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燒書的年代 (「文革」倒影．十) 區聞海醫生

在燒書的年代   (「文革」倒影．十)

區聞海醫生    21/02/2021

    寫「文革倒影」，來到這篇要向讀者告退。這兒的安排是寫一組文章，不是作為長期專欄。文革是漫長的災難，寫了10篇約共2萬6千字，才算勾畫出它的開端。我預備在自己的網誌「區聞海小記」(aumanhoi.blogspot.com)寫下去，大約每兩星期一篇，字數比這專欄短一些。日後如有機緣當另覓園地發表。書寫文革並非為概說歷史政治，而是以故事向浩劫中的人致意，並且試看它在今天香港的倒影。前事不忘不一定能作為後事之師，但「不忘」本身是有其意義的。

    文革說到底是「人」的浩劫，那並不是漠漠的歷史也不是滾滾的洪流，猶如今天香港經受的劫，也不是漠漠的「二次回歸」或轟轟烈烈的「大時代」。「人」的浩劫也是文化的浩劫，見於對文物圖書和知識理性的摧殘。當狂熱偏執和狠毒的鬥爭意志摧毀常理，知識文化就連同知識分子一起遭殃。

超過秦始皇100百倍

    在不少慘案中，可見知識分子作為「臭老九」的命運其實在之前的反右運動早已被注定。1958年5月8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有一段著名的講話，是回應座上有人提到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468個儒，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我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100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是獨裁者，我們一概承認。」來到文革，「坑儒」數字比4萬6千更飆升十倍，而全國真的處處「焚書」了。

    開端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提出「破四舊、立四新」的目標，為要「破除幾千年來一切剝削階級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紅衛兵應聲而起。8月17日，北京市第二中學的紅衛兵寫了一篇大字報《最後通牒—向舊世界宣戰》(其後獲得《人民日報》經修訂刊登) 。大字報宣言不惜一切砸爛「四舊」事物，針對流行文化，限令一星期內銷毀所有港式衣裙、燒掉黃色書籍(即是任何言情小說) ；針對書籍，紅衛兵要求所有古書店馬上停止營業，其他一切書店和圖書館都要清理「毒草」，「不許這些東西再向青年灌輸資產階級思想」。行動得到官方報章讚揚，很快而升級至燒書行動。(〈紅衛兵「破四舊」的文化與政治〉，bbc.creaders.net/history)

    書籍的銷毀很多是一車車給送去廢品廠和造紙廠，不一定以火燒，但焚燒書籍有特別驚心動魄的暴力和權力意味，它往往與抄家和公眾批鬥同時進行。8月23日，北京印刷學校、女八中等校二百餘名紅衛兵，在國子監孔廟大殿的前院，焚燒北京市文化局所屬各劇院存放在孔廟的大批戲裝和圖書，文化界的名人包括蕭軍、老舍、端木蕻良等29個「黑幫分子」跪伏在熊熊燃燒的火堆周圍，被手持演戲用的刀槍棍及銅頭皮帶的紅衛兵毒打。(李伯重：〈中國人仍未告別焚書的愚蠢時代〉)

有《新華字典》就夠了

    知名學者全是重點的抄家對象。歷史學家顧頡剛被抄家，數千封信札被燒毀，歷時三日。梁漱溟被抄家，梁家幾代珍藏的圖書、字畫和舊式衣物統統搬到院子裡焚燒。梁漱溟是貼近社會的思想家，也算是毛澤東的入室學者朋友，曾與毛澤東多次促膝而談，早年在延安時期還曾在窯洞同榻而眠。文革過後，梁回憶抄家情景：「他們撕字畫、砸古玩，還一面撕一面唾駡是『封建主義的玩藝兒』。最後是一聲號令，把我曾祖、祖父和我父親在清朝三代為官購置的書籍和字畫…統統堆到院裡付之一炬…。紅衛兵自搬自燒，還圍著火堆呼口號…。當紅衛兵們抱出兩本大部頭洋裝書《辭源》和《辭海》時，我出來阻止了。我說，這是兩部誰都用得著的工具書，而且是一位外地的學生借給我的，如燒了我就無法物歸原主了。紅衛兵不理我，還是把這兩部書扔進了火海，還一邊說：『我們革命的紅衛兵小將，有《新華字典》就夠了。』」(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一九六六年「破四舊」簡記〉)

