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實驗:立法會「蘇維埃市政局化」之後
沈旭暉 23/11/2020
本來不少朋友非常積極參與選舉,就是基於一個破局前提:要麼通過建制內的遊戲規則,希望促成改變,要麼就是迫使政權因為沒有勝出選舉的信心,而自我破局。隨着(幾乎)全體非建制派從(臨時委任的)立法會消失,這自然是「新一頁」。然後,又當如何?我們可以嘗試沙盤推演以下11步:
( 1 ) 以往的立法會選舉,就算規則多麼扭曲,總體而言,在主流社會、還是有公信力的。但以後的立法會選舉,一來入閘門檻變得非常「有中國特色」,DQ成爲常態 ; 二來議會本身的功能也被大大削弱,任何與政權不同調的言行,都 「有可能」忽然變成「違法」。這樣一來,參與「選舉」已永久失去「通過走人建制而改變」這個可能性,選民投票的意欲自然大減。
( 2 ) 與此同時,短期內,「杯葛選舉」一定會成爲日漸主流化的口號。問題是「杯葛選舉」本身的效果,和「參與選舉」一樣,卻又都是微乎其微。本來大張旗鼓杯葛,就是要避免議會、制度通過人民的直接參與,而得到不應有的認受性。但在「新香港」,這樣的議會沒有認受性已經「是常識吧」,相信連建制派中人,私下也不會否定。既然本來無一物,無論誰去、不去參與,短期內,都不可能無中生有起來。
( 3 ) 當議會功能逐漸只剩下目前的1 / 10,逐漸社會就不會將之當作「議會」,或會直接視之爲人大式的「蘇維埃議會」: 任何政府提交的議案都保證通過,而且還要準時通過。但「議員」假如提出「建設性意見」,則可能被部分參考,甚至採納,這就是每次人大開會的流程。
專業人士或走出來 「忠誠反對派」埋位
( 4 ) 目前的非建制派 / 反建制派,無論怎樣委曲求存,在「香港蘇維埃」都是很難生存的 ; 而他們參與本身,又同樣很難對傳統支持者交代。另一方面,現有建制派作爲「香港二次回歸」的紅衛兵,「鳥盡弓藏」,相信北京也不會沒有想過將之當作condom 。
( 5 ) 這情况下,一批類似1960年代「香港革新會」那類專業人士,特別是目前被捲入二元格局當中的,屆時可能以素人而貌走出來,他們會坦承「香港蘇維埃」已經不是以前的立法會,議會不可能再被依靠來改變命運,也會坦承「我不會越過北京的任何國安紅線」,像當年貝納祺、胡百全等。他們的日號,可以只是很簡單的訴求 :「你情願看見何君堯、張宇人之流永續下去,還是讓我作爲一個『正常人』去取代他們?」由於邏輯上,就算整個「蘇維埃」都是何君堯,也不會再成爲「攬炒」的理據 (因爲已經「攬炒 ed」) ,在投票率大跌的前提下,這類「新革新會路線」還是會逐步出現,多少也會得到一定票數,也就是北京呼喚的所謂「忠誠反對派」 。
三權合作 「蘇維埃」 功能只剩民生議題
( 6 ) 「忠誠反對派」埋位後,「香港蘇維埃」的功能只剩下民生議題,倒真的和1960年代的市政局類似。換句話,原來立法會的大部分功能,到了哪裏 ? 自然是直接被行政機關掌握。這正是北京念茲在茲的 「三權合作論」 : 要香港徹底告別「三權分立」,除了讓立法、司法機關人員「改造」,更直接的,還是把其中兩權 downgrade,對行政機關再也沒有制衡作用。
( 7 ) 一個權力膨脹了10倍的行政機關,真正的負責人,自然不是枱面上的特首,而是整個「駐港領導班子」。但盲點出現了 : 由三權分立變成一權獨大的過程相對不難,難的卻是這一權當中,「換血」成功前的10年,畢竟依然要依靠公務員、傳統精英負責落地。而這些人在北京眼中,無論怎樣宣誓、怎樣唱國歌,都是「yellow submarine」。
( 8 ) 假如這時候的國際形勢惡化,香港可能會進一步收緊,比現在更慘烈的文革批鬥,也許會嘗試徹底改造這一批人,或以粗暴的方式完成整頓,結局是香港連深圳也當不了。但這裏有一個中國真的和國際脫鈎的大前提,而目前中國積極拉攏華爾街精英的策略並非不奏效,美國無論口中怎麼説,到了今天,身體 (投行) 依然在利用香港牟利。
「中國模式」「普選」特首或促成全國範圍實驗
( 9 ) 但假如那時候的國際形勢短期相對緩和,理論上,也可能存在另一解決之道 : 以類似 「8 · 31 框架」的原則普選特首。在已經 「一國化」 的 「新香港」,已經沒有三權分立的 「麻煩」,行政機關已經名實相符地成爲港澳辦的一個單位,政權篩選候選人已經是 「天經地義」的日常生活常 態,「香港蘇維埃」也自 要通過什麼就通過什麼,以 「 中國模式」 「普選」 特首,風險已經十分有限。
( 10 ) 那時候,如果北京決定以「8 · 31框架」 (當然相信已經也是收緊版 ) 「恩賜」 香港,香港人選了某個篩選後的候選人當名義上的特首,對政權而言,有利無害 : 沒有了任何顛覆、「出事」 的風險 , 又好歹有了一點民意認受,便於和國際稍做交代,也有利於擺平內部的幾座大山,甚或稍微紓緩一下民怨。其實,那就是昔日的「曾俊華路線」,除了主事人是比曾俊華更獲北京信任的人。
( 11 ) 這個香港人昔日覺得不值一提的「實驗」,對北京而言,卻可能促成全國範圍的另一實驗 : 假如這模式能管治,沒有民主的風險,卻有民主制的若干好處,一如上周談及的「俄羅斯操控性選舉」,那爲什麼內地其他城市不可以?假如香港這實驗「成功」(北京角度而言) ,那再進一步,爲什麼普京可以,中國領導人不可以?以往的西方和平演變論,往往假定任何形式的選舉,都會早晚促成徹底的民主化,「顛覆政權」,但普京模式卻證明了相反 : 操控性的選舉,只要手段得宜,不但不會喪失政權,反而是令政權永續的萬靈丹。在北京眼中,one way or another,這是「一勞永逸」地解決了香港「問題」,而且依然叫做「一國兩制」,依然對內地 有「垂範作用」,只是不是以香港人期望的方式出現終結。
會成真嗎?放心,通常這裏説了的,都不會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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