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鏗鏘達人} 潘達培 專業崩壞，社會淪陷先兆 潘曉彤

{鏗鏘達人}   潘達培 

專業崩壞，社會淪陷先兆

潘曉彤   04/04/2021

潘達培：「從來記者都是無冕皇帝，我們是代表公眾嘗試監察政府的施政、行事。特首這樣講（記者不應有特權），我覺得她是忘了這個對記者的稱號是什麼意思。」

    「我在港台咁長日子，從未試過節目出街前，一個處長，高我七級，還要在採訪期間，直接過問我採訪緊什麼。我梗係㷫啦！我話已經畀晒你睇啦！」加入港台二十年，2013年轉到中大新聞系教書的《鏗鏘集》前資深編導潘達培，回想2008年，當時早已給監製提交清晰大綱、身處北京的他正奔波採訪，突然接到老細來電，在電話上講唔掂，最終不得不提早返港。出席的跨部門會議上高層齊集，主角是他，以及他尚未完成的四集六四二十周年專題。他理直氣壯，覺得一切無非講道理。會上他反問時任處長黃華麒是否以後都要如此介入製作，「我話得，以後我只report to你，現場這堆人全部唔使，你睇吖！」他記得處長說唔係唔係，卻沒明言到底哪裏出問題，旁邊卻有人助攻，說到時好多人講六四，怕觀眾疲勞，潘達培當堂打了個突。

六四專題風波 「用專業談缺失我會服」

    為籌備六四二十周年專題，潘達培早在2009年的一年前開始蒐集資料，草擬四集大綱，交給監製。他形容一切透明——監製會交給高級監製，高級監製也會在高層會議呈上留作記錄，因此處長也自然對具體計劃一清二楚。「廣播處長會懂得做廣播處長應該扮演的角色，大部分時間不會就你的proposal蓋個印說批准啦，只會在提綱挈領的位置告訴你要留意這些那些。」然而那次採訪中途被干預，今天說來他依然摸不着頭腦，對建議改動更感荒謬：「我啲嘢咁結構性，點cut啊？」對記者講起道理來，說明四集內容如何環環相扣——「回家」：從流亡海外的異見分子想與不想、能與不能回國，點出事隔多年事情仍然處於一種怎樣的狀况；「解結」：訪問見證和記錄天安門廣場的知識分子，梳理政權如何解釋、民間如何理解武力鎮壓行動，探問解結的可能；「延伸」：有見政權和民間無法妥善處理社會動盪的後遺，內地不同個體和組織嘗試以各種形式培養公民意識，例如維權律師藉一宗宗案件建立法治觀念，民間組織與民眾一同學習解決紛爭；「守望」：多年來都可以合法聚會悼念六四的香港人，如何持守證明廣場上的學生終究是愛國的，及年輕一輩對支聯會的反應。

    「高峰會」過後，傳聞處長會落嚟「探班」，潘達培也做好給他睇片的預備，準備請剪片同事重複播放影帶其中一小段。「我未剪完，其實從來連我監製都唔睇得住，未完成時你介入評呢評路，我好難做嘢的。我完成之後，是我覺得OK的版本，監製如果說呢度唔得嗰度唔得，我會OK。」因此他袋定幾句對白準備迎接「麒哥」到來，念茲在茲：「大家都做創作，你知啦，仲做緊，不如唔好睇啦，我做唔到嘢！」

面試莽撞「鏗鏘之母」

    他笑言自己當時已不年少，只是依然氣盛。這般氣焰，其實在他當初求職時已毫不掩飾地展現。當年面試官是人稱鏗鏘之母、去年辭世的蕭景路。當時，潘達培履歷上左派中學畢業的背景引起了她注意，她也順理成章地問到左派學校對他有什麼影響。雖不是第一次被人這樣問，但每次被問到都很氣憤，直接回答：「個影響就是你會問我這個問題囉！」說罷便不吭聲，心想唔請就算。

    「我們這些左派學校成長的人有個命題的，就是命運。我們好怕被認定以後就一直走中資機構呢條路。要脫離這種命運，我覺得唯一方法就是考入大學。」此般理應能在面試中得分的坦誠剖白，潘達培沒對面試官說，多年後卻對記者耐心解釋：「左派學校當然可以行自己很社會主義的那一套，但也許看到以香港作為基地不可能完全跟社會脫節。我們那個年代，文化大革命結束、四人幫倒台後，香港傳統的左派都有點覺悟，容許學校有相對liberal的教學處理。」他的學校安排了外國老師教英文，還有以色列老師教同學唱We Shall Overcome。而前所未有咁勤力讀書備試的他終於得償所願考入大學，只因「包拗頸」，不選讀媽媽看中的商科，讀什麼好卻沒頭緒，只聞師兄話新聞系幾好。他自覺「食正」了獲得開放教育的時代，而畢業後正逢中國改革開放後的小陽春，香港也正好位於讓西方社會歇腳窺探大陸發生的事的微妙位置，他入行也自然而然，畢業後首先加入拍攝中國生態紀錄片的製作公司，「以前大學我搞話劇，同時又覺得用話劇思考人生時，若對世界的認識咁膚淺，點思考呢？所以我成日都有種感覺，要借助一些工作去發現世界、理解個世界，documentary是個非常好的手段」。

