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科」達人} 趙永佳 回望通識科：是公民教育的勝利 潘曉彤

{創「科」達人} 趙永佳 

回望通識科：是公民教育的勝利

潘曉彤   10/01/2021

1/ 設科原意：自主學習 不死讀書

    早在千禧年初，教育界已在討論通識科將成為新高中必修科，這班學者意識到社會趨勢和專業群體組織起來的必要，覺得這必須是個由下而上、由專業主導的組織，遂申請優質教育基金，成立香港通識教育教師聯會（下稱通識教師聯會）。這組織搞得認真，有入會制，也有內部選舉，趙永佳指被諷稱「教協B隊」的它往後成為了通識教育委員會編寫課程大綱一個必定諮詢的對象，委員會也確實因為聽到這些前線教師的意見作出過好些修訂。

    特首林鄭月娥月前接受電台節目訪問，說起這次通識科改革因由，指並非北京施壓，力陳科目自第一天已存在問題，「一個這麼重要、必修必考的科目，既無課程框架，亦無一些經審批的教科書，全部都是交予課堂，教師如何教授學生學習，是不穩妥」。追溯新高中通識科設立的原意，趙永佳記得很清楚，那些前瞻文件統統強調自主學習、高階思維、貫通文理等理念，為的是針對當時「死讀書」的風氣，通識科正是新高中改革的中心，「當時覺得通識科是達成目標的策略」。史無前例的重大改革，全部人一起摸着石頭過河，滿路卻是鋒利石頭，反對聲音紛紜，林鄭今天明言的憂慮，當天也有人提出，卻是出於執行層面的考慮——怕弱勢學校缺乏資源、教師負擔重又唔識教、對低下階層學生不利，「當時蔡寶瓊常說自己家裏沒有電腦，咁點讀呢？」

做研究粉碎對通識科偏見

    通識教育委員會同時負責編寫課程大綱和設計考評方法，趙永佳是第一批加入的成員，早前在風風火火裏辭職的考評局評核發展部高級經理盧家耀也是一員。委員會經年來回討論模式的設計，例如曾「返轉頭」思索容許選修單元，也曾考慮只設人文相關內容。最終科目出台，其中一項明顯的調整就是針對不同背景學生的能力差異，「通識是唯一一科，無論讀什麼學校，你都可以自己揀考試的語言」。對存在已久的質疑，趙永佳決定實實在在做個研究找答案，「我都要問自己這個問題，作為一個讀社會學的人，仲要係研究階級社會不平等的，不能夠掘個窿比啲𡃁仔踩落去」。最終研究結果粉碎偏見：4科必修科的成績中，與考生家庭背景關係最密切是英文科，其次是數學，再而是中文，最後才是通識。

2/ 通識科問題存在已久   歷年來只小修小補

    趙永佳說，早年通識教師聯會曾跟不同派別「拜吓碼頭」，「唔講邊個啦，泛民有人話一早好憎通識，覺得是洗腦科」。參與編寫課程的他也深知官方視這科為公民教育和國民教育的方式，「但當時的國民教育『未爛嘜』，大家都覺得要知道吓國情，泛民也沒兜口兜面反對，只是斟酌點做」。他承認這科的確「有任務」，大綱最初的範本反映了高層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經反覆討論後釐定的大綱大致沿用至今，「現代中國」的單元有兩個主題，一是探討中國傳統文化，思考傳統文化在現今社會制度的傳承，也學不同習俗，「我覺得ok吖，同學該不會覺得悶，也處理到，又真的跟他們生活有關，也不是說要點洗腦」。另一主題則關於中國的改革開放，他直指議題沒什麼忌諱，「敏感的內容坦白講都是由官方提出」。說背後agenda setting（議程制定）上確有少少傾向，「比如一定要有中國，香港都要有些跟法律有關的內容，身分認同都重要」。如說有政治考慮，他認為僅在用字選擇的層面，「比如講中國，講不講民主呢？我記得我們字眼上用『管治』，內地都講管治的，如何才算善治，議題裏面都有講」。

