盼望達人 : 龔立人 抬頭尚有，靈魂內有，自由花在教堂綻放 彭麗芳

盼望達人 : 龔立人

抬頭尚有，靈魂內有，自由花在教堂綻放

彭麗芳 31/05/2020

    過去三十年，在六四那一夜，香港人以燭光照亮維園，但今年因為疫情，或未能如願。

     當限聚令讓公眾上街表態受限制，甚至被檢控，教會或許是最後的避難所。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提倡，宗教團體在六四當晚借出場所予市民悼念，善用限聚令豁免宗教活動的權利。

    他主動跟一些牧師分享建議，有些表示支持，有些回應嘗試安排。

    他細細言說，教會可能的政治憂慮與六四的時代意義，「在當下香港政治環境下，六四強調的價值、參與、透明度、團結和盼望，都有助香港人面對極權」。

限聚令下   神學院首辦六四晚會

    煙雨瀰漫的午後，記者和攝記坐着龔立人的小車，緩緩在中大山頭上斜，龔立人到大學站接載我們，他說不想我們等校巴。甫上車，龔笑謂同學都說他的車是《聰明笨伯》架車（即要用腳行駛）。記者始覺身形高大、頂着大肚子且總是笑臉迎人的龔立人，的確與聰明笨伯主角有幾分相像。

    先到中大神學院拍照，綠色琉璃瓦頂聖堂隱身於靜謐林蔭小徑深處，有別於一般基督教堂，聖堂內擺放流淌聖水的洗禮盆，聖壇放置繪有祥雲與蓮花的十字架，庭椅被彩繪玻璃窗圍繞。龔立人敲響聖壇側面的銅鑼，「咚、咚、咚」， 餘音縈繞聖堂。他解說，每次崇拜前都會敲鑼，以安靜會眾心靈，準備敬拜。

    因應新冠疫情，港府延長限聚令至6月4日，今年無法如常在維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不過，限聚令豁免在宗教場所進行的宗教活動（但場所只能容納一半人數和不准飲食）。因此，這個聖堂在今年六四將會首次舉行悼念活動，活動以泰澤崇拜方式進行，即以短頌、安靜、默禱為主，附以燭光和聖像。活動主要供校內師生參與，但亦歡迎校外市民前來參加。

遍地開花   也是一種民主實踐

    龔立人一星期前的周三（5月20日）在網上發文，呼籲宗教團體在六四當晚，借出宗教場所舉行六四紀念晚會，又提到其實每年香港天主教會都會舉行與六四相關的彌撒，強調借場並非基於政治考慮，只是為社會人士提供一個方便。教會借場予社會活動亦早有先例，如2014年啟動佔中運動記者會，亦是在佑寧堂的十字架下。而他更寄望教會可以用一個更中性的方式舉行六四晚會，「意思即是你搞個六四紀念晚會，不要在後面加三個字『祈禱會』囉」。他期望教會以開放的態度張開雙手，讓非教徒更舒服自在地一同前來參與悼念，令教堂內詠唱的不止局限於聖詩，而是可以同唱《自由花》、《血染的風采》。

     龔立人不諱言，每年維園大型燭光悼念晚會極具象徵意義，正是中國當局如何兌現「一國兩制」承諾的晴雨表；在宗教上則是彰顯對受不公義對待受害者的同情與理解。縱使今年燭光無法照遍維園，龔立人堅持我們要把握遍地開花的珍貴之處——公民參與。「以前你只要人到就可以，但現在變成你要刻意地去做、去想借不借地方、如何進行、找什麼人幫手。」即使當晚只是簡單地走到樓下高舉蠟燭也可以，「這亦是你好主動、自發地去做的事，亦是我們稱之為的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他參與的另一個組織香港基督徒學會，亦會在六四當晚在教會以一人一故事劇場方式，邀請參與者說出自己的故事，將自身故事加入六四回憶，尋找記憶的連結。

