捱過警棍水炮槍指 毋懼被捕釘牌 失明律師上前線 愈衝愈堅定 羅嘉凝

【周日人物】

捱過警棍水炮槍指 毋懼被捕釘牌 

失明律師上前線 愈衝愈堅定

羅嘉凝   12/01/2020

    站警察防線前，低頭以牧童笛吹奏《願榮光歸香港》，倦了就從背包拿出一張印有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頭像的紙鋪在地上，席地而坐，Joy笑言「他(何君堯)是我們律師會前會長嘛」，而她則是本港首名天生失明的律師。

    Joy自去年6月與其他盲人朋友走上街頭，多次身處衝突的最前線，捱過警棍、水炮車藍水、胡椒球彈，但她毋懼被捕、除牌風險，依然背着「大聲公」走上前線，冀用法律知識維護前線抗爭者的權益。

    Joy扶着一名陌生青年步出太子站，再隨記者走到旺角警署，警署外架設了大型水馬及鐵拱門，Joy突然「嘭」一聲就撞到鐵門框，然後她說「不要緊，我經常會撞到，早前才撞崩了隻牙」。旺角多組交通燈被毁，盲人出門豈不是非常不便？她笑言：「你不應該問我，我有強烈政治立場，而且我反而覺得方便了，因為現有更多人主動幫我，扶我過馬路。」

天生失明 因《法外情》立志做律師

    42歲的Joy出世時左眼已失明，右眼僅有少於1%視力，自小讀盲人學校，因一齣《法外情》電影決意做律師，後來成為本港首名失明律師。去年6月9日，她與幾名盲人朋友及社工遊行反對修訂《逃犯條例》，6月16日再上街頭，隨後因為政府的態度及「警暴」，令她愈發堅定走上街頭。

    反修例運動轉眼已歷時逾7個月，她經歷幕幕驚心場面。去年8月11日，尖沙嘴一名女子在她身旁被射到眼；9月1日，她從機場步行到東涌，因血糖低，一度走不動；10月21日，她坐在元朗街頭，有人喝止警察勿用槍指向盲人(指Joy)；11月17日，她滯留在理工大學內，大家絕望得錄下遺言，最終她由救護員送入醫院。

「大聲公」喊被捕者權利 糾正警亂解法律

    捱過催淚彈、警棍、水炮車藍水、胡椒球彈，她現時仍會時刻戴上藍牙耳機聽網上直播、連登、Telegram內容，哪裏有衝突，就趕到哪聲援。元旦遊行，她沒再與盲人朋友結伴，轉而與一名在抗爭時相識的朋友上街，「(盲人)一有衝突就要走，我反而愈有衝突愈要上前，所以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因她並非私人執業律師，無法如其他義務律師般為示威者保釋，但她決定在前線努力聽被捕人讀出姓名，並以「大聲公」提醒被捕人的權利，聽到警察胡亂解讀法律，可即時糾正，「這場運動中，每人皆有自己的角色，勇武有勇武的角色，和理非有和理非的角色，我則是介乎於和理非和勇武之間，我有自己獨特的功能」。

患糖尿心臟病 被警追「隨時死」

    Joy自言身患糖尿病、血糖不穩、心臟病等，每日需服大量藥及注射4次胰島素，「若警察追我，我隨時心跳到(每分鐘)200下，隨時死」。多次與警察起衝突，去年12月31日，她在旺角警署外被截查，要求搜袋，她說盲人根本無法辨識對方是否警察，警察即使出示委任證，她也無法看見，她要求入警署搜袋，但亦無法確認警察有否放外物入她的袋中。

    「幾十個差人押一個盲人入差館，對警隊形象是好是壞呢？其實盲人可做什麼呢？你告我掟汽油彈、掟磚、射箭抑或用投擲器呢？我只不過喊了幾句口號。」她說不怕警方追究她曾身在理大，「警察早知我曾在理大內，我沒什麼好驚」，而她早有心理準備會被捕，屆時律師會將召開紀律聆訊，她隨時面臨停牌、除牌風險，她卻不以為意，「若被永久除牌，我可到街頭Busking(演奏)，反正我家有9支笛，長笛、短笛、牧童笛都有……」