課程偏重政治   曾憂學生無興趣

    多年來高中通識科蓄意「泛政治化」的指控不斷，內地官媒多番批評科目偏離教改原旨，更曾作報道統計2012年至2016年連續5年必答題都是政治題，暫休兩年後又再次在2019年及2020年試卷中出現。趙永佳笑說眼見「今日香港」3個單元中有2個都涉及政治，自己也早有過課程偏重政治的感覺，甚至曾主動向教育局提議將「身分認同」和「法治與社會政治參與」濃縮為一，拓展「生活質素」以取平衡。他解釋，自己當年卻是單純從學生的興趣出發，社會氣氛與今天不同，年輕人普遍對政治冷感，只想避免製造票房毒藥。正正在那一年暑假，卻始料未及地發生反國教事件，為免被視為打壓，教育局建議暫時擱置修訂。

    趙永佳自2009年在委員互選下擔任通識科課程委員會主席，2015年曾率領委員會進行學科的中期檢討，回望當時，承認做到的少之又少，僅為IES提供指引，避免考生呈交萬字報告進行「軍備競賽」、梳理不同單元中重疊內容等小改動。他記得歷年來任何議題的修剪都一定有它的「fans」反對，即使委員和前線教師都同意內容太多太廣，但從來要達成共識才能行事，故一直無法大刀闊斧剪裁，例如曾嘗試刪掉「全球化」單元，結果在模擬試卷中發現與其他單元環環相扣根本無法獨立切割，最終只能小修小補。

    通識科面對另一大指控是「缺乏知識基礎」作「空談式辯論」。趙永佳反問：「「我們其實是不是可以教些概念？可是若正式納入正規課程裏，『概念』的選擇和定義咪好敏感囉，會是個大工程，好多人擔心你會定於一尊」。後來的權宜之計是交由教育局出版「資源圖」，卻不置於官訂課程之中，僅供教師參考。

歷史科試題風波   加固對通識科偏見

    「課程與考評的張力其實一直存在，後來因為有些質疑，令它變得政治化了。」說到文憑試歷史科試題風波，趙永佳認為對通識科產生連帶影響，牢固了固有偏見，「一直都有人質疑評卷，評卷員的立場會不會有影響。通識科的評卷與其他科目最大的分別在於double marking，甚至triple marking，希望避免這種問題」。他認為當人們有了「歷史係咁了，通識都是咁」的印象，日後改進將更難實踐。

3/ 科目改革跳過商討機制   「以前可坐低傾」

    六年為一屆的任期過後，因為要檢討整個新高中課程，累積了數年經驗的趙永佳獲邀繼續留任，直至2017年。回想在任期間，每次大型社會運動過後，衝着通識科的攻擊便更尖銳。例如反國教事件後，有評論直指通識科應為青年的激進社會政治參與負責，「除了張秀賢，黃之鋒、周庭等學民思潮成員好多都是第一、二屆讀通識，咪覺得同你有關」。趙永佳於是和研究生再一次嘗試以研究回應，透過與20名學民思潮核心成員的訪談，了解什麼科目對他們的政治參與影響最大，發現只有一兩人認為通識科有直接關連，「有人說起地理老師帶他到綠色組織，漸漸關注環保議題，其實好多不同渠道接觸社會運動」。

通識科對青年影響不是最直接

    攻擊論調卻一直持續，及至雨傘運動，是趙永佳印象中攻擊最為明顯的一次，中央政策組甚至曾出手資助他研究，「佢哋都想知，咁我就做一次囉」。研究發現，喜歡通識科的學生不論對性別、不同群體如新移民都更為包容，也偏向採取多角度思考問題，「例如問到工作機會應否先給男性，是很典型的gender consciousness問題，鍾意讀通識的女仔贊成率反而高點，不因為自己是女仔就直覺捍衛女性權益，反而可能考慮男生會不會是家庭支柱」。完成研究後，趙永佳仍不死心，執筆寫下一篇學術文章，投稿到《港澳研究》，「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的刊物，我其實好想向內地說明這一科，想大家不要亂講啦，我們嘗試去驗證。我們結論是通識科影響最多是間接，最大的影響就是打開了學生的眼界，讓他們更關心社會，而碰巧社會事務充滿了矛盾」。論文審核了一段時間，最終獲刊登。

