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6.20

「仍然是一隊警隊的問題嗎?」——專訪監警會前國際專家組成員Professor Clifford Stott 萬學賢

什麼人訪問什麼人:

「仍然是一隊警隊的問題嗎?」

——專訪監警會前國際專家組成員Professor Clifford Stott

萬學賢    28/06/2020



■問:萬學賢,香港研究者

■答:Professor Clifford Stott,英國基爾大學(Keele University)研究院院長,英國警政學者,監警會前國際專家小組成員


    轉眼間,香港已經歷了漫漫長路的一年,回到了6月的起點。早前有事重遊金鐘,感覺份外蕭瑟。朋友把車泊好後,走出商場,已見四野都是手持鮮花的行人,沉默地排着隊。人群的龍尾從太古廣場一直延伸到前往山頂的纜車站,甚至更遠的聖若瑟書院。另一邊廂,從灣仔軒尼詩道到中環皇后大道的一帶,盡是已配上裝備的防暴警察。或許對於很多在場的香港人而言,都未曾想像過短短一年的時間,香港已變成軍警密佈的地方。


    去年11月,中大停課,筆者走訪了位於觀塘的政府檔案處,翻查了港英年代「重組警隊」的檔案,並試圖了解香港警隊「被整肅」的一段歷史。當年港英政府在1977年的警廉衝突發生後不久,便成立了專家小組,邀請英國的警務人員來港着手建議「重組警隊」的方案。最終,英國的三人專案小組在1978年5月向港督提交報告,港府全面接納了專家小組的建議。同樣地,特區政府在2019年9月4日委任了五名國際專家小組成員參與監警會審視香港反修例運動以來的警務工作,並以此回應民間「五大訴求」中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然而,五人小組在2019年12月11日因「監警會缺調查權力」而集體辭職。筆者有幸聯絡到前國際專家組成員之一的Professor Clifford Stott。到底Prof Stott的觀點是如李家超局長所言「只是逗留在香港4天的人」的看法,而「唔需要講了」;還是Stott的觀點和觀察已觸及了更核心的問題,而特區政府只可以繼續撰擇掩耳盜鈴、視而不見?





問:首先,非常感激Professor Stott接受我的訪問。我可以先邀請你簡單評論一下現時香港的警政狀態嗎?你會如何理解現時的警察問題?


答:明顯地,香港現時的情况非常複雜,而我不認為今日的香港警隊可以不從整個香港政治形勢和脈絡下解釋箇中的問題。整個香港的政治背景正是,本來享有高度自治的一國兩制框架不斷被北京侵蝕。在這個背景下,整場反修例運動亦因為《逃犯條例》的修訂,進一步令北京政府可以直接干預和凌駕香港本身的政治和司法事務,而引發了大規模的民意反彈。今時今日的警政工作和警隊問題正正是發生在這個一國兩制異化的背景中,警隊需要肩負起壓制公民社會的反抗,從而不斷侵犯了很多香港市民的基本集會權利。


問 : 所以這已經不單是警政的問題 ! 如果監警會有權力去調查,你認爲問題可以尋找到解決方案嗎?


警隊認受性崩盤式瓦解


答 : 我想某程度上可以幫助重建香港警隊的認受性。然而,現時任何人都不能否認一個事實一一所有的數據都顯示香港警隊的認受性已出現「崩盤式瓦解」(the total collapse of perception of police legitimacy)。任何人嘗試去拒絶承認這個情况亦只是逃避現實。而警隊的聲譽亦無可能在今日仍然侵犯港人基本人權的情况下可以重建。如果特區政府有意識去重建警隊的聲譽,必須維持香港市民繼續享有集會及言論自由的權利。而更重要的是,亦是我們早前已作出的提議,香港政府必須爲香港警隊的角色重新定位 ( reorient ) 。 現時警隊是否把過多的資源投放在人群管制等警政措施上呢?明題地,在很多香港市民眼中都認爲這些是不必要的。而我特别想强調警隊的認受性是非常複雜的。當中政府亦必須解除 ( deescalate ) 警隊現時半軍事化組織的安排 ( their paramilitary formations ) ,例如近日防暴警察大規模截查一班穿著校服和牽手唱歌的學生,這些明顯無助重建警隊的認受性。明顯地,特區政府是了解眼前是有建設性的方法可協助警隊重建聲譽。然而,我認爲問題是爲何政府和警隊都選擇以現時的方法回應?