    狂潮到來，每一本古書也是罪證，家有藏書的人都惶惶然。有文章記述燒書情景：

    到了文革，家家戶戶都開始燒書。記得在文革狂潮即將到來時，父親每天晚上做飯不燒煤，都用舊書來燒火。一摞一摞的書籍堆在灶旁，父親負責拉風箱，母親負責把精裝書的硬殼撕下來，便於從灶口塞進去。記得他們都很驚恐，甚至有些慌張，恨不得立即就能毀滅所有的「罪證」。

    父親藏書很多，記得他重點先燒古書，後燒世界文學名著。就連我看的小人書也都付之一炬。記得一個夏初的晚上，昏黃的燈光下，父親不顧母親阻止，把家裡數十冊線裝書也塞入灶鑊中。那火焰噴出灶口有四五十釐米高。父親手有些抖，母親的眼神裡充滿驚怵。其中還有一些日文雜誌《大阪每日》，我想撿起來看，被父親嚴厲喝止。(老綏遠韓氏：〈文革閱讀經歷〉)

    上文作者也記述在文革時身在內蒙古，他的一個初中同學在包頭機械工業學校，「學校圖書館長是個漏網右派，文革中被整的很厲害。破四舊時，學生們要焚燒有毒的「封資修」書籍，他執意阻攔，後來被學生們用銅頭皮帶打的皮開肉綻，衣服被打的絲絲縷縷。」(老綏遠韓氏：〈文革讀書全靠偷〉)

    在燒書年代，大大小小的圖書館是戰場也是「救書」的基地。眼見單位和私人藏書被送到廢品店，湖南衡陽市圖書館一個職工借尋找湘南學聯文物之名，到衡陽市廢舊物資倉庫、衡陽市造紙廠等地搜集大量古書。(〈衡陽市圖書館〉，維基百科)

浙江圖書館力保書籍

    浙江一帶是傳統人文薈萃之地，文物古籍豐富，文革中銷毀的也特別嚴重，但位於杭州的浙江圖書館古籍部所藏百萬冊古舊書刊以及藏書設施都完整無損。一名古籍工作者憶述，圖書館管理員湯福璋在紅衛兵未來之前，及早把書樓內由歷代名人書寫的楹聯匾額全部卸下集中保存起來，換上各式革命對聯，書庫客廳中的大理石畫屏則全覆以毛主席語錄，紅衛兵到來，見了也不敢造次。(〈口述：文革搜書記〉，杭州圖書館網頁)

    圖書館人員也出動去搶救書籍：

1966年6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們古籍部的幾位同志正在吃午飯，突然電話鈴響了。電話那頭告訴我們：杭七中的紅衛兵正在馬一浮先生家「破四舊」、燒書，你們能不能派人去勸說、搶救？當時單位沒汽車，三輪車也只有一輛。接完電話後，我們立即踏上三輪車趕到蔣莊馬老家，只見門口的空地上火焰熊熊，紅衛兵正在把從馬老家搬出來的一箱一箱書畫、古籍往火堆裡扔。經我們勸告，他們倒也同意讓我們先挑選然後再進行處理的意見。於是，我們從尚未拋入火中的書籍字畫中，挑選出馬老的一批手稿、抄本，及朋友贈送給馬老的字畫和少量的刻本書。經清點造冊，搶救出的馬老手稿和抄本有百餘冊，字畫79軸，其中還有黃賓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馬老自書的條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餘套。(〈口述：文革搜書記〉，同上。)

    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下發《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保護文物圖書的幾點意見》，要求各地國家權力機關保護文物，銷毀文物圖書的狂潮才漸見止息。

    既有的文化是糟糠還是精華，毀抑或存，都在政治意識形態的轉念之間，這或者也倒影在今天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