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花，時裝與生產公義 李宇森

棉花，時裝與生產公義

李宇森   30/03/2021

    這星期，「我支持新疆棉花 」的相片，如雪花般飄散到微博四方，明星藝人紛紛響應，跟「污衊純白新疆棉」的西方帝國主義企業劃清界線，以慰黨報和廣大粉紅網軍的愛國之情。人和蛆蟲之間的界線，是想像不到的單薄，一念之間，隨時直墮無間地獄。但回溯新疆棉爭議的源頭，是對於生產公義的要求，對於現代資本主義下全球生產消費體系中，消費者不再單純追求價廉物美的商品，希望一分錢得到十分貨，而是更加關注到生產過程中工人和環境所受到的剝削和破壞。基於這些條件，使跨國企業得以推出無數低廉新產品，縮短產品周期，但當中犧牲的代價卻沒有在價錢上得到反映。這次「新疆棉之亂」遠不止是新一波的投誠與統戰，更是全球政治經濟以道德之名的衝突和重組 。

棉花千年史

    那些純白色，既輕且軟的棉花，可說是人類歷史中最早以人工種植的農產品之一，其歷史起碼可追溯自三千五百年前，如今的考古證據甚至把棉花種植史推前至公元前五、六千年。

    在印度半島、美洲或者東非，人工種植棉花的歷史也是源遠流長，例如在1929年考古學家便曾在巴基斯坦境內的摩亨佐-達羅 (Mohenjo-Daro)，一個早於公元前一千八百年已經荒廢的古城遺蹟中，找到棉花衣物的化石。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位於南美洲的秘魯，考古學家同樣發現到四千年前由棉所織成的魚網或者衣服碎片，足見棉花製衣的歷史有多古老。

    美洲採棉製衣技術的發達，甚至震撼了當時的歐洲殖民者，當十五世紀的他們征服阿茲特克古文明時，卻禁不住讚歎美洲人的製衣水平，以至在科爾特斯 (Hernán Cortés) 呈獻給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 (Charles V) 的戰利品中，除了黃金和珠寶，還包括染有靛藍洋紅的精緻棉衣服。而中國早於西漢時已經認知到棉的存在，但一直到元代才開始普及起來。到了明代，差不多家家戶戶都會穿棉衣，當時一年生產的棉衣超過二千萬件，以至中央政府推行棉花徵稅。

    但歐洲除了少數地中海沿岸，大部份地區都是相對寒冷，基本上都不適合栽種棉花。因此，他們先是在十五、六世界到印度和東南亞一帶購入大批棉衣，再轉售到歐洲市場，或者交易東南亞的香料來圖利。接著，以英國東印度公司為首的新興商業力量轉而在印度沿海地區，由清奈、蘇拉特、達卡、卡西姆巴扎爾到科澤科德等城市建設工廠，利用當地的棉花生產衣裳。印度棉布的成衣也成為十七至十八世紀歐洲時裝的新寵，畢竟那些設計和顏料在歐洲都是十分罕見，當時在法國普遍稱之為indienne 或者toile peinte，在英國則稱作chintz。只是由於本地製衣業難以跟印度同行競爭， 甚至曾在1720年頒下「厚棉布法令」(Calico Act) 禁止進口印度棉布，但幾十年後禁令取消，印度棉布又重新在歐洲流行起來。

    但不久之後，歐美商人在美洲殖民搶奪回來的金銀，漸漸不足夠購買所需的亞洲棉布，因此他們需要另闢蹊徑賺錢，以便能繼續轉售圖利，那方法便是大規模種植熱帶農作物，其中最主要的是蔗糖。所以在北美中美一帶的熱帶殖民地，出現大批的甘蔗田。而供應種植甘蔗所需的龐大勞動人口的方法，便是入口來自非洲的黑奴，黑奴買賣由此而生。作為交易，非洲部族所認可的貨幣也是棉布。這樣，棉花和棉布便構成了一個極為複離多層的世界貿易體系。而即使到了今天，印度仍然是全球生產棉花數量最高的國家，中國和美國則跟隨其後。

