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紀.玻璃大叔:安心做樣
鄧正健 18/02/2021
聽過一個多年前的香港故事:有一部美國電影要在香港拍攝,美國的布景設計師需要一張桌子,便請香港的道具師去做。設計師三催四請,問道具師做好了沒,道具師唯唯諾諾,說不要緊,到時一定會有。果然,拍攝當天,桌子在片場出現了,表面看來還做得不錯呢。但仔細看,桌子背面是沒有髹油的,因為不會拍到,而且也是沒砌穩的,能放不能碰,一碰便塌。美國設計師實在不明白,不是早就請你做的嗎?為何要到最後一刻才交貨,而且是交行貨次貨呢?香港道具師也不明白,不是及時交貨了嗎?桌子只是用在一個幾秒鐘的鏡頭裏,一晃就過,何必做得太足?
這是一個少年人不明白,成年人才懂 的故事。我是從陳冠中那篇著名文章 <我這一代香港人> 讀到這個故事的,讀時年少,覺得震撼,驚訝香港居然有這種思維,跟自小在幼稚園裏學到的所謂美德一一勤力,做事認真,别得過且過一一明顯格格不人。陳冠中最後總結説,這就是香港人的 Can Do 精神、港式精明和效率。這種精神當然不會在學校裏學到了,按陳冠中的説法,Can Do 精神浸染着他那一代、嘗了香港經濟起飛甜頭的香港人。而他没太仔細説的是,他們將 Can Do 精神也教給了下一代,不在學校,而是整個社會制度裹。然後這一代,就成了今人的社會中堅、給人蔑稱「廢中」「廢老」的一群。
Can Do 精神的苟且
Can Do 是什麼?美其名是效益主義,哲學一點説,就是整體結果的效益最大化。當然效益主義是一個標準很高的倫 理原則,本身就不合 Can Do 精神。問題在於要判斷「怎樣才能做成效益最大化」的成本很高,像那香港道具師,他當然不會跟你去計算,要付出更多勞力把桌子做好做滿的整體效益高些,還是輕輕鬆鬆敷衍了事的整體效益高些。他着眼的,只是眼前的單一目標 : 導演你不是要拍一個幾秒鐘、不用拍桌子背面,也不用碰到桌子的鏡頭嗎?好,我就做給你。於是你便明白,Can Do 精神的苟且之處,是它總能把事情簡化爲一個最容易達到的目標上,好好完成它,再自我感覺良好的説 : 你看,我已把這件事做得好好了。
今天他們把「安心」掛在嘴邊,説成是解決疫情的良方。很多人都知道,這是謊言,也知道這個制度性謊言符合了索忍尼辛邏輯 : 我們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他們説謊。他們之所以仍然在説謊,正是一種 Can Do 精神 : 目標是做出一張前後兩種顏色的桌子,前而髹上「抗疫」的顏色,給百姓看的 ; 後而髹上「監控」的顏色,給上面看的。然後呢,没有然後了、 抗得到疫嗎?監得了控嗎?不知道,也没相應的政治智慧去判斷。一切都是做做樣子而已。
有道是 : 臨時演員都係演員。他們在演戲,我們只關心他們演成怎樣。騙得到我嗎?或起碼,可以讓我假裝相信你没騙我嗎?上一代香港人經歷的,正是一部正面看美惀美奐、 背面看 「還是不要看背面好了」的大戲 ; 今天的,則是一部類似《一九八四》的反烏托邦電影,卻拍得甩甩漏漏。君不見所有政治謊言和社會監控技術,都是那麼紕漏百出,處處穿崩嗎?香港百姓正在看一齣典型港式爛片,樂此不疲的去捕捉每個鏡頭的漏洞。而拍戲的人,則死抱拍七日鮮電影的心態,快快趣趣搞掂 (Can Do) 佢,也没眼睇成品好壞,走的走,退的退,搵夠咯,咪收工囉。
自古王業不偏安,術業有專攻。不放棄把一張道具桌子做好做滿,跟不放棄北伐討賊光復中原,精神面貎上没有太大差别。不安心茍活,不滿足於做做樣子,保持挑剔,執著於存真求善,哪怕是如何令人疲累不堪,也得對嚴格意義下的效益主義心存信仰 : 要將其最大化的唯一之事,是整個社會的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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