迴盪在布達佩斯的反抗幽靈 李敏剛

迴盪在布達佩斯的反抗幽靈

李敏剛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畢業，匈牙利中歐大學政治科學系博士)

06/11/2020

Benedict Anderson
Spectre of Comparisons

    在布達佩斯芸芸公園之中，坐落在多瑙河畔的Bem József tér 也許毫不起眼。但這是匈牙利 1956 年革命——這個國度在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場反抗——的起點。當年10 月，布達佩斯的學生們號召於 23 日在這裡集會，以聲援波蘭的波茲南（Poznan）工人起義。諷刺地，其實波蘭共產黨的改革派早幾天已經和蘇聯當時的新任領導人赫魯曉夫達成協議，將和平解決事件；反倒是這次聲援集會，正式點燃了匈牙利自己反蘇聯的革命之火。

    23 日出席集會的人數達二十萬人，群眾拉倒了樹立在市中心的斯大林像；在早一晚，抗議的學生已經起草了聲明，要求言論自由、開放黨禁、民主選舉、蘇聯紅軍撤出匈牙利，事實上已經是革命宣言。

    說這場革命是一場布達佩斯的城市起義，其實也不為過。抗爭的主體先是布達佩斯的學生和作家社群，然後是起而組織自治委員會的工人，也是在首都的大規模抗議直接導致匈牙利共產黨政府垮台。而由 23 日革命開始，到十二天後被蘇聯紅軍鎮壓，布達佩斯其實一直都被包圍：11月1日蘇聯紅軍退出了布達佩斯，彷彿放出了願意和平解決事件的訊號，但其實並沒有真正離開匈牙利，還是駐紮在全國的軍事重鎮；直至 11 月 4 日，紅軍重新入城，三天激烈巷戰之後抗爭者最終不敵。

    歷史總是殘酷。一個城市的本色，她最精彩的榮光，往往是在摧毀前夕的反抗時刻，才會被逼迫出來。匈牙利革命是強弱懸殊之戰，布達佩斯孤城和如日中天的世界霸權周旋，倚靠的正是她孕育的人文職業者（liberal professions）與工廠工人的結盟。

1956   Bem József tér

春風吹又生的人文圈

    二次大戰時期，匈牙利是處於以反共起家的霍爾蒂（Horthy Miklós）的軍事獨裁政權之下，一直是納粹德國的盟友。直至德軍開始敗退，霍爾蒂秘密和英美談判停火，希特勒發現後，便推動匈牙利本土的法西斯箭十字黨在 1944 年發動政變，德軍佔領匈牙利。因在耶路撒冷受審被廣泛報導而成名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便曾在布達佩斯主持把猶太人送往奧斯維辛集中營。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下，在蘇聯紅軍在 1945 年解放匈牙利前，匈牙利幾乎沒有共產黨組織存在。

    在當時匈牙利尤其布達佩斯，真正活躍的是本土原生的抵抗運動，領袖人物也不乏左傾的知識人，如政治學者畢波（István Bibó）和後來民主化後成為匈牙利第一任總統的作家根茨（Árpád Göncz），都並不反共，只是並非蘇聯共產黨體系出身。事實上，在戰後，布達佩斯的人文圈子如學者、作家、藝術家們，大都同情在蘇聯羽翼下慢慢重建的匈牙利共產黨，例如畢波也曾經參與過共產黨的聯合政府，甚至有不少直接幫忙組黨的；畢竟蘇聯的確是以解放者的身份出現，又提倡民族自決、社會正義、性別和族群平等的諸種進步口號。但在戰後的第一次國會選舉，匈牙利共產黨得票率還是只有 17% ，它組織之弱，可見一斑。即使如此，它還是得以加入聯合政府，並在蘇聯施壓下掌握了重要職位。

    斯大林治下的蘇聯和緊跟斯大林路線的匈共，對布達佩斯的人文圈子的同情並不領情。掌權後的匈共很快就開始發起一波又一波的政治運動，打壓其他政黨，然後廢除選舉，建立一黨專政，清洗不聽話的異見份子。在黨嚴格控制下的工業化和農村集體化，也在令匈牙利的經濟瀕臨崩潰邊緣。正在這個時候，斯大林去世，蘇聯黨內開始批判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大屠殺和極端政策，隨著斯大林主義者的權勢日減，匈牙利的人文圈子也迎來了改革之風。

