幽默對抗荒謬，真實抵抗謊言
煥發亮光的捷克新浪潮
林凱敏 02/02/2021
發軔於1963年的捷克電影新浪潮（Czechoslovak New Wave）雖在電影史上曇花一現，隨着1968年一場波瀾壯闊的民主改革運動「布拉格之春」被蘇聯坦克鎮壓後終結，然而，它締造的神話卻留下一道令人難以忘懷的光芒。即使1950年代捷克電影早在共產鐵幕下一直被審查噤聲，但一群電影人卻勇於突破障礙，在狹縫間迸發一連串滿溢黑色幽默、超現實、諧趣荒誕同時也回應社會現實的電影作品。
在政治路途上長期被外族人侵統治、含垢忍辱，「由一戰二戰到後來共産統治，基本上是幾十年甚至幾代人長期壓抑，捷克人由此培養出一種意志，一種以幽默應對的方法」，那可能是自小在家中潛移默化的，香港獨立電影節專題聯合策展人之一陳序慶如是説。在新浪潮電影中，不難看見這種人民長期練就而成、面對荒謬仍保持幽默的特質。
捕捉真實社會及人性
背景與電影史上其他新浪潮運動有類同之處，捷克新浪潮一批電影人對當時的主流電影同樣「有某種反思，甚至唾棄」。在共產體制下，製作電影的資源由官方把持，而蘇聯對電影製作一般較為重視，陳序慶舉例說，自愛森斯坦時代的電影《戰艦波特金》和《十月》可見，「十月革命前後的電影絕對具宣傳作用」，遍至東歐各國，電影學院及電影製作也得到較充裕的資源分配。可是，即使有別市場機制的生產模式，能慢工出細貨，緊貼政權意識形態、虛假失實的舊電影，令1960年代鼓吹解放思潮的一群捷克電影人深惡痛絕，「他們開始反思，如何找出逃離掣肘的方法，發展新路線」。
孕育捷克新浪潮的1960年代，陳序慶比擬如貝托魯奇能借紫禁城拍出《末代皇帝》的1980年代中國，他推想這大概源於共產治下一種「時鬆時緊」的政策，以及黨內開明派的推動和倡議，同時捷克電影人趁機重煥光影魅力，共同締造了一段短暫的光輝歲月。在較開放的時代氣氛下，新浪潮諸子開始摒棄隱惡揚善、歌功頌德的舊電影，試圖在現實生活中捕捉真實社會及人性。「他們不再拍官方大題材，反拍攝庶民生活，或是工人、普通市民、小店販的生活」，一些電影人甚至愛起用非職業演員。也由於電影器材的改善，輕巧的錄音及拍攝器材便於捕捉街角巷里的真實生活，故在新浪潮電影中「會看到紀錄片的影子，或是真實電影（cinéma vérité）的影子」，陳序慶也提到，這相近於法國新浪潮的軌迹。
以幽默荒誕尋找出口
在此脈絡下，發展出捷克電影史上多部百花齊放、大放異彩的新電影。後來兩奪奧斯卡最佳導演獎、較為人熟悉的捷克導演米路士科曼（Miloš Forman），在新浪潮時期拍過名為《消防員舞會》（The Firemen's Ball，1967）的電影——小鎮上的消防員團隊為前局長辦致敬舞會，卻錯漏百出，陳序慶笑言，導演當然在「嘲諷一群官僚人員的笨拙」，卻以滑稽、喜劇手法，幽默極致。其中一場講到舞會抽獎環節，但在抽獎前一些禮物不翼而飛，作為長官的司儀此時在台上奉告偷竊者，在熄燈期間請把禮物放歸原處，「那麼我們便既往不咎」，滑稽的是後來每次熄燈，禮物消失得更多。此類富黑色幽默的情節，如陳序慶所說，正是「嘲諷官僚體制，鐵一般的紀律竟落得如此糊裏糊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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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 Sedmikrásky |
除幽默的敘事手法外，面對極權，電影人亦荒誕奇想、超現實的方式尋找出日，《焚屍人》，( The Cremator，1969 ) 和《劊子手夢遊天空之城》( Case For A New Hangman，1970 ) 便是其中例子一一以幻想中的復仇情境「提供對現實的一種反撲」，陳序慶舉例説，「可能現實中他們很窩囊」，但在形態扭曲的背景下呈現在幻想過程中，如何置對方於死地。另一位出色女導演齊媞洛娃 ( Véra Chytilová ) ，也在新浪潮時期拍下不少超前電影，其中以 《雛孖菊》 ( 1966 ) 這部偏鋒的前衛電影最爲突出。電影没有明顯情節，兩個恍若雙生兒的女子四處闖蕩，放任瘋狂，如拼合普普、達達主義的連環圖，光怪陸離的鏡頭接連不斷，其中一場「她們在酒店ballroom參加大型宴會，滿桌都是奢華食物」。前文雖談到新浪潮時期摺疊在政局相對開明的時代，但審查、禁片依然存在，這部出其不、充滿喻的電影，成功讓官方看得一頭霧水、但最終仍以浪費食物爲由被禁咉。