而這些打壓到底是戰術和行動上的決定 ( operational decision ) ,還是政治的指示 ( political directive ) ?如果這是政治的指示,無疑是無法解決眼前的困局。然而,假如這些都僅是警隊有關戰術和行動的決定,而不涉及政治官員的指示,這無疑等同於香港警隊已經進人失控的局面 。當前的特區政治體制內,某些人便需要站出來並約束警隊,尤其是現時社會的衝突和不穩都源於香港警隊。因此,現在的問題的本質,正是要釐清香港警隊對市民的打壓是政治決定,還是警隊本身的行動決定。


問:有講法是特區政府「只剩下三萬警察」去繼續維持管治,特區政府已經失去直接指揮警隊的能力,你怎看這個講法?如果事情是循這個方向發展,香港已進入警察國家( police state ) 的狀態?


北京是否已全面指揮警隊?


答:如果特區政府中已經再沒有人可以制約到警隊的行為,香港無疑是進入了警察國家的階段(this is by default already a police state),因為這意味着決定警隊在香港社會中角色的決定權已非特區政府中的官員。而警隊本身作為一支半軍事化的部隊,如果他本身不受政治控制和指揮,這將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然而,我們不斷要問:到底北京是否可以容許一支如此重要的部隊不受控制?我並不認為這是現時的情况。然而,我認為很可能是香港特區政府已經失去絕對的指揮權,但更重要的問題是,北京是否已全面指揮香港警隊。如果這是實際情况,這正正反映一國兩制邁向一國的過程。


而我想提出的問題是,現時香港警隊很多行動部署是不適宜的。現時的行動是以激化大規模的群眾,最終又以關押這班人作為目的(by radicalizing large section of the population and then imprisoning them for that radicalization)。有效的人群管理應是避免激化群眾,從而減少衝突和不必要的動員和使用武器。


問 : 回顧過去一年,你認爲如果特區政府早一點處理問題,今日 的局面會否不一樣?


答 : 會的。過去一年特區政府的錯誤可以歸納爲兩個範疇,一是警隊執行上,二是政府在政治上。如果在6月9日上百萬人遊行過後,林鄭政府其實可以選擇暫停立法,然而她卻選擇了漠視民意。她這決定直接導致6月12日的包圍立法會的示威行動。而當日的指揮官亦作出極爲錯誤的行動決定,以催淚彈驅散群眾。如果特區致政府在6月9日曾經考慮過暫緩有關立法,大概12日的事情不會發生,而其後的激化亦可以避免。因此,明顯地,特區政府的無能被當日警隊指揮官錯誤的決定進一步擴大,亦最終演變成後來更大型的民意海嘯。在這背景下,原本僅針對一項條例立法的民意反彈亦演變成更大規模的民主運動。


欠缺機制問責警隊


回顧示威者的「五大訴求」,不難發現當中兩項是與警隊職權相關。一是公安條例,警隊是否有權定性示威場面為「暴動」,從而以武力驅散群眾。二,在於是否有足夠的機制去對警隊的行為問責。現時的問題不是環繞警隊在6月12日武力清場,問題是在於現時或當時,已失去機制要當時在場指揮官為他們的行為負責。如果一個社會的警務隊伍不需要為他們的行為負責,這已是一個警察國家(If you do not have any form of police accountability. By definition, you are reflectively living in a police state)。因此這些訴求都是非常合理,亦同時反映都是6月12日整個過程中不同層面的失誤。


問 : 近日政府開始不斷以 「恐怖主義」 來形容示威者,你怎看這個情况?


答 : 我完全不同意。本身恐怖主義和恐怖分子這些詞彙是充滿問題,尤其是在香港現時的政治背景。英國政府亦曾經指斥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爲恐怖分子。事實上,政府使用這些詞彙本身是極爲政治化的決定。而採用這些詞彙本身無助爲現時的情况降溫。而明顯地,採用這些詞彙是爲了進一步誇大香港實際的保安情况,而稱示威者爲 「恐怖分子」 更是爲了製造國家公器以進一步逮捕和監禁有關人士。這些都反映北京的策略是進一步侵害港人的基本權利,而非為局勢降温。




後記——一語道破的問題


    監警會在2020年5月中旬,正式發表了審視報告。報告的內容提及了「警隊形象失去榮光」,亦形容香港社會「正被扯向一個恐怖主義的年代」。然而監警會的報告不敢亦不能提及的卻是,今日的警隊課題已不再純粹環繞警隊在執行職務時的表現,而是涉及「誰在指揮警隊」、「怎樣指揮」、「誰在激化衝突」等複雜的政治問題。妄圖簡單指斥「示威者不守法,警察所以要執法」,而忽略整埸運動的背景和香港的政治脈絡,答案當然是被簡化成「警隊需加大力度處理大型群眾集會」。然而,認清問題的本質是如此複雜嗎?或許事情本來就並不複雜,毋須警政專家的加持,就算留港四日,有心去觀察,亦可以一語道破箇中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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