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村」餘生：廖沫沙歷劫仰天笑 區聞海醫生

「三家村」餘生：廖沫沙歷劫仰天笑

 (「文革」倒影．七) 

區聞海醫生   15/12/2020

    政治冤案多文字獄，離不開羅織罪名、上綱上線。它厲害的地方還在於：明明是硬扣帽子，但即使受害者他朝平反，「帽子」罪名卻已深入民心成為標記。「三家村」就是這樣：所謂「三家村反革命集團」只是無中生有，但日後文革歷史卻常是從「三家村」說起，彷彿當年真的有三個志同道合的人物組織這麼一個「三家村」，要觸碰毛主席的什麼底線。事實剛好相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應邀合寫專欄，「三家村」只不過是一個有文學意味的比喻：人口寥落的一條小村，只有三戶人家也自安居。

    這個本來平常不過的專欄起源於1961年秋天，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的編輯想雜誌更加親近讀者，邀約鄧拓、吳晗、廖沫沙三人合寫新專欄。三人各有文才，並無統一風格宗旨，文章多是說古論今，談讀書治學、待人接物等；個別篇章會批評一下社會現象，但行文自有節制，因為三人在北京市各有要職，加上這是黨的刊物，下筆不會越雷池半步。《三家村札记》專欄從1961年10月開始，到1964年7月被迫結束，前後近三年才共發表了60多篇。我早年略讀過其中一些文章，說實在話，覺得溫和得很，甚至可以說有點平淡。

    當時，毛主席正在下決心，要瓦解代表著劉少奇路線的北京市委，「三家村」便成為江青及其文化打手班子的標靶，這是掀起腥風血雨的第一擊。

    批鬥《三家村》是連著鄧拓本人另外在《北京晚報》寫的專欄《燕山夜話》綑綁進行的。《燕山夜話》從1961年3月寫至1962年10月，140多篇。此前，吳晗的《海瑞罷官》文章和京劇本也是箭靶。

    《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记》的文章一般在千字以內，沒有長篇大論，也不故弄玄虛，平易近人因而深受讀者歡迎，在當時的文壇成為一縷清風，各地省市報刊紛紛仿效，短文形式的專欄一時蔚然成風。文革號角吹起，「三家村」在一夜間被打成「反黨黑幫」，全國各地趕快檢討，揪出許多「小三家村」「四家店」來，被株連的文化工作者數以千計。

「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

    置人於死地的批鬥文章有多狠毒，如今我們不會有胃口細讀，但那些兇惡語言在今天的香港也有不少倒影，歷史的確是鏡子。這兒選一些片段，讓讀者感受一下鬥爭語言的霸道。1966年5月8日，《解放軍報》登出江青寫作班子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開火》，指鄧拓是「三家村黑店的掌櫃」、「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頭目」，痛批《前線》、《北京日報》和《北京晚報》全是「射出大量毒箭」的反黨工具，「猖狂地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深圳新聞網，摘自羅平漢，〈被拋到風口浪尖的「三家村」〉，《文革前夜的中國》第5章第4節。)

    兩天後，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同步刋登姚文元近2萬字的重磅文章《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怒斥「三家村」是「鄧拓、廖沫沙、吳晗合股開辦的一個黑店」，指三人發表的各種言論「絕非單幹」，是「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指揮的向黨進攻。」文章更指控「三家村」活動的目的是「配合美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支持封建勢力和資本主義勢力」，以「顛覆黨的領導，顛覆無產階級專政」，最後作出這樣的結語：「三家村裡的黑幕多麼驚人，這一小撮人對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懷著多麼強烈的階級仇恨，他們對右傾機會主義即修正主義者如何無所不至地吹捧和支持。他們盼望中國變顏色，從紅色中國變成黑色的中國。」(鳳凰網，〈十年動亂第一案：「三家村」冤案內幕〉，選自季羨林主編《我們都經歷過的日子》。)

 

