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媒達人} 方可成
游走牆內牆外 拓社交平台新空間
曾曉玲 17/01/2021
Telegram創辦人Pavel Durov說，我們可能正在見證人類史上最龐大的一波數碼移民潮。WhatsApp設限期要求用戶同意與facebook共享資訊，fb上鋪天蓋地是朋友貼出的MeWe二維碼、執包袱轉會到Signal的懶人包、成功登入自己ICQ的懷舊潮。研究政治傳播、社交平台如何影響世界的方可成這些天困在家中隔離，也目擊這場網絡遷徙，「有移動、有質疑，才有新的可能」。不過趁着這個時候，他覺得正是一個好時機認真去想我們心中理想的社交平台，究竟是何模樣。「我們反思的方向不僅局限於不要審查、不要數據被收集就可以了，其實問題複雜很多。」當阿侵被各平台封殺、fb與WhatsApp展現「我話事」的專制、「香港編年史」網站被禁，網絡世界一片兵荒馬亂，隔住個mon聽方可成的看法與故事，他保持一貫理性與實際，卻令人感到一種服下心靈雞湯的安定。也許是見他游走「牆」內「牆」外依然充滿活力，一句舉重若輕的「不必過於被驚嚇到吧」，像搖搖大家的肩膀，醒醒，不要慌不要怕，做該做的事就好。
去新平台是為了什麼？
方可成高中拿過數學比賽的安徽省一等獎，阿媽總想他讀理科、留在實驗室過無風浪的日子，但他選擇在北京大學讀新聞，在《南方周末》做一個記者。這家報社被視為內地的自由派媒體，但2013年發生「新年獻詞」事件，當年一篇《中國夢，夢之難》的獻詞被廣東省委宣傳部勒令修改，此後一兩年，不少編採人員各散東西。
他正在這一年離開工作3年的《南方周末》，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讀博士，今天在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擔任助理教授。這不是心灰意冷走上學術路嗎？他爽朗打個哈哈，「沒有啦，因為去美國讀書是需要前一年的下半年申請，我2012年就申請了」。方可成總是不慍不火拆開各種「炒埋一碟」的問題，他分析當時內地媒體的困境：「這更具體是跟整個時代背景有關係吧，2010年之前，是中國內地調查報道的黃金時代。我開始工作的時候是2010年，那時下降的趨勢很明顯，尤其2012年之後，那年有兩件重要事情，一個是習近平上台，他上台之後政治上的控制變得更加嚴格，另外一點就是媒體廣告收入下降得非常快。」
報紙影響力大不如前，他開始闖蕩於不同平台之間：在微信公眾號（即似在fb開專頁），建立針對新聞從業員、學生、研究者的收費計劃「新聞實驗室」；到俗稱B站的bilibili網（類似YouTube的影片網）做up主（上傳內容者，即似YouTuber）；參與成立網站「政見CNPolitics」，成為時事評論交流平台；到YouTube一看，還有他新拍一條逛深水埗的vlog，這個傳播學系的老師，也像個乜都撈的KOL。
所有的事指向同一路向，不斷發掘新空間，從不放棄追求更好的世界。
如果高呼不要審查、不要出賣私隱，而從fb、WhatsApp移民到MeWe、Signal，他指出背後關鍵的問題，是用戶需要有更強烈明確的意識，「我到底去新平台是為了什麼？」
fb自設監督委員會 難解核心問題
「我非常支持大家去挑戰fb的權力，因為它的權力太大了，演算法影響太多東西。」方可成認為需要有權力制衡的機制，可考慮的方向是在平台決策上引入更多公眾參與，如監督其審核內容的方式。fb去年宣布成立如最高法院一般的監督委員會，包括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前法官、《衛報》前總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粒粒巨星，但他認為無法解決fb演算法、營運模式等核心問題，「fb為了不讓外界監督它，先做一個監督機制出來，但它請的人很高規格，不可能參與日常運作裏面，只能在個別案例上做決定」。
在自由市場，私營公司怎樣做是公司的決定，這個觀念值得我們深思，「像fb、twitter這種非常嚴重影響我們公共生活的大公司，手上的權力到達一定程度之後，我們是不是還能把它當成普通的私營公司？就像提供水、電的公司，提供城市生活必需品，政府一定對它有更多要求」。他說歐盟是很好的例子，「歐盟除了幾年前的GDPR（通用數據保障條例）保護私隱之外，又起草法案規定平台必須對上面傳播的虛假、仇恨言論內容負責，公權力肯定需要發揮一定的作用」。今次WhatsApp修改政策，歐洲是豁免地區。
