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審查的新常態 何阿嵐

同場加映：電影審查的新常態

何阿嵐   27/09/2019

    電影院內早已坐滿觀眾，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從座位兩旁樓梯走到銀幕前，他背後是過分刺眼的藍色底色，配上大得過分的字體，作了簡單說明後，將銀幕上那份電檢處要求同時表明非導演們所願的告示讀出，「……當中有部分描述或行為，根據現行法例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像這樣的情况從未在香港電影發生過，但似乎將會成為新常態。

    由一群不具名的香港導演拍攝、製作，有關反送中的紀錄片《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於疫情放緩後重新上映，卻遇官方機構阻撓。兩部電影其實於今年初影意志舉辦的 「香港獨立電影節」上映，疫情爆發前也映過不少場次，直至主辦方爲電影申請永久放映證才出現問題。審查期間電檢處雖没要求删減影片內容，但就要求導演和影意加上警告字句，導演和主辦方不服被强制加入不屬自己想法的字句，但爲令電影如期上映，遂在警告字句前加人「由電檢處要求加人此警告」以表達並非導演想法，電檢處不滿，指不能指明爲電檢處要求 ; 其後在電影上映前兩小時才傳來放映許可，影片被標為III級。

    上映當晚影意志在臉書專頁公布事件來龍去脈，引起一片嘩然。崔允信認爲這一次過程中有很多令人不解的地方，加上警告字句的理據和準則在哪裏？發出III級告示後28小時，電檢處透過回應傳媒查詢，指因電影中有細緻記錄嚴重犯罪行爲，甚至有青少年使用具殺傷力武器的鏡頭，故修定爲III級 ，但無回覆爲何要加上警告字句。

    「有些人會説電影不是還可以上映嗎？導演也無可奈何，不是爲了放映而簽衰仔 (紙) ，但我們不想開壞先例，成爲往後必然的常態。試想想同樣情况放在劇情片，好像現在的中國電影，反映現實題材就要加上聲明才可行，壞人結尾一定要被警察捉走，這種做法本身就有問題。」

從冷處理變成主動阻撓

    影音志是一間專門發行香港獨立電影的電影公司，雨傘運動發生後，他們先後推出 《亂世備忘》、《風景》、《地厚天高》等反映當時香港社會狀况、政治人物的作品，一一被商業電影院以「商業原因」 爲由拒絶上映，崔允信直言打壓早在業界發生，不過最多都是冷處理看待，而且這些涉及政治事件題材的電影一直不欠觀聚和需求，從藝術中心或社區放映的反應來看，每次放映也有不錯迴響。

    過去亦有電影因爲政治因素而被禁咉或需要修改內容，唐璇1974年完成的《再見中國》，以及台灣導演白景瑞 1981年的《皇天后土》都曾經以「影響鄰近地區友好關係」爲由被禁映，徐克執導的《第一類型危險》則電檢過後，應當局指引將原有放置炸彈或爆炸場面删減、補拍及配音。

    從1988年11月實施電影分級制度後，表面上再没有因政治因索而禁咉或要求修改的情况，電檢處近年較具爭議的決定，都涉及電影中暴力和色情，例如 2009年，美國導演昆頓塔倫天奴執導的《希魔撞正殺人狂》在港上映時，發行商因應被評爲III級的問題，删剪了約兩秒的畫面，及後電檢處再審查後修改爲IIB等級，發行商亦同時發行兩個評級版 本平息觀眾對删減版的不滿 。 如今官方機構針對兩部紀錄片要求加插告示，不期然會令人想到是國安法實施後，有收緊藝術表達自由之嫌。

    拍攝過《十年 · 浮瓜》的郭臻近日放咉舊作時亦面對同樣問題，重新上映的《浮瓜》被電檢處要求在電影片頭必須加上「本故事內容純屬虚構」的字句， 「但這是劇情片，進場的觀聚不是早已知道這是虚構的嗎？」

侮辱觀眾判斷力

    《浮瓜》從2015年上映以來，不論是《十年》 ，還是單獨放咉都未見須有此動作。郭臻説新作《夜更》送檢時，得知處方多次檢查，「 原本一 部電影只需要檢查3至4次，但我聽説來回差不多10次，他們回覆因爲戲中有敏感內容，送檢時正好是國安法實施後不久，有手足在外叫口號、舉黑旗涉煽動，雖然未知會否定罪」。《夜更》的故事借一位淺藍的士司機角度看社運現場的聚生相，描寫主角的心態轉變，當中有黄藍支持者的對質。加了那字句，他們也標示了是出自電檢處指引，原來又不行，「電檢處是要我們 [自願]加上。身處在自由社會，我們相信觀眾的判斷力，而不是要爲他 們下定論，觀眾看完可以認同，亦可以不滿，電檢處的做法不單止侮辱創作者，其實也在侮辱觀眾」。  

 

    「言下之意，是不是出現 [光時] 口號就不行，電檢處有權判定有罪無罪嗎？不清不楚的做法，對創作者而言，變相是一種自我審查。」問起爲新作進行後製的許雅舒，她擔心電影上咉時香港的言論自由會進一步收緊，無法估算會不會連放映一部和社會運動有關的電影，都變成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爲。在這部未名命的新作裏，她讓演員投身在示威現場之中，拍攝過程更記錄演員被警察搜身的情况，爲了不想影響到其他參與者，只好取消列出工作人員名單。許雅舒慨言，「是不是往後只容得下一種現實，一種只有官方認可的現實？」三位受訪者都認爲現階段的影響無法估算，對方「搬龍門」式的立場，不清不楚，而且這種現象必然擴散到其他藝術形式，更壞的情况未來將會發生，「會不會發展到香港拍戲也要像中國電影一樣，先向官方申請，看過劇本並許可後才可製作？」 

    如果説電影媒介對社會産生的意義，除了提供娛樂，亦應反映時代的狀况 ; 曾經，1990年代的香港電影還可以拿政治人物、事件作爲故事，甚至開玩笑，但這種情况早已不見，電視與主流電影製作亦不願處理的現實問題，獨立電影製作似乎可以彌補這缺失。即時效果是可見的，不止一次在《理大圍城》和《佔領立法會》放映現場，看到觀眾因爲紀錄片導演們拍下示威現場的影像而感觸落淚，有年長的觀眾説要多謝導演更親身擁抱他們，年輕人看完電影公開表達不滿後憤憤然離場，中年觀眾未必認同戲中人做法，但會細問如何可以幫助被捕的人，電影院不只是個看另一個真相的地方，也爲過去一年多來人們的心理創痛療傷，成爲觀眾面對現實中無力感的感情出口，讓同溫層之間並不感到孤獨,。

    「雨傘之後幾年，我們搞了很多次放映，無論是電影院還是社區放映也好，也没有預計到對社會會有影響。」崔允信自言是次電檢事件反響之大，連林夕、黄秋生都在社交媒體上發言説想看。對後續之事，他説只能見步行步，「因爲你無法改變官員們的做法，你亦只可以持續去做，做到無法再做下去爲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