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5.19

李立峯:一直少提少講 建制網媒出擊 主動否定六四 邱榕瀅 / 陳嘉詠 / 李以莊

李立峯:一直少提少講 

建制網媒出擊 主動否定六四

邱榕瀅 / 陳嘉詠 / 李以莊 (明報記者)   23/05/2019


    新聞媒體在八九民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着媒體的報道、電視畫面及新聞圖片,把中港緊連一起。事隔30年,六四還未封塵、被遺忘,也因傳媒工作者鍥而不捨發掘新資訊,堅持把事實告知大眾。可是,近年媒體採訪面對的挑戰愈來愈多,學者研究更發現,親建制媒體近年主動發動網絡攻勢,製造否定六四的輿論。

    30年來,六四事件每年都是大部分傳媒的焦點,晚會人數、各方爭拗,最終都化成一張張燭光照片。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過去10年,研究六四作為集體回憶,他提到其中一個面向,是親建制媒體手法轉變,由過往「少提少錯」,到近年網媒主動出擊,諷刺支聯會以至六四悼念,製造「六四可以爭拗」的「事實」。

「講少錯少」親中報章6年8篇六四報道

    李立峯在研究中整理本土派網媒,以及親建制網媒「香港G報」、「幫港出聲」及「港人講地」的帖文,將之分類為諷刺支聯會「掠水」、錯誤論述六四事實,以至批評泛民等主題,結果發現親建制網媒近年在批評支聯會等議題上,變得更加主動(proactive)。「研究由人手搜索多個專頁提到「六四」的帖文,「香港G報」、「幫港出聲」分別分析91則帖文,「港人講地」則分析114則帖文。分析看到親建制網媒總計有18.6%是諷刺集會「掠水」,其中一網媒,有35.2%帖文被歸類至此主題;至於表達對泛民主派不滿的帖文,親建制網媒合共有多達41.9%。」

    反觀傳統媒體,其研究曾搜索2013至18年間、每年6月4日至5日的《文匯報》和《大公報》,合共只得8篇報道提及六四。他指出,不論建制派、親中媒體向來對六四均是「講少錯少」,以不提、不講為主。

    李立峯分析,親中報章終究為正規媒體,會有所顧忌、被批評的成本較高,但親建制網媒卻身分模糊,網絡世界發言成本亦低,「在社交媒體,公共、私人空間領域模糊……過往即使敢想,亦不會敢講」。

    李立峯分析,親建制網媒主動出擊,效果是製造「可以爭拗」的客觀事實。他以過往多年港大民調為例,支持、反對平反六四者,一般分別為四成多及兩成多,但主流傳媒過往較少呈現反對聲音,「建制網媒令現象變成並非共識,(帶出)有市民認為『中國無問題、學生有問題』的觀念」。

李:網媒取巧斷章取義

    近年充斥假新聞,李立峯說,親建制網媒對六四事件有更多諷刺和批評,典型的假新聞則較少見,反之卻是取巧地選取事實、斷章取義,例如「天安門無死人」,的確有調查指死傷者最多為長安街、木樨地,這句話縱未必完全揑造,卻是取巧得很,「你不如說人民英雄紀念碑前3碼範圍無死人」。

六四晚會成香港自由指標

    李立峯過去10年研究六四,他指出,六四作為集體回憶並非必然,像內地多年來禁提六四,近年卻曾有內容突破封鎖,是否審查「太成功」,連審查者都不知悉何謂「六四」?然而,香港人縱面對國家壓力,30年來卻仍堅持舉辦燭光晚會。他分析,六四作為集體回憶有三大因素,回首1990年代初,晚會出席人數最少,面對回歸,社會普遍不安,甚至想像回歸一刻,支聯會便會馬上被取締,「像黃子華在1999年的棟篤笑就說,九七過了兩年,但司徒華還未被捕,那是九七前的想像」。李立峯說,在此情况下,燭光晚會、堅持悼念,都成為了道德勇氣的象徵。

    其二,李立峯認為,回歸過後可否繼續舉辦六四晚會,亦成了衡量香港言論自由的指標,「還有幾多年香港會變成中國?有什麼指標顯示香港與內地無異?是否仍有六四(晚會),就是差異」。

    第三,六四事件至今30年,李立峯指出,今時今日紀念六四已不止於紀念事件本身,更包括了港人30年來的堅持,「愈紀念,愈有價值」。

八九民運時,梁慧珉以香港《星島晚報》記者身分赴京採訪。當年她曾用錄音機錄下當時情况,包括李鵬宣布戒嚴、學生絕食、學運領袖王丹呼籲學生冷靜、6月3日戒嚴部隊在復興門行動等,錄音帶在30年後成為歷史見證。