    紅色中國有變成黑色中國的危機，學生要起來保衛毛主席，這種宣傳在文革初期一下子泛濫，紅衛兵便聞風而起。

頑強而自得其樂

    「三家村」之中，鄧拓被定性為「叛徒」後在家中自殺以明志，吳晗被投獄，家破人亡，只剩廖沫沙一人歷劫餘生。廖沫沙被關入黑獄8年，之後又勞改3年。他在獄中堅決不肯認罪，被糟蹋折磨得不成樣子，到底也活過來。1979年2月「三家村」被平反，廖沫沙還親眼見證到「四人幫」下台。1980年11月，在北京審判林彪和江青的特別法庭上，廖沫沙是作證者。

    他是怎樣挨過冤獄的？廖沫沙的性格頑強，在關押期間設法自得其樂。他以香煙盒作紙、火柴當筆寫詩，日後結集出版為《餘燼集》。其中有詩句「書生自喜投文網，高士如今愛折腰」，半是自嘲，半是諷刺知識分子卑躬折腰；另一首描述自己被紅衛兵批鬥，詩句改寫自宋代程顥《春日偶成》：「雲淡風輕近午天，彎腰曲背舞台前。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拜年。」彎腰曲背是當時常用的「噴射機式」折磨方式，被鬥者雙臂擰後，頭被壓低至只能望地。

    文革中期監獄允許家屬探視，他的家人送來橘子，廖沫沙用大頭針和指甲把吃剩的橘皮刻上小兔、蝴蝶等動物形象，烘乾壓平放在窗臺上自娛。後來他刻花朵，利用「放風」的機會偷拾松柏小枝，作為橘皮花的綠葉，觀賞作品自成天地。(〈秤砣不含饃饃渣，幽默之中見莊嚴——廖沫沙書劄所見〉)

    廖沫沙在1975年出獄，隨即被押送江西的山林場勞改，途中專案組解除了監護，他得以讀報刊和聽廣播。當時報刊鋪天蓋地都是「形勢大好」，廣播也一律是「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廖沫沙不服氣，就從報紙上收集各種語言的「好」字的譯音，在香煙包紙上寫了一首打油詩《頂好歌》：「拿哈依提雅克西（維吾爾），依赫賽那（蒙古）亞古都（藏），恩特拉那（鄂倫春）古牙古牙（藏）瓦吉瓦（彝），費力鼓搗（英）火來熱（俄羅斯）…」他認為把very good譯為「費力鼓搗」是得意之作。

「最難過的時候，我就要笑」

    日後，廖沫沙在朋友面前常把劫難拿來說笑，常說，文章只能寫輕鬆的：「最難過的時候，我就要笑。」劫難的創傷未必真的那麼容易淡去，每當提起吳晗和女兒吳小彥的厄運，他就難過得說不出話來。他解釋為什麼自己在那種逆境下能比吳晗想得開：「因為我過去坐過牢，而吳雖是研究歷史的，但對實際鬥爭卻沒有多少親身經歷，所以這次運動一來，就把他搞蒙了。」 (〈歷史上的今天：1991年12月27日 廖沫沙逝世〉，新湖南網。)

    文革初期流行一首類似順口溜的政治兒歌：「鄧拓吳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打！打！打！我們堅決打倒他！」兒童在街上唱，在小學課室裡唱，跳橡筋繩時也唱，街知巷聞，成為很多小學生對文革的集體回憶。

    無知的兒歌與辛辣的批鬥文章一樣能傷害人。廖沫沙結束監禁生活回北京不久，年輕朋友劉茵去朝陽醫院拜望他，說出版社打算結集出版《三家村札記》。廖沫沙迸出笑聲：「哎呀，你不怕成為我們『三家村』的走卒嗎？」劉茵說，你們「三家村」四海揚名，連小孩都知道，只此三家，別無分店，想參加而不得呢！她把「仨黑瓜」兒歌為廖沫沙唱一遍。廖沫沙聽了，先是笑得前仰後合，繼而激動狂笑，笑而含淚：「哈哈哈…這…這得感謝江青那些陰謀家，她竟使我這個小人物舉世聞名、童叟皆知了！哈哈哈…」 (閻綱，〈廖沫沙長歌當哭〉，新湖南網。)

    劉茵說，頓時被笑聲震撼了。