    六四專題的風波中，麒哥終沒有來，交予時任助理處長張文新負責。潘達培眼見作品大致完成，便大方邀請監製、高級監製和總監齊齊睇，「其實你用專業令我覺得自己有缺失的話，咁我會服」。張文新看過後卻沒多話，讚道：「阿培，好好，無乜嘢，得啊！」最終觀眾在電視上看到的，完完整整就是潘達培最滿意的版本。

    潘達培的直腸直肚，也許是面試莽撞卻被取錄的原因。他回想加入港台後，與蕭景路多年的工作交往中，她經常掛在口邊的話——如果連跟上司力爭的勇氣和膽量都沒有，點出去打仗？「我覺得她challenge我，我答得到，她就知道我會反抗。從事新聞製作，點都會有很尖銳、具爭議性、與權貴站在對立面的處境，如果沒有獨立自主的思考而唯唯諾諾，你只能落得做和稀泥的事。」

節目先行   下放權力才有空間發揮

    港台這個他曾打工二十年的老東家，他形容有陣老氣橫秋的「除」，節目總想「文以載道」的說道理，仔細想想如此形容又過分概括，因為眼見港台每一代人似乎都很努力更新節目的形式，不斷進化，改變甚至常常是革命性的，例如開先河在公園此等公共空間開壇、兜口兜面嘲諷殖民地政府政策、讓平民百姓與台上所謂權貴就社會議題對話的《城市論壇》。他認為最近製作曾一度傳出暫停製作的《五夜講場》也是一例，在資源長期被陰乾的背景下，卻能利用簡單的錄影廠和極少剪接完成，嘗試以文化回應社會，讓神隱於大市的年輕學者文人普及知識。

    「我們入去做時，也常常都有一種創造的思考。」加入港台當年，《鏗鏘集》已是王牌節目，他記得前輩總愛用好多VO（旁白）說故事，「到我們拍的時候，咪嘗試賦予新的想法，可不可以純用一些觀察的approach呢？」1995年播出的《我在臨屋長大》一集，潘達培就拍攝方式跟老細有過許多爭辯，「老細覺得拍細路仔咪派隊大crew去，我說這樣拍的所有視點就是由高影落去，可不可以還番講古仔的權利給細路仔呢？點還呢，就是畀部機他們拍」。上頭擔心畫面肉酸，他重視的卻是敘述視角，想藉在臨屋長大的小朋友角度講出這個「臨屋臨了十幾年」社會問題的荒謬，「他們好得意，肥彭去巡區時，會拿老鼠籠去抗議，那在他們眼中可能只是種遊戲，也未必知道肥彭有幾『高』」。

拍臨屋新嘗試   與老細爭辯

    他最終成功說服上層，也願意某程度上妥協，將兩種拍攝畫面剪接在一起，「我好記得他們拿住部機，阿哥擸晒部機，細佬妹就做演員啦。好醒目喎，講到間屋有幾大，兩個攤開對手，會這樣表達。阿哥話呢度用木做，細佬就仆埋牆敲吓，這些approach我們唔會識」。潘達培在2012年的最後一天離開港台，接近無縫交接地在中大新聞系執起教鞭，這位在大學教授紀錄片與創意媒體的老師拿自己的身分開個玩笑，「拋吓啲terms先，背後有一些思考的，好似一個將拍攝democratize的過程——拍攝好像總是專業，其實任何人攞起部機，都有權利講要講的話。今時今日大家都好明，那個年代其實還有很多拗撬的」。

    他眼中的製作組上下從來都是無大無細，一直都是節目先行，「即是為了節目，無論你是收音、剪接，還是助導、監製、導演，你看到一些問題，就會提出來，在適當場合」。他揑揑自己的臉說「我們不是要這些」。即使在剪接房裏吵到口沫橫飛掟晒筆，也因為就着各自的專業爭論，房外人來人往視作平常，「機構文化裏，導演永遠大聲啲，但我們從來不是這樣」。懷疑袋定句對白是導演的職業病，因為阿培也為這種處境做過準備，「我未聽過有人同我講『我係你監製，我要你咁剪！』但我成日都袋定喺袋，辰時卯時邊個唔覺意講出口，我就會話『好啊，你刪咗我個名。個節目你的嘛，你監製的嘛，你要這樣剪嘛，導演寫埋你個名』」。

