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21

冷戰中的柏林圍牆——變幻的2021 萬學賢

歷史角度:冷戰中的柏林圍牆——變幻的2021

萬學賢     07/02/2021


East Side Gallery


    1月29日早上,英國內政部公布了有關英國國民(海外)護照(現在已非特區政府及中國政府認可旅行證件,敬請留意!)申請特別簽證到英國定居的申請辦法。由1月31日起,持BNO的港人即可以申請英國居留特別簽證,並透過「5+1方案」可取得英國永久居留權。消息公布後的下午,各個新聞app及Signal群組很快就將中國外交部表示將不認可BNO為有效證件的消息廣傳。不少朋友在群組內都表示「鬆一口氣」,以及「釋放胡志偉!」(註)。似乎早前大家擔心的BNO出境問題已經事過境遷,現在只餘笑話一則——只是某超級市場不再接受「易X錢」或者「yuX」,反之亦然。然而, BNO仍然遺留下嚴肅問題,尤其是,在「新冷戰」下的香港,自由港的地位是否一定固若金湯?自由進出的權利永遠不會改變?有研究冷戰的朋友提及香港已成為「東亞的柏林」——猶如二戰後的德國柏林,位處於兩個陣營角力邊陲的前哨城市 (front-line city)。到底當日冷戰時代的前哨城市是如何一夜之間被圍牆包圍?而當中柏林封鎖又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演變和被激化?今日亦不妨回顧當時的歷史脈絡,了解大時代的變局。從自由進出的柏林,到陷於圍城的局面,可以是僅僅一晚之間的變局,便造就了幾代人錯過投奔自由的機會。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歐洲戰場。在1945年5月蘇聯紅軍的兩個軍團 ( 1st Ukrainian Front and 1st Belorussian Front ) 攻陷了納粹德國的柏林而正式宣告結束。戰後的柏林逐由蘇、美、英、法四强根據雅爾塔協 ( Yalta agreement ) 的協定劃分爲四個佔領區。其中,英、美、法陣營的佔領區佔地約186平方英里,涉及人口約200萬 ; 而蘇聯的佔領區則包括柏林大部分東部地區,佔地爲156平方英里,所涉人囗約100萬。在佔領初期,四個佔領區的邊界僅以普通的道路標誌劃分,而柏林市民亦可以自由流動。


經濟安排觸發對立


    冷戰初期柏林的居民繼續享有自由進出東西佔領區的權利,但情况很快便隨着蘇聯與西方陣營緊張的關係而改變。雙方的不信任和分歧,初期主要發生在戰後的經濟安排上。1945年末,蘇聯政府把柏林的工業設施國有化,並將其納人 Sowjetische Aktiengesellschaft ( SAG, Soviet Joint stock Conlpanies ),違反了戰後初期盟軍就戰後德國經濟安排的共識。及後,雙方的不信任繼續蔓延至政治層面。在1945年6月,德國社會民主黨 ( SPD, Germ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 和德國基督教民主聯盟 ( CDU, Christian Democratic Union ) 兩個戰後德國的主要政黨分重組及成立。同年7月,自由民主黨 ( LDP,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 亦宣布成立。以上政黨的成立,逐漸説明了蘇聯與西方陣營陸續以政黨政治爭奪柏林以至德國的影響力,爲1948年的柏林封鎖埋下了伏線。


    1948年6月,雙方的緊張關係繼續升溫,亦最終導致了第一次的柏林危機。大戰結朿後,美、英、法三國遂主張在西德和西柏林佔領區進行大規模的貨幣改革,以新的馬克 ( Deutsche Mark or West Mark ) 取代舊有的國家馬克 ( Reichsmark ) 。 由於在蘇聯佔領區內,舊有的國家馬克仍然流通,而東西柏林亦繼續人員和貨物流動,有關的措施震盪了蘇區經濟體系的穩定性,觸發了另一輪緊張的關係。在貨幣改革的數日後,蘇聯開始封鎖東西柏林的所有公路、火車和水路交通。除了三個通往柏林的空中走廊,西柏林對外交通完全被切斷。在柏林封鎖的24小時後,儘管緊張的氣氛未有進一步升溫,西方陣營空中運輸機以空投物資的方法暫時解決了陸路封鎖的情况。但各個陸路管道繼續遭到蘇聯一方封鎖,直至1949年5月12日,西柏林的居民只可以徒步的方法走到蘇聯區採購物資,生活各個範疇大受影響。在莫斯科的官方解釋中,封鎖柏林是為了保障貨幣和市場的穩定,以及確保貨物有效供應。然而,1948年的柏林危機只是整場大危機的一次大預演,當時的東柏林人民亦未能想到,往後進出邊界的自由需要以生命或監禁來換取。


    1949年5月德意志聯邦共和國 ( 西德,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 正式成立,在以美國爲首的經濟援助下,經濟重建漸見起色,亦同時引發了東德人民大規模外逃的情况 ( Republikflucht,desertion of the republic ) 。在1945年至1960年期間,超過250萬東德人經各個口岸逃離東德。面對大規模人口外逃的情况,東德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 東德,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 逐在1952年以各種的方式管制人口外流,並在5月下令接駁東西柏林的電車和鐵路被東德政府停止運作。而東西柏林人亦被禁止經任何交通運輸工具進出兩地邊界,藉此減少兩地人員流動,從而阻止進一步的人口外流情况。本身僅是正常出人的柏林人,亦要小心翼翼,減少行裝,以免被誤會爲「叛逃祖國」的一分子。