新平台不收集數據 擔心活不久
移民時，私隱與審查是兩大考慮。私隱生數據，數據生廣告收入，是fb賴以維生之道。「我們需要想出新的商業模式，這是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一個新平台號稱不收集數據，那我就會很擔心它活不久，肯定會死掉的。」被下架的平台Parler，黑客爆出資訊保安做得差，百萬人資料隨時被入侵；MeWe的雙重認證一直只聞樓梯響，被不少IT專家質疑，他說這是錢從哪裏來的問題，小公司難同fb有資源提供更完善保安。「如果要用戶自己掏錢才能用，這就像Apple的模式；又可否有一種非牟利的平台？可能出自一些基金的錢或捐款，有點像Wikipedia的模式。」再想下去，「香港能不能有一個本土的平台呢？公司做可以，也可以NGO或合作社形式去做」。
想要一個怎樣的平台，其實也是想像我們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至於審查，他提出一個問題：「你覺得現在的政府很糟糕，可以批評它，但我們想要一個完全無政府的狀態嗎？那時一定是黑幫、犯罪者最猖獗，我們需要的是更負責任的政府，更好的content moderation（內容審核）機制，美國人用MeWe的時候，上面流傳非常多陰謀論，如說疫苗背後是全世界經營的一個陰謀。不去管理的話，就會謬誤勝過真理。」但他認為在既有平台，用戶依然可發揮它的創造力，「用戶可反過來塑造平台的特點，美國人用MeWe時在上面傳播什麼，也許香港人用就不一樣了。下一步能不能不光是依賴別人已經造出來的，創造新的東西？這當然更難，但有了移動、有了質疑，才有這種新的可能。」
他再推介看網站 newpublic.org，一個連結研究者、設計者、技術人員創建未來數碼公共的空間媒體項目，提出幾個原則：
˙Welcome，「不僅是有一個歡迎註冊的按鈕，而是需要有一個氛圍，用戶覺得自己可以參與，發言是安全的，不會被人身攻擊和辱罵，比如我反對特朗普，在平台上會不會也被尊重？」；
˙Connect，「讓用戶有歸屬感，和能不能促進不同社群互相理解」；
˙Understand，「基於準確的信息討論，形成關心某個社會議題的共識」；
˙Act，「如果社群面對很大壓力、不利的條件，能不能通過這個空間連結起來，應對挑戰，改變社會？」
在牆內各平台上不同的網絡實驗，他有過很憤怒的時候。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風風火火之時，他來到這裏，不久後因被舉報「港獨」，微博、B站、微信公眾號相繼被封，他坦白承認，「我其實在做很多self-censorship，知道在內地說話不可能什麼都能說，而且在內地做記者，每天編輯部都會收到指示，什麼東西能報道，什麼不能，所以我明確知道什麼東西能說，我寫的東西根本沒有什麼政治上敏感的東西」。
以流行文化探討嚴肅話題
《南方周末》事件後，內地調查報道的空間明顯收窄，但他不相信調查報道會從此消失，「一些新的人在做新形式的調查報道，例如一個叫『獸樓處』的自媒體，這個微信公號寫了《疫苗之王》的文章，監督一間疫苗公司生產的疫苗有問題，引發非常大的反響，甚至引發最高層領導關注，最後公司老闆被抓判刑」。而他除了經營「新聞實驗室」，還在B站開發「夜聊」，收讀者來信討論人生問題，「這跟我在美國接觸到的一些研究理論也有關係。之前做傳統媒體記者的時候，我會非常涇渭分明的分硬性、軟性報道，政治、文化娛樂報道，覺得中間是截然不同的，做最硬的東西最好，軟性的東西低一級，但現在很多東西是用娛樂方式去體現，政治和娛樂完全混搭在一起，很難區分」。連官媒央視也在新聞聯播之外推出《主播說聯播》，以一分鐘輕鬆討論時事的方式達到更大宣傳效果。利用流行文化的力量，方可成說做「夜聊」最滿意的一集，是從女生覺得自己不好看而自卑的來信，探討個人價值，「背後是倡導對女性和自身價值的肯定，和多元、互相尊重的社會，這不就是我們做嚴肅媒體也想達到的目的嗎？」他從做《南方周末》時期，已意識到媒體變化，「它最輝煌的時候，其實還是蠻有知識分子的精英氣息在裏面，可能沒有辦法跟最廣大的大眾連結在一起」，所以這一切看似較「軟性」的事情，「我是很enjoy，不是說沒有空間，只能做這個」。
微信被封號 仍想尋機會再試
可是當「新聞實驗室」微信公眾號都生存不到，他想，「唉，這個網絡環境真的不一樣了，曾經我還以為這是一個只要你做self-censorship，很注意自己說話，就會保證安全，現在只要是有人看不慣你，去舉報你，就很危險了」。他形容如同文革，因為沒「譴責暴徒」，就被編造安上「港獨」罪名。