當年《星島晚報》記者 流彈身邊飛過 見醫院數百屍體 梁慧珉:不懂害怕 只覺悲憤要報道

   1989年,梁慧珉是《星島晚報》記者,在京幾乎目睹八九民運的一切。親眼看見流彈在旁飛過,到醫院看到一具具的屍體,她說當時不懂害怕,只感悲憤,想報道事件。

當年通宵採訪 「不捨得睡 不懂得累」

    那年梁慧珉入行只有兩年,因所屬報館每天早上11時截稿,她多是通宵或清晨採訪,再用傳真機將稿件傳回香港,亦會用錄音機記下情况作見證,「當時這麼大的民主運動,不捨得睡,亦不懂得累」。

    民運早期,各傳媒機構派出如梁慧珉般年資較淺的記者到北京採訪,梁一直不相信會開槍。後來當局宣布戒嚴,外國傳媒增派不少戰地記者到北京採訪,並預計會有血腥鎮壓。當時一名法新社記者眼看梁慧珉什麼保護裝備都沒有,提醒她要帶備面罩、凡士林等用品,但她那時沒多加理會。如今她只感當時無知,不懂軍事,亦不懂保護自己。

    6月3日晚上至4日凌晨,梁慧珉從北京飯店走到復興門外大街、軍事博物館附近,見到坦克及流彈,到協和醫院,看到數百具屍體,不禁流下眼淚,過程中未有遇到公安阻止採訪。後來報館下令在京的記者必須回港,梁慧珉雖不願意,但只可遵從,6月5日由飯店坐車到機場及上機,亦沒人查問或阻撓。當時人人都想離開北京,梁慧珉覺得,也許執法人員不知她是記者,又或他們當時有點抑制情緒、有同理心。

    30年過去,梁慧珉覺得當時中央未有足夠經驗,亦不夠熟悉、不知如何有效應對境外傳媒,但隨科技進步,電子監控等出現,若涉及維權新聞,記者的採訪自由度定會受限。

當年香港電台記者 邀學生錄廣場日記 
失聯30年 馬文敬遺憾 盼補完故事

    1989年6月4日,馬文敬在港一覺醒來,得知北京已清場。他整個人頓時呆滯,想起一星期前,自己在天安門廣場接觸過的學生,「我認識的學生,他的命運是怎樣?」當年一名學生曾受馬文敬邀請,每天記下在廣場的生活,並錄音讓他傳回公司報道。六四發生後,為免令這學生有麻煩,30年來,馬文敬都沒與他聯絡,至今不知對方是生是死。

    當年任職香港電台記者的馬文敬,1989年5月24日至31日被派到北京採訪學運。首次在戒嚴令下工作,他自覺緊張,每天留在廣場報道最新情况,眼見數以萬計學生不顧前途,挺身而出,他既感動又佩服。當時一名懂說廣東話、在京留學的大學生接受馬文敬邀請,每天寫下在廣場的一點一滴和感受,再錄音交給馬文敬傳回公司向市民播放。

    當年數名港台記者輪流到京採訪,馬文敬31日回港後,以為稍休後可再赴京,沒想過六四這天中斷一切,「我很想去找他(上述學生),但我即時想到,當時找他可能會有問題。特別是將他的身分曝光後會否秋後算帳,或令他家人不方便」。事隔數年,馬文敬得知這學生的住址,仍不想打擾他,「到現時30年,官方沒有說法,會否引起不好的影響」。這「北京學生手記」不完整,對馬文敬是遺憾,他希望有一天,事件得到中央政府正視後,有機會填補這未完的故事。

六四一二:一千日採訪經歷 四百頁歷史見證

    一群熱心記者及團體近日拍短片及出書,重塑30年在北京採訪民運的所見所聞。這並非傳媒界首個傳播六四事實的項目,早於1989年7月,一群記者出版《人民不會忘記》一書。該書由64名曾採訪八九民運的香港記者,匯集當時合共千多日在北京的採訪經歷,編撰成400多頁的第一手採訪報道,為歷史留下見證。全書共分為5個主要部分,包括「學運始末」、「人物特寫」等。此書曾多次加印,銷售收入撥入香港記者協會屬下的「人民不會忘記基金」,作促進及推動中國和香港新聞自由及出版自由之用。


三十年前今日 中顧委中紀委聯函中央 反對鎮壓學運

    1989年5月23日,《明報》報道,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及中央紀律委員會有委員聯署致函中央,反對以武力鎮壓學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並發電報請求正在外訪的人大委員會長萬里回國處理事件。據趙紫陽回憶錄,他在5月21日已命令彭沖,由人大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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