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立專業 不需官方 曾曉玲

確立專業 不需官方

曾曉玲   27/09/2019

    具資深戰地採訪經驗的獨立記者張翠容記得，她第一次認識貧鈾彈遺害這個主流媒體不關心的議題，是從日本獨立攝影師森住卓的作品裏知道的。還有2003年單人匹馬到伊拉克採訪的美籍記者Dahr Jamail，鍥而不捨地花上以年計的精力，報道美軍投下貧鈾彈如何在當地造成深遠影響。她還寫過，伊戰前夕與時任美國國務卿鮑威爾的視像記者會中，身邊幾名美國記者在談根本查不出伊拉克何來毁滅性武器，然而許多媒體以愛國之名選擇掩蓋真相。

    當香港警察修改《警察通例》中「記者」的定義，她想起了這些。「這就是獨立記者的重要性。」

    現在通例認可政府新聞處GNMIS系統登記媒體及「國際知名」的傳媒。她說好奇怪，「什麼叫國際知名媒體，不就是英語媒體？可能一個媒體在當地很有代表性，只是你不知？」憂慮先例一開，「日後又有它的理由用他們的標準揀選媒體」。她問，警方做法會否逐步擴闊，做決定前有沒有諮詢？

    警方說，處長曾在2020年5月21日見四個傳媒協會的代表交換意見。

    香港攝影記者協會主席陳奕釗回想，「當日講到明假如會上提發牌，我們會即時離開，結果沒提」。倒是其中一個協會曾提議記者身上帶QR code，警員一嘟就能識別身分，「我聽完笑咗一下，QR code可以copy，如果由政府發出，又變了另一個問題」。會上還有香港記者協會、香港新聞行政人員協會及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新聞聯）代表參與。

    「其實QR code是我講的。」新聞聯副主席顧堯坤說，因為其時討論包括警方在衝突現場查核記者證件需時長，會阻礙採訪，故他提出此做法。誰來發QR code？他說未提及細節，但認為應由政府重新設一個發牌制度。記協主席楊健興則說，「警方覺得有些問題是冇得傾，他們考慮行動效率；但我們始終有個基本立場，沒什麼空間可退，便是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公眾有權採訪」。如此，兩人均提及幾個協會之間立場亦有分歧。

    之後有沒有進展？陳奕釗說：「佢（警方）久唔久打電話來傾吓偈，問吓意見，今次修訂宣布前沒通知過我們，是突然推出來的。」他形容中間與警方的溝通只如「傾心事熱線」，電郵給一個協會也會CC其他三個，「逼我看這些情信」。「他那天send信來說要修通例，我打給（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嘉銓，我話喂你咁樣真係影響到我班freelance的行家，他說我們再研究再傾傾。」他亦提及警方曾稱將與幾個協會有恆常會議，不過沒有落實。顧堯坤說：「一齊再坐埋同警方傾就冇喇，但新聞聯都有（與警方）傾吓偈嘅，講真我們偏向支持他們的，因為他們是執法人員，要好短時間做到effective的事。」

    跟警察傾過的4個協會是什麼組織？會員證原符合通例定義的是記協與攝記協會，記協會員證需每年續期，現有917名會員，其中604名以新聞工作為主要收入來源的「正式會員」具申請記者證資格；另附屬會員（不以新聞工作作為主要收入來源）47人；學生會員165人。會員按不同類別需提交作品、收入證明、介紹人等資料。記協今年發出記者證共99張，當中11人是自由撰稿人（freelance）。攝記協會的會員證亦是每年續期，現有會員167個，當中22人屬自由身，須七成收入來自新聞攝影，學生記者不會獲發會員證，而每名會員只限介紹兩人入會。新聞聯會員共1221人，採永久身分制，入會要有兩名行家作介紹人，聯會稱仍可聯絡的約800人。至於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的會員則有百多人，包括傳媒總編輯、副總編輯、採訪主任、副採訪主任等新聞行政人員，不包括自由身工作者。該會未有受訪，重申對警察新做法的立場是「對事件表達強烈關注，強調任何措施必須以便利記者採訪為首要考慮。」

誰才有資格做記者？

    鄧炳強近日受訪稱警方過去一年發現傳媒生態有變，以橙帶圍起封鎖區是針對「黃背心任何人記者」。誰才有資格做記者？顧堯坤認為政府要介入「執番正」，分別「專業與不專業的」記者。以陳奕釗作為攝記的親身觀察，反修例運動初期正值學生記者實習季節，「他們好多時唔知自己做緊乜，有時可能不知規矩是如何，如好多時我們不會站在警察前面」，後來學生記者減少，「留下一班網媒，他們經常用電話做直播」。兩者共通點是很多人以手機拍攝，zoom近令畫質變差，故會走近衝突點。

    楊健興坦言，記協能與學生記者「connect到」，「他們意識有些做法會引起爭議，但這還是一小部分，還有大部分是其他網媒，我們不多與他們有聯絡，接觸的確未係好夠」。陳奕釗則說攝記協會發出會員證的網媒攝記多是比較大型的媒體如HK01、立場新聞、TMHK，他也提及後來與大專院校老師聯絡，提醒學生記者，「看到效果是明顯的，他們會走番兩邊」，不過網媒難有統一平台溝通，「唯有空閒時間將做法一傳十，十傳百」。

    「傳媒生態不停轉，警察不應再將舊一套放在2020年。」陳奕釗認為警方改例是「因為新媒體影到對他們不利的場景」。去年學生記者及網台拍到警員在荃灣、西灣河開槍，「兩次都沒有傳統媒體捕捉到，我們還要找他們駁相，大家是互補不足」。

誰要適應媒體新時代？

    運動中萌生網媒以數十計，one-man band的自由記者、採訪不收分文的記者、靠捐款支撐的媒體，各種形態，民眾見怪不怪。警察眼中的傳媒生態又包括了誰？這些記者因收入或作品數量等因素，未必是警方會打電話關心的各傳媒協會的會員。如今本身已取得記協或攝記協會記者證的自由身記者，若不能與認可機構掛鈎，亦會被視為「任何人」。顧堯坤看警修通例「唔係咁大件事」，「現在科技咁犀利，（不可入封鎖線的記者）咪諗下點去做囉」。陳奕釗則說要適應新時代的是警務處，「電話生產商造到手提電話咁方便，畫面又靚，你唔去拉？」

    張翠容以自身經驗看，香港是「有些落後」，「媒體生態變得好闊，不能排除不同種類的記者」。「官方、非官方活動、警察不很習慣自由身記者的存在。」香港媒體亦不習慣為這些記者發證。「我曾到耶路撒冷，要以色列發出官方記者證才可採訪，我便通知某機構的編輯可否發證，他們立即把記者證寄過來，title會寫special correspondent或freelance reporter。」但她認為香港網媒「水平不夠」，「好多純粹要發出自己的聲音，或只為宣傳某些意識形態，我便不會浪費時間看」。如是，警方做法是否有理？「業界會有自我調節，讓市場去決定，傳媒教育是重要的，但不是由官方去教育，這是很荒謬的」。

    「這現象不是香港獨有的，我去周圍採訪，官方永遠想控制媒體，一個公民社會或專業領域，一定要有一些力量抗衡。」只是在她眼中，香港在反歧視法、禁止散播仇恨言論等方面也落後，「當公民社會這些方面不是很成熟，關注不多，就會變作由官方界定，公民社會應爭取主動權」。她說記協如更主動接觸一眾媒體，「可確立番專業地位，做些評核，不需由官方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