有無測試過公眾明唔明講咩？」，所以即使是法官經深思熟慮而作出的定義，又是否毫無合理懷疑下是被告當時的想法，而被告明知而作出虛假的陳述？辯方引用終審法院一宗「代客探監」的案例，一間提供「代客探監」服務的公司，向懲教署報稱是囚犯的「朋友」，被控串謀詐騙罪，但終審法院認為「朋友」一詞太籠統，法庭和被告的理解未必相同，所以撤銷定罪。經過一天的審訊，控辯雙方亦結案陳辭完畢。

    感謝你捱過幾千字沉悶的法律爭拗，你覺得蔡玉玲有罪嗎？你覺得我們有罪嗎？在此先戴頭盔，我盡力把三大定罪元素整理，但肯定未能滴水不漏全面準確貫徹，只望拋磚引玉，讓大家思考這宗拘捕記者的案件。星期四便會有裁決，讓我們陪伴蔡玉玲一起面對宣判，雖然陪伴只是如此輕易和廉價。

    在等候審訊的這幾個月，香港變了，香港電台也翻天覆地。被暫停記者職務的蔡玉玲繼續記者的工作，去聽反送中案、去聽47人案，去聽7．21白衣人案，在facebook專頁《旁聽反送中故事》繼續報道，無人工無資源。那天見她在法庭外拿着自己的手機在攝影師群中追着白衣人拍照，誰知道她也是7．21案的被告啊。我拍下她有一刻專注的表情，短短頭髮，包包臉，感謝你的報道，感謝你為我們承受的。感謝你。對不起。祝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