求學難 高學歷盲人求職更難

    身為首名失明執業律師，Joy回想過去念書，要用文字掃描器將教科書逐頁儲檔，才可透過軟件讀出課本內容，盲人學習需加倍費勁之餘，她說高學歷盲人搵工更是艱難，因很多公司即使願聘殘疾者，亦不太願意請盲人。她現於一家社會企業任法律顧問，持續關注殘疾人權益及就業問題。

     Joy從小念嘉諾撒啟明學校、心光盲人學校，同學皆是盲人。Joy解釋：「其實要盲人念常人課程是有點不公平，例如正方體，你看見立體，我只摸到幾條線，盲人腦內沒有影像，很難明白立體，有些盲人一生亦不能理解鏡或者顏色。你說我們生活在黑暗中，我們一世未見過光，未見過黑，根本不知何謂黑、何謂光。」

逐頁書掃描存檔 軟件讀出

    Joy說外國有特別老師或助理個別輔助盲人學習，但香港卻是一名導師教幾個盲人，學習速度自然較慢，她當年每天「操」試題五六小時，才考入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入讀大學後面對一本本厚厚的課本，她需用文字掃描器將教科書逐頁儲檔，轉成文字檔，再經軟件讀出來，「那時字形辨識技術差，電腦經常串錯字，所以過程幾辛苦」。

    求學路艱難，Joy說盲人求職路亦障礙重重，高學歷盲人不甘做按摩師或接線生，但很多公司即使願意聘殘疾人，亦會傾向選輪椅人士，「他們覺得你坐輪椅，可坐在電腦前工作，只是不能走動，相反覺得盲人未必能用電腦，走動時容易受傷，公司又要負責」。

上庭靠閱讀器翻文件行不通

    她大學畢業後，寄過許多應徵信，回音總是少，於是她修讀香港大學人權法碩士。之後，她做過平等機會委員會的投訴部門、英國公司法律顧問、在律師樓做律師等，惟執業後發現在法庭又遇困難，其他人準備大疊文件上庭，準備隨時查閱，但她卻要掃描再待閱讀器發聲，無法快速查文件，曾經打算將文件全背入腦，但上庭發言時常被法官打斷，亂了陣腳。

做社企法律顧問 關注殘疾權益

    她後來轉到社企做法律顧問，現職的社企職位屬兼職性質，每周上班四五天，雖不算高薪厚職，但機構會幫助高學歷殘疾人搵工、教導盲人如何與僱主相處及訓練膽量等，她認為工作很有意義，因為除了關注警暴，她最關注的就是殘疾人權益及就業問題。

黃藍之別傷感情 與最親姊姊生嫌隙

    黃藍之間的分歧拉扯不少家庭關係，Joy形容「我全家都黃絲，除了二家姐」。她原本與二家姐感情最親厚，但自從去年6月反修例運動，她走上前線抗爭，二家姐則堅持守法，二人漸生嫌隙，即使她在前線被警察推撞，二家姐亦會覺得「你不過去撩人(警察)，他就不會推你，他叫你走，你就走，你為何不走呢？」

沒有恨 只有無奈

    但Joy提到二家姐沒有恨，只是有點無可奈何，而且忍不住為她解釋，「二家姐從小就是個很乖、很因循的人，從小愛守規矩，不理校規是對是錯，總之要守，規則定了就要守」。她介紹家中四兄妹，大哥是個黑社會中人，大家姐做汽車維修，二人皆未完成中二，只有她和二家姐大學畢業，二人最多共同話題，感情最親厚。

    一場反修例運動，「藍絲」二家姐現形，Joy說有次大哥的女兒在社交帳戶上載了一條警察打人的片段，二家姐即提出可否別放這類片段，理由是「警察不會打無辜市民」。她與二家姐在藍黃色譜上各走極端，今年農曆新年父母外遊，她亦不打算到二家姐家拜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