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真相」——扯掉脖上鎖鏈才能尋找 王誕

世紀．五無閒話：一種「真相」

——扯掉脖上鎖鏈才能尋找 

王誕   04/09/2020

    有時候，真想為「真相」寫一首詩，但當我的腦袋裏溢滿真相那灰色的水泥，就透不了一絲縫隙，讓詩興的羽毛稍微光顧片刻。年輕的時候，不把裴多菲「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當作一首好詩，只因好詩不是街頭橫幅那樣的平民式對仗。而我現在的體內，能感受到華美的辭藻一片一片剝離後所露出的鋥亮如箭鏃的思想，每日都在舂着曾經那個陳舊的語言體系，才發現這句子本身就已概括了詩的實質。

    我還想斗膽做一個私人的修改，變作心底的 口號 : 「若爲真實故，自由亦可拋。 」 你得承認，不是每種空氣都帶着 「 自由」 的稟賦，它對我就像一口嗝上來的胃氣，我盡量不按原形給噴釋出來，亦不想污了那眼前一片形勢大好的鍋氣。自由是你的必需，卻不一定是他的需要。人能繞開「房間裏的大象」( elephant in the room )可能也是種值得竊喜的智慧。

 

記者對 「真相」 孜孜不倦

    我要説的是 「真實」，或者説更窄意上的「真和」。我在內地做了十幾年記者、有個不討好的毛病，脫口而出就是 「 真相 」，現在看可能就像懸壺濟世的那個壺一樣討厭。自從我跟新聞搭上關係，就一直困在 「柏拉圖的洞穴」 裏，有時候覺得我們這群人就是鎖着手腳在洞壁上看皮影戲的囚徒吧，卻還弄得像火炬手似的，煞有那麼回事，護着火種向洞裏的其餘人傳遞。

    2010年，我在香港讀完書、腦袋一拍就去了廣州一個報社實習。别小看那年頭，做記者是光榮的事，你一定聽過一句話，「記者是一個時代航船上的瞭望者」，這句話是行內的座右銘。我們圈裏的 「名記者」寫手記，篇篇都跳躍着 「真相」 兩個字，真相難得，我們像偵探，像警察，像情報工作者一樣調查它，把自己練成了武藝高超的職業結合體。

 

    至於我爲什麼要回內地做記者，怎麼會和真相博鬥上的？大多數的陸生是想在香港搵工的，但在我的意識裏，香港有一樣比不上大陸，香港的報紙多是 「豆腐乾 」 文章，有些也啁啁的，瑣碎又閒扯。可在大陸，就拿我們燈塔一般的報紙《南方周末》來説，一人承包整版不稀奇。説我是一口想吃成個胖子也行，想上天入地，一開始就寫吃筆頭功夫的東西。常你受到 「新聞理想」 的蠱惑，就變得急不可耐地想回去。

    「桃李春風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燈」，真的是這樣的 ; 10年後，我憚於再談理想，所有的幻覺都語焉成一句，「那時候，真的是好。」我是指那個逝去的世界所能給一個記者帶來的光環，任你上九天攬月，黃河捉鱉，跟官員捉迷藏，至少你嘗到了孫悟空的快感。俱往矣，「千古風流人物，還看抖音。」 

至少要再到一次香港 

    去年，我想我至少得回次香港，在街頭走一走。8月18號，我真的那麼做了。那天傾盆大雨，曳過崇光百貨到銅鑼灣港鐵口。排了半個小時的隊。有一種膠質狀的凝重把我固定在自己的傘下，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滴躑躅的浪花，用無數方陣般的間距，向海低訴着什麼，我只是一個偶爾投影在靜止的海洋裏的外星人，卻已經足夠。

 

