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一嵐的長情與端正 (「文革」倒影.三)
區聞海醫生 22/09/2020
前兩篇寫了一些鄧拓、丁一嵐夫婦和孩子的故事。鄧拓1966年自殺明志和保護家人,只活到54歲。丁一嵐在1998年去世,77歲。在歷史上鄧拓有特別位置,相比之下,丁一嵐好像只是5個孩子的母親、一個堅忍的女性、忠誠的黨員。我卻覺得她作為一個人就很不平凡,尤其是她的端正與長情。
很多文章記述了她對丈夫的長情。其中一個故事來自她的次子鄧壯:
「自從父親去世後,如果情況允許,在每年5月18日父親祭日時,母親總會給他寫一封信,然後把信燒掉,讓那一縷青煙把他們遠隔兩個世界的話語捎去。年復一年,母親就是這樣和父親表述著心聲,傳遞著感情。」(鄧壯,《詩思縈繞伴終生——回憶我的母親丁一嵐》)
十年文革未過去之前,私祭恐怕是唯一可行的悼念方式。寫信燒信除了是長情紀念,也是對自己療癒傷痛的方式。
1979年,鄧拓獲平反,官方舉行追悼會,限定不可超過600人,處級以上幹部才參加。丁一嵐覺得很不對:
「當時跟鄧拓他們一起搞《三家村札記》的編輯,哪有處級幹部?這些編輯後來都受株連了,受到很大的打擊,現在連追悼會都不讓他們參加,這對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電台打印了一個訃吿,印了一百份,寄給我們的一些朋友。開追悼會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寶山的紀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鄧拓的遺像做了兩個,一個擺在會場裡,一個擺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麼多年沒見過鄧拓了,看一下遺像也好呀!」((任捷,〈鄧拓自殺的前前後後〉)
「萬家恨雪 雲際長明」
追悼會後丁一嵐又寫了一封信燒給鄧拓,或者是最後一次了。信末說:
「還記得你給我寫的《心盟》嗎?我不會寫詩,但是我以你這首詩境寫了兩句:「山海風波 心盟永憶 / 萬家恨雪 雲際長明」放在你的靈前,算作對你的回贈。親愛的雲特(筆按:兩人相戀時期鄧拓以鄧雲特為名),你可以安息了。」(鄧壯,同上。)
「萬家恨雪」真是對文革的鮮明描寫。
鄧拓的政治厄運從1957年被毛澤東斥責「死人辦報」,被免去《人民日報》總編輯職務就開始了,文革被列為「反黨集團分子」、「叛徒」是最後的打擊。鄧拓受政治冤屈還可以回溯到抗日戰爭時期。這時期他在日軍後方遊擊辦報,丁一嵐亦在軍中。1943年,丁一嵐在山區逃亡中產下大女兒鄧小嵐。翌年夏天,忽然傳出國民黨有「搶救(地下國民黨員)運動」,名單牽連之下,整個河南的共產黨組織也被懷疑是「假黨」。鄧拓在抗戰前在河南工作過,還被國民黨逮捕入獄,釋放後才投奔共產黨抗日根據地工作,他被懷疑是否已受國民黨影響,因而要接受政治審查。夫婦兩人隨後被派往中央黨校參加整風學習,但不在一個隊,行將分隔兩地。鄧拓把自己的詩《戰地歌四拍》抄寫在一方絲絹上,臨別時送給丁一嵐,其中幾句暗暗傳遞了不甘之情:「入鄉有意從頭認,壯志縱成煙,不向蓬蒿浪擲!」
這方詩絹後來被冒死收藏。文革到來,抄家在即,丁一嵐把詩絹悄悄地縫在自己隨身穿的棉襖裡面。她在文革中屢受批鬥,終於能把這信物保存下來。日後,《書生累─ 深酌淺飲「三家村」》一書的編者李輝為要親見詩絹,往訪丁一嵐,兩人在「書房裡小心翼翼地在書桌上將詩絹慢慢鋪開」。李輝說像是見到它「重見天日」。
這些深情故事感人,但焦點仍在丁一嵐作為鄧拓的妻子,未見到本人的獨立面貌。在我接觸到的資料,有兩段故事能夠見到本色。
「血的控訴」見本色