    正因多年來共識的做法如此，近日廣播處長的動作叫他冒火。「不是現在特首以至政務官的那種好『管理』的想像去做，管理不是這樣層級式的。現在似乎李百全的想法是，事事躬親，捉住你的手足。」潘達培說按電視台二十四小時的實際操作，製作層面一向都會下放一定權力，製作才有空間發揮，「升得做導演，就是覺得可以話到事做古仔，對他的業務水平必然有一定信任」。但他強調信任也非任由導演自把自為，因為導演要向監製匯報，之上還有高級監製和總監檢視，「這堆人都是看過晒，覺得沒問題節目才出街，全都是有十幾甚至二十年經驗的人」。

「究竟社會還尊不尊重專業？」

    九七回歸，潘達培編導一集《風從哪裡來》探討傳媒生態山雨欲來的轉變，有駐港多年的外國記者形容九七後的自我審查有如訓練狗隻，敲打牠鼻子時手執的木棍，下次只需稍稍亮出便能使之懼怕。這些年來，潘達培屢屢走訪內地拍下維權律師、劉曉波等政治敏感議題的紀錄片，從來感覺在香港的紅線甚至說不上是紅線，只感到部分機構對某些詞彙忌諱，例如藏獨和疆獨，在互聯網尚未盛行之時，相關議題久而久之消失於公共領域。及至今天，他認為自內容含糊的國安法推行，也似乎向着相似方向進發，「似乎有某些議題、想法和理念會慢慢在公眾層面消失，彷彿有些團體或個人的意念不應該被記錄，例如中大學生會這班後生仔」。這些經歷過社會動盪的年輕人回到校園，嘗試提出學生福祉、社會以至國家和世界等議題，以大學生應有之義回應時代，從採訪角度，他認為怎看也會是個好古仔，反而若因其中某部分被強調而斷定他們不能受訪，叫他搲晒頭，尤其當採訪團隊已在受訪者牌面上嘗試平衡。「其實我們要問的是，究竟這個社會還尊不尊重專業？」

    港台事件，他認為對員工固然有欠公允，日後邀約採訪也可能因被質疑能否出街而遇困難。但他指出這並非只是港台的事，也非只關乎傳媒，「開始淪陷，更淪陷的先兆。以往的動盪可能是黃藍之間，對一個城市的政治發展的思量。現在其實是整體社會肌理的崩壞。比如將來你有病，躺在手術台，你可以點望住你的醫生？當專業崩壞，會有好多問題」。

港台跳到講台   予年輕人接棒

    2012 年香港，新任特首梁振英當選上場，也發生了一場反國教運動。潘達培當時預見政場將有巨變，記者也開始進入大時代。思前想後，覺得自己長年霸佔崗位，有礙年輕一輩接棒處理大題目，他決定轉身大學講台，「戰場上跑到咁前，吓吓都你前，別個臉後面原來無人。而事實上，世界的變化讓你不得不接受，你會跟時代有某一定的脫節和盲點」。課室裏，學生說成品要放上YouTube，所以第一秒就「開波」，阿培揚眉點點頭，消化過後再問，除了放YouTube還有沒有其他打算？學生說如可播映也不錯。「咁我說那就要有啲鋪墊。好了，鋪墊了，放回YouTube又有無問題呢？」學生恍然大悟，發現也無不可。「我想大家理解的是，一些約定俗成的東西會規限你。人人都說YouTube第一秒就講嘢，誰說了算？我們要學習的是事事問問題——真係咁咩？」就如他分享自己經歷過的媒介環境和處理方法，也會時刻提醒學生要保持懷疑——現在這一套還合用嗎？

    潘達培離開港台前的最後之作是烏坎抗爭一周年跟進。當地年輕人跟他形容，整件事兵敗如山倒，曾以為撐得住的民主希望全被鎮壓歸零。他感慨當年像第三者旁觀，今天身處「新香港」才忽爾明白箇中感受，「我們歸零都不特止，在負緊數」。如何自處？「咁多年拍紀錄片的習慣可能是浸繭厚一點。」他自覺紀錄片工作的訓練使他擁有能負荷更多的心臟，笑說有時什麼都拍不到，有時卻出親去都「中」，但連中四元就會開始驚，通常不久後就有大事發生。「走唔甩的。」回到生活，說到底也是見證變化，只是不再是躲在攝影機後，「今天香港每一日都有單新聞你嘆。走咗唔喊？你同個地方斷絕感覺就唔喊，做不做到？我沒想過走，生活有好多範數的」。呷一口cold brew，他把切成等份的貝果放進口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