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無風雨也無晴：悼念民權巨人劉易斯 莫哲暐

也無風雨也無晴：悼念民權巨人劉易斯

莫哲暐   21/07/2020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多個黑人民權組織發動「為工作和自由向華盛頓進軍」（March on Washington for Jobs and Freedoms），超過十萬人在林肯紀念堂前集會，爭取平權與社會正義。其間，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發表傳世演說「我有一個夢」，祈願國人不再以膚 色論斷人，望國家真能活出「人生而平等」的立國精神。這篇演說，傳頌至今。然而在馬丁路德金演說前，一名二十出頭的小子也發表了一篇演說。年輕人慷慨陳詞，批判兩大黨，同時高呼：「我要對那些叫我們『要有耐性等待』的人說：我們早已說不能有耐性。我們不要循序漸進地獲得自由。我們現在就要自由！」這位義憤填膺的人，就是劉易斯（John Lewis）。

    我三年前到美國深造，學習社會運動理論。美國社會運動研究之興起，乃始於七八十年代。一群曾經參與或目睹黑人民權運動的有識之士，進入學院，開拓研究範疇。此前的研究，大多視集體行動為非理性的、歇斯底里的。然而學者如Doug McAdam等（其經典著作為Freedom Summer），以民權運動為基礎，推翻舊說，強調運動的理性部分。因此至今為止，社運研究的文獻仍然建基於民權運動，和其後受其啟發的女性運動、和平反戰運動，以及環保運動等等。

演說充滿激情、憤慨，和革命精神

    我就是因為閱讀了不少相關文章和書籍，而知道了有劉易斯這人。我的其中一位老師David Meyer，是政治機會理論（political opportunity theory）的主要論者，同時也是劉易斯的擁躉。他多次在課上表露出對劉易斯的敬意。他常常說，劉易斯非常年輕時已經加入運動，多次被捕被毆打。即使年老了，依然繼續推進民權事業。我曾經幫Meyer的一門課「抗議、運動，和革命」當助教。那門課因為是給本科生的，因此理論相對較少。Meyer主要希望學生閱讀有關民權運動以及槍管運動的歷史。我在這門課上，第一次觀看劉易斯一九六三年所發表的演說。當時實在有點震撼：這篇演說充滿激情，少了一點馬丁路德金的浪漫，卻多了憤慨和革命精神。如果說馬丁路德金的演說是呼籲同行者朝理想堅定前行，劉易斯的演說則是要把黑人族群的悲歌昭告全國，要同胞起而奮戰。之後，我在其他課的導修環節也向本科同學播放這段演說。即使重複又重複，依然感受到其威力。

    這段演說背後，原來有段故事。而這故事，正好也反映所有抗爭運動的內部張力。劉易斯當時是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SNCC）的主席。根據其自傳記載，在集會前一天，劉易斯抵達華盛頓，隨即被另一位黑人領袖Bayard Rustin叫去談一談。Rustin表示，華盛頓總主教不滿劉易斯的演講稿中，把「耐性」批判為「骯髒的字眼」。劉易斯同意刪除該行。到了集會當日，群眾開始遊行，而眾領袖都抵達林肯紀念堂，劉易斯再次被叫到一個小房間。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ACP）領袖Roy Wilkins要求劉易斯再度更改講稿，劉易斯不肯。其後Rustin、馬丁路德金，和A. Philip Randolph等與劉易斯商議，希望其減輕演講的語氣。Randolph更曉以大義：「我等這天等了二十二年。我一生人就是在等這個機會。請不要毀掉它。John，我們一起走了這麼遠，我們待在一起吧。」劉易斯最後決定接納，修改講稿。

血腥星期日    片段震動人心

    那個情景，可能就有點像戴耀廷、陳健民等教授和學生領袖如周永康等商討出路，繼而互有爭論。儘管張力永遠存在，但大家依然嘗試朝目標進發。「進軍華盛頓」成為歷史大事，但民權並未因而伸張，抗爭持續。劉易斯也繼續走下去。一九六五年三月七日，劉易斯等帶領示威者在阿拉巴馬州的Selma遊行（幾年前有一套電影即以Selma為名）。美國的南部是種族主義的大本營，而阿拉巴馬州更是惡名昭張。當他們抵達Edmund Pettus橋時（Pettus是三K黨的主將），一群州警已經戴上武裝等待。州警發射催淚彈，展開暴力鎮壓，毆打示威者。劉易斯被打至頭骨破裂，以致生命垂危。這就是「血腥星期日」，血腥片段經電視轉播全國，再次震動國人的心靈。同年八月，總統詹森（Lyndon Johnson）簽署《選舉法案》（Voting Rights Act），明確禁止選舉中的種族歧視。