   「真實」的邊界到底在哪裏？那我想用另一種方式來說明一一後來跟我同時回去工作的一位同窗給我發來一句微信說 :「那麼亂，你還去？」我没有回答，真是咬碎了答案吞進肚子裏。有個詞當今偶爾聽到，信息內捲化，我感覺我像是種U形滑板玩家，每一次被拋到高空都是爲了被向心力吸回更深的淵底。那根無時不在收束和變陡的軌道，我每一次下墜都想把它踏穿，但重力幾乎讓你失去腳勁，而只是化歸於它的威力的一部分。你知道，它可怖，可惡，它存在。

    誰會做唐吉訶德向風車挑戰？在一個殘酷但少有人發現它殘酷的時空裹，只有風車是「真實」，並且悍然存在，而其餘都像是它天花亂墜的倒影。

 

    後來，我便覺得，當一種本上的真實被撕裂成兩種「真相」，你只要越過邊界，走在另外一半褢，都像是個背道者。但那不代表真相不存在，它可以被製造成無數，但只有一個是真的。它是真實在人間的化名，但真相大重了，它不會主動靠近你，而只會像個擺放在殿裏的木乃伊，肅穆而陰寒逼人，有閒人勿近的拒斥氣質。不是每個人都願意去參觀木乃伊，不是每個人，都不顧前面是什麼，都願意走過去看一看。

 

    我也許多少還擺脫不了之前的職業意識，對於多數瘆人的角落都懷有敬意，甚至興趣，所以只要能往前抵達一步、就不會原地不動。正如紀德的小說《背道者》 ( 又名 《背德者》 ) 說的， 「眼下，我什麼也不想證明，只求認真繪製，並爲這一幅畫配好光亮色彩」。畢竟他老人家還認爲 · 所有偉大的作品，都必須有現實主義的基礎。

  

求道的「背道者」

    背道者在今天、也許不再是宗教上的悖離，而是你選擇了真相，不是視而不見，都顯得有雄壯的意味。在我們的盛世的媒體上，充斥着諸如「暴徒再傷警察」、「暴徒還不罷休」、「亂港分子」等等的標題，以及我曾經工作的電視台、如今的黃金檔欄目經常請一位家喻户曉的教授評點時政，教授經常是眉頭緊鎖着憂慮，用慈父般的語氣 :「我覺得，只要派深圳南山街道黨工委書記去街頭給他們宣講一下，什麼是深圳的速度……」

    接着的鏡頭，給了底下懇切的學生觀眾，他們的眼神在片背後流露出無比的懇切，那種單純無雜質，信念一股的肯定，彷梆在説一個「此在」的「真相」一一一這事很簡單，用深圳的速度或北京的富强服他們就行。於是，那個 「彼在」的真相就無從説起。

  

    能否跨過那道牆，完全屬於個人選擇的範疇。遊記在當今似乎有重大的意義和價值、它用鞋底揭開無明，雖然這個界總有一種「講話方式是完全由事先繃緊的狗鏈子牽制授意的」。這是去年的諾貝爾文學獎作家彼得 漢克説的，他的 《 多瑙河、薩瓦河冬日之旅 : 或寒爾維亞之公義》就是那樣的作品，爲科索沃戰爭裏的塞族人辯護，那些報紙上的烏合之衆，會把自己的書寫職業與法官的，甚至蠱惑人心者的角色混爲一談。

 

    「進行和平談判期間，其中一位與會者被描述如下 : 戰鬥轟炸機和長崎原子彈模型，塞爾維亞總統米洛舍維奇會更喜歡哪一個呢？」這真是千古流變，不離其宗的調調，警察的水炮車和深圳速度，你們喜歡哪一個？

    所以，當我那天站在海島的風球裏，到達，也許已説明了一切，更或許，没有一種虛構或者非虛構可以超越到達的意義。正如紀德在20世紀初預言的，任何一個偉人的文學作品，都找得到現實主義的影子，而我，恰恰在21世紀頭一個20年的尾聲裏，無比羨真實主義的影子一一雖然從我之前的人生，從未如此領悟過，真實是需要扯掉「狗鏈子」才能尋找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