瘟疫中的強權與公民權利 上官敫銘

瘟疫中的強權與公民權利

上官敫銘   28/01/2021

    新冠病毒瘟疫橫行已一年有餘。疫情報道也是中國組的重要內容。在瘟疫蔓延時，審視抗疫中公權力與公民權利的問題時，有些議題是值得深思的。

    依照官方説法，中國的抗疫取得了勝利，是率先控制住疫情的國家。當然，大多數人應該也不可能忘記，疫情最先大規模爆發於武漢。中國自古是天災多發的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由於抵制如水患、瘟疫等災害，古代中國才逐漸形成了天下大一統。

    瘟疫是一面鏡子，它給人們提供了審視權力與權利互動的絶佳樣本。疫情爆發，特别是在武漢封城之後，內地一時陷人近乎無政府狀態式的慌亂。各省份、各城市及各村落幾乎一夜間進人「以鄰爲壑」的自保狀態。不論黨政官員還是鄉野村民加人堵路、斷橋，視疫區同胞如洪水猛獸。

    「今年到處亂跑，明年墳頭長草」、「串門就是互相殘殺，聚會就是自尋短見」、 「發燒不説的人，都是潛伏在人民群眾中的階級敵人」 ……類似被稱爲「硬核」 式的野蠻標語鋪天蓋地。去年武漢人的遭遇，今年則在河北人身上上演。單就防疫標語而言，並不能説中國人喪失了曾作爲 「詩歌之國」的文化底蘊，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內地的政工文宣幹部，跟以前中共奪權時期並没有多大進步。「你想有飯吃嗎？你想種地不交租嗎？你想睡地主老財的小老婆嗎？」70多年前鼓動民衆鬧革命的標語，與今日的防疫標語可謂異曲同工。

    依靠全民動員的强權模式，內地不少城市動輒「封城」 並全民核酸檢測。這種舉國體制的防疫模式，被解讀爲內地巨大的制度優勢，特别是與西方國家防疫模式相比另一個現實是，這種防疫模式在內地雖遭遇一些怨言，但總體而言，大多數民眾是配合的。」在北洋軍閥時期，對於「國民性」問題的討論，不少學者就援引「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來論證當時的中國。當下，類似的話題仍可以繼續討論。

背離修德以禳災的傳統

    與天災相伴的，是人禍。在歷史上，對於天災的禳災方式，也通常是以「人事」 的方式進行。瘟疫横行，民不聊生，通常被解讀爲統治階層治理出現了問題。爲此，「修德以禳災」成爲重要的倫理傳統。皇帝要麼降罪己詔，要麼請法師作法，希望通過人事的方式，將災害影響降至最低。瘟疫被視爲一種警告，統治集團在政治上的響應，往往要立即檢討施政的缺失。也正是這一倫理，統治者往往希望「修德以禳災」，而對於個體，則以修身避禍。這就是漢代賈誼説言之「天子夢惡則修道，諸侯夢惡則修政，大夫夢惡則修官，庶人夢惡則修身，若是則禍不至」 。

    反觀現今官場，已經背離古代「修德以禳災」 的倫理傳統。新冠肆虐如斯，北京竟以此論證中國制度之優勢。有人也會反問，如歐美等國，難道抗疫模式就比中國好？特别是香港，彈丸之地市民700萬，若以內地政府强力模式，全民强制檢測估計已經進行數輪，早將「潛伏在人民群中的階級敵人」找出來並消滅了。

 

    比較抗疫模式之得失，並不能用於反證制度之優劣。畢竟，瘟疫不可能永遠肆虐，而制度對於個人的影響卻是長遠的。我們不妨多問幾句 : 在瘟疫中，政府採取强力措施的權力來源是什麼？是民意同意，還是長官意志？是科學決策，還是出於政績考量？如果，因爲天災而促成公權力無限擴張，對於個體而言，那絶對是天災加人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