狹縫中悼念   教會不避政治

    原來，六四紀念館現址是由龔立人以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身分拍板售予支聯會。因此，龔立人說原先打算今年主動聯絡支聯會，一起游說其他宗教團體借場舉行六四紀念晚會，但他發現不少教會都未準備好，因此放棄念頭。「去年8月運動期間，程翔、張達明都曾來找我，想我幫忙邀請教會團體成為北角遊行隊頭，因為擔心北角的（白衣）人走出來，好大鑊。我當晚都找了些教牧出來傾傾，最後傾唔掂。」

    六四悼念是政治活動嗎？說話素來溫文的龔立人語帶焦急回答，六四悼念固然有政治成分，「我是做記憶研究（memories studies）的，回憶一定和政治有關係，因為你選擇哪件事去回憶、你怎樣去回憶都是政治」。只是，他覺得教會不應該被政治主導。「教會可以對六四沒有立場和回憶，單純只是借出地方。永遠都是問番一個好基本的問題，究竟我們的教會在這一個時代裏面，我們的使命和責任是什麼，我們的初心是什麼，就去做啦。」

    開放教堂，令他聯想起兩德統一前的東德教會——1978年東德政府和教會達成協議，教會成為當時不受共產政府直接控制的獨立組織；1989年10月9日星期一下午，東德萊比錫聖尼古拉教堂湧入大批民眾，參與富勒牧師（Christian Führer）的和平禱告，禱告結束後，人們手持燭光參與和平示威，促成後來結束統一社會黨40年東德的統治。龔立人曾在1991年到萊比錫居住半年，他直問富勒牧師覺得自己被民眾利用嗎？富勒牧師堅定否認：「我從來不覺得我們的教會被人利用作為他的政治目的，我們的教會從來是被上帝利用了。」

    龔立人舉例指，不少受國家壓迫的人民都各自找到方法，在狹縫中悼念和承傳集體回憶，教會在當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1973年智利發生政變，皮諾切特軍政府上台。智利教會每次聖餐時不止紀念受苦的耶穌，同時營造氣氛紀念被軍政府殘害和失蹤的人民。同時，在智利天主教會保護之下，婦女在教會內做針織工藝製作，藉此記載並向外傳達受軍政府打壓的故事。

    以至波蘭，一個在地圖消失120年的國家，由1795年被瓜分至1918年復國，人民亦是透過信仰傳承集體回憶。例如1980年，波蘭成立團結工會，在教會場所內議事，工會甚至要求天主教會派牧師照顧工會人員。「在很多共產政權控制之下，教會往往提供對抗極權的重要想像場景和空間。」

最具影響力的威脅，在心中

    龔立人坦言文章刊出後，馬上收到朋友提醒：「喂，你咁樣搞法，會不會是政府引蛇出洞呀？政府可以找出哪些教會最鼓動呀？」自去年夏天反修例運動，部分香港教會因支持運動屢受抨擊，尤其去年9月中國官媒「環球網」刊文嚴厲批評香港教會介入運動；本月14日葉劉淑儀亦撰文將抗爭比擬為黃巾之亂，並把輿論矛頭直指支持抗爭的教會。教會難免變成驚弓之鳥，擔憂舉辦六四晚會惹來打壓。

    不過，龔立人相信這些抨擊只是恐嚇居多。據他觀察，相比大陸嚴格箝制宗教的方式，港府對待宗教的方式偏向柔性，主要是引起宗教團體自我審查，而不會像現在對待新聞自由的處理手法，「因為政府對宗教的做法，是無可能只針對一個宗教去做，而是適用於所有其他宗教，因此要控制亦不容易」。

    龔立人提到，文化研究中有一個說法，最具影響力的威脅從來都不是看得見的行動，而是那些隱藏的、無法被定義的，已內化在心中的威脅，例如自我審查。因此，他希望在政府實質干預前，教會不要太快自我規限。

廿六歲期待，落空   信燭光不滅，流傳

    57歲的龔立人尚記得，1988年他和一班有大學背景的香港基督徒朋友決定，要到外國留學，他翌年底擬赴英國蘇格蘭聖安德烈大學讀碩士，想多讀書裝備自己，因為當年擔心九七回歸後，不知道香港會變成怎樣，希望在回歸時幫助香港社會面對日後的改變，「有一份使命感，是當時的學生比較普遍的，不是像現在好多學者是為了自己尋求知識和做研究」。