工學同盟的革命

    在當時的匈牙利共青團支持下成立的裴多菲俱樂部（Petőfi Kör），就集結了黨內外支持根本改革的年輕學生、作家、學者和專業人士，吹起了開放政權和自由化的號角。裴多菲俱樂部是 1956 年革命的思想震央，俱樂部入面很多關於工業和農業放寬管制、開放工人參與治廠的討論，也成為了工人參與支持革命的基礎；當然，更讓人觸目的，是討論中日益直白批評共產黨政權的自由。

    所以布達佩斯的起義以聲援波蘭工人運動為起點，並非偶然；工人委員會接過激進學生與作家的示威，而成為革命的主體，也順理成章。事實上，革命訴求之中，就有不少如提高工資、工人與專家（而非黨官）治廠、放寬計劃管制、將經濟數據公開給予公眾討論的條款。這些經濟訴求都有劃時代的思想史意義：它們通過人民起義的新聞影像傳偏西歐，大大擴闊了當時方興未艾的「新左翼」（New Left）運動的變革想像。左翼的選擇，原來並非只有威權計劃經濟一途，在匈牙利現身的，正是貨真價實、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道路。

    但這些經濟綱領的鋒芒，很快就被國族政治獨立的綱領蓋過。蘇聯紅軍環伺，喚起了布達佩斯人民 1848 年的國族革命被沙俄大軍鎮壓的記憶。剛剛接任臨時政府總理，同情革命的匈共改革派領袖納吉（Imre Nagy），在群情洶湧之下，終於叫出了蘇聯撤軍、退出共產主義陣營、建立多黨制政府的呼籲。正是這些訴求踏中了赫魯曉夫的「紅線」，令他一改對待波蘭的容忍態度，作出了震驚世界的決定：武裝鎮壓一場社會主義革命。

    革命被鎮壓後，取得了赫魯曉夫信任、坐著蘇聯軍車回到匈牙利準備成立新政府的原納吉副手卡達（János Kádár），面對勢力仍然強大，實際上控制布達佩斯的工人委員會，不敢輕舉妄動，並開展了談判。他同意放寬經濟管制，匈牙利也由此開啟了它的「改革開放」之路，但最終沒有接受經濟民主化的激進訴求，並開始搜捕工人領袖。布達佩斯和附近工業區的工人和農民繼續以大規模罷工抵抗（當時匈牙利煤礦的開工率據說不足一成），最終到當年年底，反抗才終於被敉平。

斷裂的遺產，反抗的轉生

    歷史總是殘酷而諷刺。1990 年，就在匈牙利四十年威權統治結束，迎來第一次的民主國會選舉之後，布達佩斯的的士司機發起大罷工，抗議民選政府在沒有諮詢的情況下，把汽油價格提高一倍。布達佩斯所有橫跨多瑙河的大橋，還有到機場的公路，都被堵塞。布達佩斯居民大都支持罷工，人們甚至走到街上築起街壘，助的士司機一把。自由民主來了，但異見者搖身一變成為政客後，卻彷彿把當年的工人同盟丟下不顧；到了 2010 年代，在年輕工人之中最有號召力的，則竟然是極右政黨 Jobbik。1956 年的工學同盟與民主社會主義遺產，就在斷裂中消散。

    走進布達佩斯任何手信店，你都不難找到和 1956 年相關的禮品。在民主化之後，當年的革命已經成為今天國家認同的圖騰，無論哪一黨派執政，都反複歌頌——除了當年真正觸目的工人自治委員會和人文職業者圈子「兄弟爬山」抵抗到最後的那一段，被硬生生地跳過之外。但它的靈魂並沒有離開，而是轉生在它充滿活力的公民社會裡——儘管那絕地反抗的命運與氣息，似乎也從未遠去。

(布達佩斯系列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