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雨2：核戰危機》：從韓國回看香港 賴勇衡

《鋼鐵雨2：核戰危機》：從韓國回看香港

賴勇衡  06/09/2020

    韓國早已取代香港成為現在的「東方荷里活」，這不單指韓國流行文化在全球廣受歡迎，也指這一代的韓國導演當中，很多都從香港電影最輝煌的時期汲取了養份，尤其是港產片最擅長的黑幫類型及無厘頭喜劇。或許現在是香港電影向對方學習的時候了 — — 怎樣在逆境中奮發、如何認清自己的路，這些都是韓國和香港一直所面對的。《鋼鐵雨2：核戰危機》的學習對象還有荷里活，是政治驚慄及軍事題材，以假想的核戰危機來思考韓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定位。這種國際視野及社會意識，是主流香港電影中少見的。

    《鋼鐵雨2：核戰危機》和上一集《鋼鐵雨》的故事無直接關連，都是改編自導演楊宇碩自己的漫畫作品。楊宇碩最為香港觀眾熟悉的電影大概是以韓國前總統盧武鉉為藍本的《逆權大狀》，但他的雄心壯志體現於一系列以模擬推想（simulations）朝鮮半島未來局勢的作品。網絡漫畫《Steel Rain》在 2011 年推出，想像北韓領導人死後可能出現的危機，推出時剛好在金正日逝世之前，後來作品便被譽為有預言性質。乘著《逆權大狀》叫好叫座，楊宇碩把網絡漫畫改編成電影，一共五部作品，形成一個像 Marvel Universe 一般的假想世界。

    《鋼鐵雨》電影第一集想像北韓政變，要發動核子攻擊，美國及韓國的強硬派計劃則以「先發制人」為名，趁機消滅朝鮮政權。兩個分別來自南、北韓的主角，合力避免核戰爆發。鄭雨盛飾演的北韓特務，就像湯告魯斯在《職業特工隊》的角色一樣武藝超群；南韓一方的男主角則靠智取，是個深謀遠慮的外交官兼學者，大膽提出了「南韓也須擁有核武來保持勢力平衡」的想法。

    《鋼鐵雨2》則提出相反的進路：希望北韓放棄核武，同樣是保持平衡。以實力的平衡為和平之條件，這種觀點看來符合國際關係理論中的現實主義（Realism）。但其男主角，即韓國總統（鄭雨盛 飾）的設定卻是個智仁勇兼備的理想主義者，有聖人一般的情操，又靚仔，便有點超現實。然而楊宇碩的「模擬宇宙」的巧妙之處，就是把一個理想主義的意念安插在殘酷現實的處境中，然後作出戲劇性推想。《鋼鐵雨2》的劇情同樣涉及北韓政變，但其國際視野比上一集更宏大，把南、北韓能否和平統一的線索，連繫上釣魚台及獨島這些中、日、韓之間的領土爭議，再置於中、美兩國爭霸的博奕之中。在楊宇碩的演繹下，日、韓表面上同為美國盟友，但前者隨時會在背後插刀；朝鮮雖然時常翻臉炮轟南韓，卻始終是兄弟同胞。戲中的韓國總統雖然優秀，但在被多個更奸更惡的勢力包圍著，如籌碼一般不由自主。這種如棋子一般的處境，就如香港作為國際都市的現況。

韓國能突破多國博弈困局？

    但電影中最理想化的角色應該是虛構的北韓領導人，願意改革開放，為和平統一而放下身段，外語能力更勝南韓總統。兩韓及美國總統同時被困在潛艇狹小房間裡的一段戲，以荒誕喜劇的風格平衡核戰一觸即發的緊張情緒。這個美國總統角色明顯以特朗普為藍本，再加以小丑化，更粗魯無禮、驕傲自大，卻不是傻瓜。這段戲表面看來，只是商業電影增加娛樂性的手法，其實導演藉這個假想的情景，讓南韓有機會突破在多國博奕中被動的困局。本來在美朝峰會的情節中，男主角就像美國總統的下屬一般靠邊站；只有當三國元首被困之時，他才得到三方相對平等地對談的機會，並透過外語能力差異的笑話來促成合作互補，形成真正的三方高峰會。

    因為《鋼鐵雨2》不像上一集那樣多特工打鬥的動作場面，格局亦擴展至中、美、日、朝、韓的多角互動，再加上各國內部權鬥，要讓不熟悉國際政治的觀眾持續投入是一大挑戰：一方面，導演要避免觀眾眼花繚亂而跟不上；另一方面，又不能長篇大論，過份倚賴對白來解釋情節。楊宇碩在這方面的平衡尚算拿捏得準，把複雜的國際關係及陰謀在電影上半部大致解釋清楚，便在下半部加入槍戰和潛艇海戰等動作場面，加上前段提及的幽默情節和典型的韓式煽情，保持可觀性。

娛樂與社會意識兼顧

    《鋼鐵雨》系列顯示出韓國電影有香港電影所缺乏的國際視野。電影始終以娛樂性為主導，同時也就韓國在國際政治中的定位提出值得反思的問題。在結尾列出工作人員名單的部份，導演更藉男主角這總統之口，把信息直接投射向韓國觀眾 — — 這始終是民主國家，未來是掌握在國民手裡。於是導演便把焦點從一個未來虛擬的情景，穿透銀幕，轉移向觀眾/國民目前真實的境況。這樣以藝術介入社會現實，亦是韓國電影的優秀傳統，例如直視連環殺手的《殺人回憶》和促成法庭翻案的《無聲吶喊》。

    香港作為國際城市，同樣在大國博奕中作為籌碼；即使沒有軍事危機，但這個全球金融中心連像《沽注一擲》(The Big Short)或《華爾街》(Wall Street)一般的戲都缺乏。介入社會議題的電影，除了小眾的獨立電影，就靠許鞍華等少數創作者，但也集中於本地的範圍。在電影業最輝煌時期的「國際視野」，就是成龍周遊列國的冒險動作類型片、張婉婷等以離散群體為題材的文藝片，還有一些以移民為笑料的喜劇。然而香港在國際政治及經濟上的角色，則鮮有創作者在還有充分自由之時透過電影來思考。對很多投資者及導演來說，香港電影始終是「娛樂的歸娛樂」，而非像韓片般兼顧娛樂性與社會意識。莫非剩下的可能性，就是林超賢《紅海行動》體現的「主旋律國際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