    六四那年，26歲的他亦有參與5月21日100萬人大遊行，支持民運學生，當時香港人口只有500萬。他還記得自己曾想過上北京支援，但最終沒有，「青年人呀嘛，無夢想嗰啲就唔係青年人」。 當時他和好多香港人一樣，都期待着中國會變，期望中國實現民主化，可惜以悲劇收場。

晚會是平台   承載尋公義的人

    「六四無錯是一個歷史時空發生的事，但它亦都可以超越歷史時空的。因為事實上六四晚會中都會講零八憲章、維權人士，他們都不是和六四有關。但六四晚會成為一個平台去承載這些不同受到不公義對待或者尋求真相的人，六四就是尋求真相。」六四對香港社會的含意隨時間改變，昔日香港研究六四多集中當年民運如何影響港人的集體身分塑造，例如2011年李立峯、陳韜文、鍾庭耀的研究發現，好多人都說六四是港人的道德覺醒。但時隔8年，袁瑋熙、鄭煒去年發表的六四研究反映，學生組織退出維園六四晚會，不僅導致年輕參與者減少，而且還威脅到六四是否仍可為港人提供集體身分。

    而龔立人相信，六四仍然能夠為香港人建立集體身分，只是從以往以中國或香港人的國籍界定身分，變成用公義、法治等價值界定我們是什麼人。他指出反修例運動中一直強調的五大訴求是香港人需要透明的社會、市民參與民主進程、司法公正與手足團結的力量，這些價值其實全部是六四學運中呈現的價值。

    雨傘運動後，本土意識抬頭，支聯會的六四晚會口號「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為人詬病。龔立人說起他的好友、台灣「二二八事件」和解推手蘇南洲在今年2月過身。1947年2月28日至5月16日，人民因不滿政府查緝私煙時不當使用公權，引起大規模示威活動卻遭國民黨政府大力鎮壓，造成兩萬名平民死亡。蘇南洲在1992年促成二二八紀念音樂會，讓時任總統李登輝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表達慰問。

    龔立人憶述每次二人相見，蘇南洲都問他：「你們香港人每一次搞六四燭光晚會，你們有沒有想過，有什麼行動真的促成到訴求真的發生。你要政府道歉，他一定不會道歉的；你叫中共認罪，一定不會認錯的，一定要諗到條橋讓他落台。」龔立人總是向蘇南洲推說，香港與台灣政局不同。這次，他向記者幽幽的說，香港人或支聯會的確是時候要想想有沒有可行做法。

■後記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

    訪問從午後談到黃昏，龔立人辦公室窗外噪鵑亦已淡出，鳥聲變成蟬鳴。牧師總予人暖心印象，令記者訪問龔立人之前暗自準備兩包紙巾，但他的話語比想像中冷靜沉穩，說話並不煽情。

    在訪問途中，他問你不覺得維園六四晚會其實很像一場超度嗎？記者搖頭，他分享說「有時六四唱歌突然之間，嗯，我太太經常說好像唱《自由花》時，樹就會郁」。這句話讓記者心頭一緊，因為在翻閱資料時，見到他2001年曾出版《眼淚並未抹乾：一個受苦者的聲音》，記錄自妻子患上癌病至逝世這段時間，他向上主的一連串提問，書中寫道「病痛、厄運、苦難，從人性的角度看，任何時候都是荒謬的。」

    他說最近在看美國記者Louisa Lim的書，書中記載1926年發生的三一八事件，北洋政府武力鎮壓示威者後，魯迅寫道：「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多少的利息！」龔立人希望將這句話送給香港人和六四倖存者，他覺得對於六四，盼望是重要的，盼望不是你期望必定會實現什麼，「而是當別人說沒有可能發生時，你要告訴自己有可能；當別人說有可能發生，你要說我正在爭取的東西是more than that（不止於此），我覺得這個就是盼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