    讀過通識科的新一代自中學畢業，有一些上了大學，與趙永佳在校園相遇。初代考生教他印象深刻，當年他和陳健民一起負責系內收生面試，「民仔in完返嚟好開心，『嘩！今年啲同學真係，點解咁精靈㗎呢！有嘢講，識講喎！仲要個個都好前衛㗎喎！』那一年貨櫃碼頭工人罷工，即使不是考試範圍的內容，同學也有關注，在面試中對工人展現同情，awareness是高了」。他肯定的說，通識科絕對是公民教育的勝利，「我們這一代青年人真的去關心社會了，即使沒有像有些人期許般所謂認同中國，國教上是失敗的，但回歸後，政府呼籲大家每一次選舉要投票，阿財爺財政預算之前都話來跟佢傾吓啦，這種公民意識在殖民地時代是沒有的」。他也留意到建制派後來的批評方向逐漸移到學生應付學科的壓力。

    這些年一直以研究回應抨擊的趙永佳謙稱不認為引起什麼作用，笑說自己只是幫吓口，「如果大家真的信研究，就不會這樣了」。通識科就「這樣」被突然下令改革，並有意於新學年馬上推行，趙永佳說這次不再是可以慢慢坐下來做研究慢慢影響，對於動機他不願置評，卻指「從結果上看，EDB態度變了」。一直以來他感覺與教育局在捍衛通識科上站在同一陣線，回憶梁振英時代，教育局上下都為通識科護航，甚至嘗試疏通建制的看法，「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每年都循例講下通識科，有一兩次我印象很深的是，吳克儉去立法局之前，我和一兩個通識科教師prep佢，一齊傾點答。有次他在會上仲舉牌講通識科的好處，他是真心想做好通識的」。

    趙永佳指當時的政治氣候都仍叫做要有商量，要跟機制，比如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如果有任何建議，還是要提到課程委員會再傾，「但現在是覺得可以唔用那個機制的，直接是決定了，就要做了」。他認知中，這次改革的方案在以往討論從未出現過，「之前最重大的建議只是將IES變成選修，都有人鬧，大家都沒想過現在這個更激進。印象就是，都沒想過要問你」。

4/ 通識科被矮化   如何死馬當活馬醫？

    土生土長的趙永佳是從傳統學制成長的一代，是舊學制裏的尖子，會考有6個A，「算唔錯㗎喇，但我唔覺得自己好叻，我係背書叻」。一直到高中轉校才開竅，因為遇到明燈——後來成為新華社香港分社副社長的毛鈞年，「他教我中史，第一堂講什麼呢？歷史唯物論和英雄史觀的分別。他完全用唯物史觀的角度講中史」。老師教馬克思主義，又建議學生讀艾思奇的《矛盾論》，啟發當時仍傻吓傻吓的趙永佳大量閱讀內地的中史書。中六暑假，他花了整整2個月時間到圖書館看書，以社科角度思考資本主義萌芽的歷史問題。「即使我是傳統學制出來，都好希望我們下一代有機會在比較開放的課程裏按自己的興趣探討議題，用不同角度、模式學習。」身體力行，幾年前，趙永佳和太太留意到小兒子內斂，也不勉強升學，曾在他升中時安排休學一年，讓他在社工帶領下探索社區，「我寧願他先識吓其他嘢」。

    「本來整個學制朝通識化方向發展。」趙永佳舉例，中文作文都好似答緊通識題目，歷史科也有資料題，「成個制度在慢慢改變，本來。我覺得是好的方向，本來希望這些方向可以繼續的」。然而，這次通識科改革橫空出世，他認為當只分及格與否，加上刪減課時，在教師角度，通識科變相被矮化，「都要理解，同學就算好想讀，當咁多嘢要讀，又覺得大部分時間都及格，就不會放很多時間」。

    現時方案雖未落實，但在沒有另一個機制推翻的前提下，趙永佳坦言未見有任何方法扭轉局面，「希望還有得傾，如果真係無，要真係諗吓這個框架裏點做才是最好呢？得番大半科，點教呢？」他想或許要「死馬當活馬醫」，想起當年葉劉淑儀的建議，說以專題研習主導也未嘗不可，「當課時咁少，教不到幾多，不如有個大的部分讓學生自己做個project，當然要有基礎，跟他們傾啲議題、點去做專題，好過要好短時間塞好多內容入去，可能真要抹咗佢再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