棉花政治經濟學

    一如哈佛大學史學家Sven Beckert在《棉花帝國》(Empire of Cotton) 所言， 看似當代的全球生產棉花、棉布的生產消費網已經跟大英帝國的年代不太一樣，如今是跨國連鎖企業如沃爾瑪、家樂福、麥德龍 (Metro) 等壟斷了全球供應鍵，在每一個生產的環節，由棉花種植、加工、製布、造衫，通通都由這些巨無霸公司控制，而傳統的大英帝國主導性慢慢淡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算是六十年代利物浦棉花交易所被清盤拍賣，曾是世界棉花交易之都的利物浦，如今只剩下披頭四音樂發源地的文化光環。但若然設想當今的棉花市場完全由資本市場控制，政治全面退場，那是太過一廂請願。

    例如美國的市場至上論往往是大外宣，對內卻是重金扶助本地商家以增強競爭力，例如在2001年美國政府便把四十億美金用作支援棉花種植商之用，這金額甚至比美國實質生產出來的棉花總價值還要多30％。至於另一邊的中國，經歷抗日和國共內戰後，經濟一窮二白，工農業生產效率低下。在1952年全中國生產的棉花僅得六十五萬公噸。但因為中國作為計劃經濟的國家，可以通過國家力量強行收地，壓低匯率、資助農民、大力調配國家資源來扶持棉花業和投入基建建設，均令生產力迅速提升。因此到了1957年，中國已經達到全球第三大棉花生產國，當然這自然有大踴進的因素，但Beckert比較三十年後的數字，即到了1983年，中國棉花生產數量已達到三百二十多萬公噸，屬於世界前列。至於新疆更是不得了，根據2008年的數字統計， 單是新疆的年均生產棉花已達至一百三十萬公噸，等於全球5％的供應量，可見其生產量是何其誇張。實行國家資本主義的中國，自然可以通過高供應量的優勢，還有龐大的消費市場，緊握著市場和企業的資金鍵來滿足政治意志。

生產公義

    是次熱哄哄的「新疆棉之亂」，其中一個觸發點是瑞士「良好棉花發展協會」（Better Cotton Initiative，簡稱BCI）愈發困難地查證新疆的棉花種植場是否合乎相應的道德法律標準，當中包括涉及維吾爾自治區少數民族強迫勞動和宗教歧視的措施。這使得與BCI合作的大型連鎖時裝企業如H&M、Adidas、Nike等紛紛發出聲明，「禁止任何類型的強迫勞動出現在供應鏈中」。這正是因為近幾年，愈來愈多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在新疆建立眾多美其名為再教育營的集中營，拘留數十萬維吾爾族人並強逼他們參與艱辛的採棉工作。

  BCI或者那些聲明禁止購入產自強迫勞動的棉花的企業，呼應著近幾十年學界愈發重視的生產正義 (productive justice) 討論，作為社會公義的其中一個重要維度。生產正義不同於一般理解的分配正義只著眼於福利的分配，生產正義更在乎公民能否選擇自己的職業，會否被強制擔當某些工作崗位是他所不願意的。因為人作為自由的個體，理應享有充份的權利來選擇自己的工作和時間。這也是為何《世界人權宣言》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都訂明這社會權利，即人是有工作的權利，也擁有自由選擇工作的權利，這工作權延伸至工作環境的保護，以及是失業的保障等。而諷刺的是，這工作權的主張是十九世紀社會主義者路易 · 布朗 (Louis Blanc) 等人所提出，以使得工人得以享有平等的生活條件，過著飽足的生活。如今，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卻無視了這些社會主義的重要價值，倒過來擁抱奧斯威辛集中營的門前名句，「勞動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還是馬克思說得妙，歷史是會重演的，只是「第一次發生是作為悲劇，第二次則作為鬧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