丁一嵐1921年出生,15歲就參加了「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剛在北京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國組織。抗日戰爭爆發,她立即奔赴延安,先入延安陝北公學,然後入中央黨校,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這時她只有17歲。沒幾年她已赴華北敵後參加婦女救援和群眾宣傳工作。有一段故事突顯出她的血氣。1941年2月,河北平山縣一條村發生了一樁慘案:村內一名的「婦救會」幹部因為積極參加抗日活動,被她的公公、婆婆和丈夫活活打死。這時丁一嵐兼任《晉察冀日報》通訊員,憤然寫了一篇三千多字的通訊《血的控訴——陳珠妮慘案詳情紀實》,投往日報。鄧拓是報社社長兼總編輯,讀了來稿深受感動。這成為兩人書信往來和之後相戀的開始。
一個少女只有16歲就奔延安抗日,20歲就在抗日後方做革命宣傳工作並嶄露頭角,這在我心中有一些香港的倒影。那些總是說年輕學生衝動幼稚的大人們可以一讀那個年代的歷史。丁一嵐也不是孤立例子:1922年鄧拓參加上海紀念「廣州暴動」五周年的遊行因而被捕入獄,當時也只有20歲。當然有些讀者完全不會認同這樣的對照,「搞亂香港」怎可以跟義勇抗日同日而語?然而我看兩者並非完全不可比的。
第二段故事來自前面提到的傳記作家李輝在1995年對丁一嵐的訪談。李輝的本意是請丁一嵐口述鄧拓的往事,訪談還未開始,丁一嵐就把話題帶到李輝剛發表的一篇文章,質疑李輝對周揚(1907-1989)的評述不允當。
周揚是一個顯赫人物,早於三十年代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1949年後在中國文藝界有官方領導地位,親自參與和發動多次文化批判運動,受害者不少,因而有「文藝沙皇」之稱。他在文革期間被打倒,曾遭監禁;文革結束後,獲得平反;歷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中宣部副部長等職位。很特別的是,他晚年深切反省,向歷次政治運動的受害人道歉,又借青年馬克思的人本思想提出「人性論」和「異化論」,開明程度超前於官方容許的尺度。
端正品質珍貴罕有
李輝的文章以「搖蕩的鞦韆」暗喻周揚一生在權力和文化工作之間的往來搖擺,以「仕途」形容他的官位權力。丁一嵐極不同意。她說不能用這種世俗功利的觀點看周揚,認為他們那一代人用全部熱情擁抱著革命,吸引他們的不是權力仕途。有一段與李輝爭辯的話,擲地有聲:
「關於仕途,我認為不是當了領導幹部就是走上仕途,這是世俗的看法。在「文革」後可能這樣。我們那時投奔共產黨,不是為了當官,還沒有掌握政權怎麼當官?是要付出犧牲的。不像現在,有明顯的變化,許多人是為了仕途,有權就有錢。六十年代之前和七十年代之後,有區別。「文革」中造反當官,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吹牛拍馬可以當官,這才是仕途。」(李輝,《與鄧拓夫人丁一嵐對話:「我不贊同你這樣談周揚」》)
丁一嵐堅持,不可以把今天人們功利追求官位的心態套在前人身上。前人付出犧牲追尋理想,與追求官位是不容混淆的,這是她的執著。客觀看,她的看法不完全合歷史--倘若革命者保持純潔理想,全不爭奪權力地位,文革也不會出現了。然而這份執著很能顯出丁一嵐的端正。這點端正品質近似英文的decency。當時代顛倒,世道渾濁,端正品質變得罕有,就特別珍貴。這也倒影在今天香港的政治舞臺。
「文革」倒影.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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