但想法實際的他計劃再註冊一個帳號。如果不斷開又不斷被封，怎麼辦？「如果開了馬上被封，那我就算了吧，這個也需要去實驗的，因為中國審查系統很難說清楚，比如說去年有一個podcast叫《剩餘價值》，因為談及疫情的事情被封，後來改名叫《隨機波動》，完全一樣的人，一樣的內容，做得很受歡迎，也沒有人再找他們的麻煩。所以空間還是有，在中國做記者也是這樣子，可能有個東西，現在宣傳部門不讓你發，那你寫好文章放一會，三個月之後再試試能不能發出來，或者最近發了太多批評政府的文章，接下來就低調一點，不發太激烈的文章」，「反正就是有很多策略，不斷試探的一個過程」。
抵抗fb強權而移民，那邊廂「香港編年史」網站因《國安法》被封，香港人又在籌謀是不是要學習用VPN過翻牆生活，你的牆內經驗，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參考一下？他爽朗笑幾聲，「哈哈哈，我覺得（因為學翻牆用VPN）沒有太大必要，就算你認為之後會有牆，現在就enjoy this moment，到時候真的需要怎麼辦的話，很快就能學會的了」。不過牆內生活對還在牆外的人都有借鑑之處，「需要認識到政府那邊也是試探的過程，等於說兩邊都在試探，政府可能試探先做一個，看你們有沒有很大的反應，沒有很大反應的話再做下一個，是互動的過程」。但不要自己嚇自己，「在過程之中，不必過於被驚嚇到吧，在目前能有的範圍之內，繼續去做就好了，保持平常心就好」。
我問，你想得實際，為何不因實際悲觀？想不到這個KOL隨口說出一個「實際論」，「看到實際就完全悲觀的人，並沒有看到最深刻的實際，其實最深刻的實際，就是我們的世界非常非常複雜，一定是非常多的因素才導致現在的結果，也就是說，沒有任何一個原因能決定我們現在的生活是什麼樣子。北京要做什麼事情、特朗普要做什麼事情，都不是完全按照自己預想的方式去做。當一個世界足夠複雜，不是一定會發生什麼結果，就一定會有新的可能發生。」簡單舉例，「覺得因為有國安法，我們就完蛋喇，沒有那麼簡單，永遠有新的可能性發生，沒辦法預測未來是什麼樣子。」他的行動力由此而來，「既然未來有可能發生新的事情，那我為什麼不去攙和一腳？去弄一些什麼東西，說不定一點點事情有可能造成一些改變」。
研港社運 直播產生連結作用
他正為香港社會運動中直播帶來的影響寫論文，更去細看每則留言：「這本身很有意思，這是一種新的生產模式，亦是新的內容消費模式，大家不僅看記者、畫面，也看live comment，是參與式的一個觀看方式，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運動為什麼這麼團結，可以持續這麼長時間。就算你不能每周上街，但通過每周看直播，在直播裏說『be water』也好、『立場姐姐加油』也好，也是跟別人產生連結，五毛黨一出現，回覆8964之類的跟五毛打罵仗，也是一種參與，所以實際上這個運動不僅發生在街頭，同時也發生在每次直播當中。」
連結的力量是否也延伸到今天撐特朗普、反fb的浪潮？「這裏面有底層的聯繫，反建制是特朗普的主要特徵，顯然香港運動也是民眾對抗政治體制，是這樣一個反建制的運動，所以特別能跟美國極右翼提出的反建制思想發生共情，互相理解、支持，我覺得可以理解。」但他已拍片說過，特朗普是「對正確問題的錯誤解法」，回想一個建立美好社交平台（社會）的原則，連結、理解、行動，「如果社會本身基於錯誤的信息，基於兩派之間激烈對立，互相不能尊重，不能一起行動，就挺糟糕了」。不管撐誰，面對什麼環境，別忽略與人連結，「對香港人來說，特朗普只是外借的力量，之前是覺得太無助、太絕望，所以要抓住外界一切有可能的幫助，但赤裸裸的現實就是，沒有什麼外人能幫忙，只能靠自己，整個香港社會能不能非常有韌性的，做到互相支持、幫助、關懷，構建更好的社會？等美國換了總統之後，就真的要面對自己的問題了，沒有必要再去討論特朗普怎麼樣」。
方可成不會停，在試新項目「放晴公園」，「這是solutions journalism，我們更多的不是關注問題，而是有問題之後關注別人怎麼解決這個問題。試試看吧，起碼為大家帶來心理上的安慰，覺得世界上還是有一些好事在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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