國會內不忘街頭    被譽為「國會良心」

    然而種族平權的鬥爭從未停止。馬丁路德金一九六八年被刺殺，正好告訴國人種族主義依舊橫行，有色人種所受的壓迫並未因法案而得到真正解除。劉易斯也因此繼續奮鬥，但選擇了一條新的道路：從政。一九八一年，劉易斯當選阿特蘭大市議員。一九八六年，其再進一步，參選佐治亞州眾議院第五區的議席，繼而當選。其後他不斷連任，直到離世一刻。劉易斯選擇加入建制，不難想像必引發爭論。事實上在八六年民主黨初選時，他的對手Julian Bond同樣是黑人領袖，初選因而引發黑人社群分裂。我的另一位老師Francesca Polletta也曾發表研究，指出在建制內的黑人從政者，與在外的黑人運動人士，經常發生摩擦，難以調和。例如在如何繼承馬丁路德金的遺志上，建制內的人多有妥協。

    加入建制，或多或少都是妥協。然縱觀而言，劉易斯一直堅守信念，在國會內也不忘街頭，因而獲稱為「國會良心」。在六十年代，劉易斯被捕四十次。即使晉身國會後，繼續被捕五次。例如在二〇〇九年，他在蘇丹大使館外抗議「達爾富爾大屠殺」，衝破警方封鎖線後被捕。儘管劉易斯心火不滅，但間中也有與時代矛盾的一刻。二〇一一年美國全國爆發佔領運動，新世代挑戰華爾街所代表的資本主義政經制度。在亞特蘭大市也有佔領，劉易斯希望到場發表演說。然而佔領者內部出現分歧，未能達成共識給予劉易斯時間發言。他們的主要論點是無人比其他人更重要。佔領者後來邀請劉易斯在稍後時間發言，其卻因事未能到場。即使如此，他依然大力支持佔領，表示與佔領者同行。

    二〇一八年二月，佛羅里達州Parkland市的Stoneman Douglas高中發生槍擊大屠殺，傷亡慘重。一群倖存學生組織起來，在全國發起運動，要求加強槍械管制。三月，學生帶領國人，在華盛頓發起「March for Our Lives」大遊行，全國多地也紛紛舉辦遊行響應，估計超過百萬人參與。五十多年前劉易斯以青年身份在華盛頓陳詞，五十年多後他在亞特蘭大市與一眾青年一同遊行。他發表演說謂：「把那些無法對槍械投下反對票的人送回家吧！」

向港人表示：「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

    二〇一九年，劉易斯依然中氣十足。當時眾議院辯論彈劾總統特朗普，他大聲疾呼：「當你看到有些事情不妥當、不公義、不公道，你有道德責任去說一些話、去做一些事情。我們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孩子會問我們：你們做過了甚麼？你們說過了甚麼？對某些人而言，這次投票很困難。我們有一個使命和命令，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方。」另外對於香港的反修例運動，他也在一段錄影中向香港人表示：「我只想說：感謝你們。感謝你們所做的一切。永不放棄，永不投降。保持信念，並以和平、愛，與非暴力的道路去改變。」要一生堅守信念，貫徹始終，是非常困難的。很多人年輕時或許一腔熱血，漸漸長大或獲得權力後，便會變壞。希拉里變壞了，我兒時的偶像昂山素姬也變壞了。但劉易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劉易斯一九九八年出版的自傳，書名為《與風同行》（Walking With the Wind）。他在前言中提到一段兒時往事：他出生在阿拉巴馬州一個貧窮小縣。一個星期六的下午，他和十多個孩子一同到一位阿姨的小屋去，在屋前的泥地玩樂。突然風氣雲湧、雷電交加，他們立即走進屋內避難。風越刮越烈，小屋卻破舊不堪，開始被風扯起。那位阿姨立即叫眾人手拖手，每當屋的一角被扯起，便一同走過去。十五個孩子和阿姨就這樣與風同行。他說六十年代的美國，就像那小屋般，風起雲湧。但有良知的人並無離開。他們留下，連結，手牽手，共同渡過一個又一個的難關：「孩子手牽手，與風同行，這就是我心中的美國。」劉易斯走過了八十年的風風雨雨，打了一場又一場的好丈。如今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May you rest in po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