流亡的人與留下的人
活在禁片時代，捷克電影人仍嘗試挺直腰板，拍出真實生活中絲絲滲透的苦困，淚中有笑，笑中帶淚，或明或暗對政權提出質疑。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後，新浪潮運動仍有短瞬餘波，在思考「去或留」的時代氛圍下，一些導演選擇流亡或離開故土，到美國荷李活或歐洲其他國家，例如 Ivan Passer 和前文提到的導演科曼走到美國 ; 憑《我的鄉親父老》(All My Good Countrymen，1968 ) 獲康城最佳導演獎的 Vojtěch Jasný 亦到西歐後往美國。但留下來的導演亦不少，譬如是剛於去年逝世的伊里曼素 ( Jiří
Menz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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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 Skrivánci na niti |
曼素改編文學作品甚多，與捷克小説家赫拉巴爾( Bohumil Hrabal ) 合作無間，擁有「捷克電影史，甚至電影史上少見的友好關係」。他改編赫拉巴爾或由赫氏編劇合作的作品達6部，其中以二戰時期火車調度員爲核心人物的《嚴密監視的列車》，曾獲奥斯卡最佳外語片獎 ; 塵封近30年的《失翼靈雀》也在1989年天鵝絨革命、鐵幕倒下後重見天日，後獲柏林影展金熊獎。赫拉巴爾描繪的常是底層人物，他們又總有化悲苦的能力，或在日常静好、粗俗戲謔間不經意流露對現世的理解，温暖幽默的感覺流露他對底層生活的禮讚。文學、在捷克新浪潮中佔有非凡位置，一如陳序慶引2015年在台灣辦相關專題展的聞天祥所説，「赫拉巴爾之於捷克新浪潮導演，就像黃春明之於早期台灣新電影的導演們」，例如侯孝賢和楊德昌等。
不難想像選擇留在捷克的電影人在布拉格之春後，過着一段有志難伸的日子，「在創作或其他方面也有更大箝制」，甚至被禁拍電影。而當中也有人在氣氛稍爲緩和後持續拍電影，「要面對嚴密審查，Jiif Menzel 也繼續拍電影，但轉而拍些鄉土題材」，陳序慶估計説，「也許真有『陰陽劇本』吧，可能交劇本時會避重就輕，寫得没那麼露骨」，避過當局審查。
帶動電影工作者思考
捷克人被逼出來的機智和生存智慧，以及新浪潮電影中以怪誕詼諧、黑色幽默等手法展現生命力一一今屆香港獨立電影節策展「捷克電影新浪潮」專題的陳序慶期盼，在香港的我們可從中借鏡。如以往「烈火鳥克蘭」 、「魁北克獨立電影」及 「若松孝二與足立正生」 等多屆影展藉專題呼應社會狀况，陳序慶説，這次希望從捷克新浪潮電影，帶動香港不同崗位的電影工作者去思考，在大時代下面對審查，「是否可以不先自我審查」 ？對於電影創作者，他望從中引發思考的是一一除了呈現憤懣，我們還可怎樣回應社會事件，有没有其他出路 ; 除了近年蓬勃的紀錄片，會不會考慮長篇劇情片？作爲電影節策展人之一的他説，「片源固然重要，但這次影展也想做到一種循環，令電影人看完電影後，有所啓發或參考，從而推動拍攝, 倒過來帶動整個獨立電影運動」 。
( 疫情關係，香港獨立電影節「獨立焦點一一捷克電影新浪潮」 將延期舉行，待戲院開放，電影節其他電影部分會轉爲網上放映，詳情見 : https://bit.Iy/2Y11vC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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