東德領導人  尋求蘇聯支持封鎖 


    1953年3月,蘇聯領袖斯大林逝世,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 Ulbricht ) 逐尋求蘇聯新的領導層 ( 赫魯曉夫, Khrushchev ) 支持,進一步封鎖柏林的邊界以解決人口外流的問題。烏布利希認爲開放的邊界是阻礙東德發展的重要漏洞,此漏動亦動搖了其德國統一社會黨 ( Socialist Unity Party Of Germany ) 的管治威信,因此有必要把邊界全面封鎖。然而,由於赫魯曉夫上台初期有意改善與西方的關係,遂拒絶了東德的要求。東德政府便轉而在國內實施更嚴格的限制人口流動措施。1954年,東德政府通過了The Passport Law of 1954 ,强制要求東德人民需要持有有效護照方可跨越進入西柏林或西德的邊界。在新的法例條文下,訂明任何東德公民在未有獲得批准下離開東德將會被判最高3年的刑罰,變相持有有效的許可證的東德人民或東柏林人才可以越過邊界。在1957的新護照法例,東德政府進一步「刑事化」離開東德的行爲,任何人有意或準備,甚至協助他人離開東德會被視爲干犯「危害國家秩序罪」。及後,離開東德國界的刑罰亦進一步提升至最高10年監禁,甚至與西德或其他國家的「不正常的聯繫」都被認爲是 unlawful establishment of connections ,均需接受刑罰。然而,以上的措施都没有對人囗外流的情况有太大的幫助,東德人仍然以各種的方式離開,投人西德的生活。


美蘇關係轉差   蘇聯同意「圍牆方案」  


    1961年3月,東德領導人烏布利希出席莫斯科會議時,再次提出以「鐵絲網圍欄」限制東德大規模人日外逃的情况,其建議再次被赫魯暁夫拒絶。然而,烏布利希繼續遊說莫斯科當局「圍牆方案」將是限制人口外逃的最佳方法,並最終在同年7月,在美蘇關係轉差的期間說服了莫斯科。最終,赫魯曉夫在 7月20日經蘇聯駐東柏林大使Mikhai| G Pervukhim,向東德傳達了同意有關全面封鎖柏林和東德邊界的建議。


    在莫斯科瓴導層就柏林對鎖作出決定後,駐德蘇軍很快便收到鳥布利希的指令爲行動作準備,並在翌日由當時紅軍副總司令 Ivan Yakubovsky 交託了上校 Antaoli Grigoryevich Mereshko 秘密部署相關行動,主要參與行動都是蘇聯駐德幹部,初步決定在8月13 日 (星期日) 開始全面封鎖柏林。


    1961年8月1日,東德領袖鳥布利希前往莫斯科交代更詳紃的計劃,並勾勒柏林封鎖計劃的具體安排和目標一一以封鎖柏林鞏固其德國統一社會的有效統治、制止西方意識形態對東德的滲透,並希望藉此迫使西方陣營最終在德國問題上讓步。莫斯科方面在1961年8月3日接納了鳥布利希的計劃,並表示華沙集團將全力支持。


    1961年8月13日凌晨,超過38萬的駐德紅軍參與了整場封鎖柏林和邊界任務。整項任務,根據資料,52.2公里的東西德邊界被鐵絲網分隔,過程動用了473公噸鐵絲網,47,900件大型混凝土柱,把整個東西柏林及東西德全面分隔起來。而及後亦在柏林的邊界建起圍牆,並向駐守邊界的邊防警察下達了「開檜」的命令。自此,直至1989 年11月,東西柏林和東西德就被圍牆分隔,東德人要離開東德便需要依賴各種意想不到的方法,包括熱氣球、鑽地洞、游過冰川等等,甚至冒着生命危險越過重重的障礙方可離開邊界。


新冷戰下  柏林圍牆對港的啟示


    近年更多國家釋出解密檔案以供研究像 「封鎖柏林」這類型的危機事件,大大豐富了我們對於冷戰時代高層政治 ( high politics ) 的了解,尤其是當中各國領導人是如何應對,或製造危機,從而達到其意識形態或政治上的目的。而在研究柏林圍牆這危機的形成過程中,冷戰史學者借助了蘇聯和東德政府的解密檔案,發現在冷戰的格局中,美蘇兩國的領袖很多時候都未能完全主宰兩個陣營間的互動關係,而是被動地受到自己一方的盟友影響。特別是在「封鎖柏林」的案例上,莫斯科的超級盟友 ( Superallies ) 一一東德的領導人烏布利希就發揮了關鍵的影響,促使了莫斯科同意並支持了封鎖柏林的方案。對於赫魯曉夫而言,他一直盡量避免與美方正面衝突,亦認爲封鎖柏林是充滿危險和不可思議,因而一直拒絶東德就封鎖邊界的建議。然而,在冷戰的背景下,東德領袖烏布利希與莫斯科有着不同的考量,爲展示對於其陣營內盟友的支持,最終不可能和不想發生的危機仍然發生了。柏林與香港當然是不能類比,然而「柏林圍牆」的演變,對新冷戰下的新香港又有没有什麼啓示作用?


註 : 民主黨前主席胡志偉因未有交出有效旅遊證件,違反保釋條件,還押至2月8日 (明天) 再訊


參考讀物 :

Wilke, M., & Perl, S. (2014). The Path to the Berlin Wall : Critical Stages in the History of Divided Germany. New York : Berghahn B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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